蘇聯間諜佐爾格在中國名聲響亮，可知道他的伙伴索尼婭的卻寥寥無幾。索尼婭曾是佐爾格的手下，一生從未失手。二十年的諜報生涯里，她在中國、波蘭、瑞士、英國、蘇聯和德國之間穿梭，戰后有驚無險地回到東德，算得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最成功的蘇聯間諜。

        “索尼婭”是佐爾格為她起的化名，其本名為烏蘇拉?瑪利亞?庫欽斯基（Ursula Maria Kuczynski），庫欽斯基是她娘家的姓。索尼婭的娘家聲名顯赫，父親和哥哥都是思想左傾的著名經濟學家、德共黨員，出身于這樣的家庭，她天生就同情窮苦人，以資產階級為敵，16歲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歲便加入德共。

        在東德定居后，她以魯特?維爾納（Ruth Werner）為筆名發表了許多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1977年出版的帶有自傳性質的《索尼婭的報告》（Sonjas Rapport），這本書是應組織要求而寫的，寫成后卻因內容敏感而不能出版，直到總書記昂納克（Erich Honecke,1912-1994）拍板后才得以面世，但也只是刪節本，完本直到2006年才與讀者見面。

        索尼婭在中國生活工作了五年。在這里，她最先認識的是史沫特萊，通過史沫特萊她結識了佐爾格以及宋慶齡、魯迅、丁玲、馮達、陳翰笙、王學文等中國朋友——有些只是普通的朋友，有些則是并肩戰友。

在上海加入佐爾格小組

        1930年，新婚燕爾的索尼婭隨丈夫羅爾夫?漢堡嘉（Rudolf Hamburger，1903-1980）來到中國。漢堡嘉是索尼婭的第一任丈夫，是個建筑設計師，來滬是要應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建筑師職位。索尼婭特別想為中國共產黨做些工作，來滬之前她向德共中央作了報告，他們認為她的想法太天真，告訴她中共已潛入地下，工作環境極為艱難，不過后來還是通知她，到上海后組織會與她取得聯系。

        到上海最初的幾個月，索尼婭過上了資產階級的奢侈生活，成天不是請客，就是被請，不是打橋牌、打麻將，就是跑馬跑狗。對于這對用全部積蓄購買了單程西伯利亞火車票、因為囊中羞澀不去餐車吃飯而用自備酒精爐做飯的小夫妻來說，這真是另一種活法了！在上海生活的洋人女子不用做家務，也不用管孩子，成天無所事事，又缺乏知識和藝術上的興趣，這讓她無法忍受。隨處可見的中國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難，更促使她急切地想要找組織、找共產黨，去做革命工作，過有意義的生活。

        在上海，索尼婭認識了不少新聞記者，其中就有德國《法蘭克福報》駐中國記者、美國人史沫特萊，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

        相識不久，史沫特萊對索尼婭說，會有一個共產黨員來找她，是個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此人正是佐爾格，當時他的公開身份也是德國記者。達成合作意向以后，佐爾格交代給索尼婭的工作只是提供一個房間讓佐爾格小組成員會面，而不需要她參與具體的事情。就這樣，索尼婭二十年紅色間諜的生涯開始起步。

革命者的家屬如何成為地下工作者

        工作的第一步，索尼婭就鼓動丈夫從朋友家搬出，在霞飛路1464號租了一套幽靜的聯排式花園洋房，空間獨立，又不落單，利于佐爾格與同事開會議事。每周一次的下午會議，索尼婭從不參與討論，只是承擔站崗放哨的任務，有時她也把茶水送進開會的房間，不過為了不引起傭人們的懷疑，她很少這樣做——上海灘哪有洋人主婦自己端茶待客的！只有其他成員離開后，佐爾格才與她閑聊，當然他是要通過談話來了解和考察索尼婭。

        除了站崗放哨，索尼婭還主動承擔起向佐爾格提供各種訊息的任務。她聯絡十九軍，去醫院探訪傷員，與輕傷者聊天，詢問其出身和參軍及此次勇敢作戰的原因，了解他們對紅軍的印象、對在滬日本軍隊的感受。此外，她還搜集在滬外國商人的想法，并提供給佐爾格。

        漢堡嘉對妻子所從事的地下工作一直不知情。來開會的成員多是中國人，其中陳翰笙、顧淑型夫婦與他們平時就有來往，其他中國人則以索尼婭漢語老師的名義出入，所以并不惹人注意。直到有一天，佐爾格請求索尼婭收留一位受傷的中國共產黨人，她才不得不向丈夫道出實情。為了妻子及新生嬰兒，善良而寬容的丈夫雖不想介入地下工作，但也接受了既成事實。

        這位一點英語也不會的傷員在他們家住了兩周，盡管無法進行語言交流，漢堡嘉仍對他誠心誠意。后來，他成了一名共產黨，也為蘇聯做地下工作——一定程度上這是受到了妻子的影響，他也想由此來保全家庭，當然他原本就是左派知識分子，同情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

        漢堡嘉夫婦到滬之后，九一八事件爆發，西方各國不痛不癢地抗議幾聲之外，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動。一二八事件后，來滬的國聯簡直是在向國際社會演戲。盡管上海仍可保障外國人的安全，但在漢堡嘉夫婦看來，這已是明顯不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信號！漢堡嘉和他在法國同公司的朋友，即介紹他來滬的瓦爾特（Walter）先后放棄在滬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優裕的生活，加入蘇聯共產黨的秘密工作。

        1932年底，佐爾格離滬赴蘇。不久，蘇聯方面詢問索尼婭，是否準備好前往莫斯科接受半年的專業培訓，然后重返中國，索尼婭決定赴蘇，盡管事實上組織無法保證她重返上海后的工作安排。也是到了莫斯科，她才知道，佐爾格給自己起了個化名——索尼婭。

戰斗在東北的日與夜

        在莫斯科受訓半年后，索尼婭回到中國，被派往沈陽。這次她的領導是工人出身的恩斯特（Ernst）。盡管這位領導態度粗暴，索尼婭卻并不反感，她討厭的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對丈夫漢堡嘉來說，這種安排無疑威脅到他們家庭的穩定，但他毫無怨言，仍對維持婚姻保持著希望。

        在滬購得大部分裝配發報機的零部件后，索尼婭和恩斯特啟程北上，然而偌大的沈陽竟然買不到整流器，恩斯特只得返滬購買。那時的整流器是邊長20厘米的正方體，隨身攜帶很難不被發現。那么，要如何安全運出上海呢？漢堡嘉買了一個單人沙發，與恩斯特一起把里面的填充物取出，再將變壓器（整流器？）放進去，用繩子固定，再放回填充物，寄往索尼婭在沈陽住的旅館。兩個大男人的捆綁技術并不高明，抵達沈陽時，整流器幾乎要從沙發中掉出來，幸虧還有一根繩子拴著！總算是有驚無險。

        索尼婭在沈陽的公開身份是上海的美國書店Evans & Co.的銷售代理，對她來說，這份工作并不陌生，她曾在柏林的Ullstein出版社做銷售，也在美國做過半年的圖書銷售。作為銷售代理，她向撫順等地的大工廠、大公司成功推銷了一些書籍。

        1934年5月，東北的抗日游擊隊非常活躍。蘇聯總部交待的任務，是維持總部與游擊隊之間的聯系，并為游擊隊提供支援。要建立這種聯系困難重重，首先是語言障礙，雖然她在滬堅持學習漢語，但讀寫能力還很有限。不過，她第一次接頭失敗的原因卻并非語言。

        剛到沈陽沒幾天，索尼婭如約前往哈爾濱與一位姓李的中國人接頭。索尼婭在自傳體小說中稱，不知是誰的主意，接頭地點安排在一墓地門口，時間是在深夜！等來等去卻沒有人來，偶爾只有醉鬼走過。等了25分鐘，她不得不離開。次日夜里再次去等，熬了20分鐘，李姓同志還是沒來。索尼婭只好返回沈陽。第三次恩斯特前往，仍不成功。在沈陽的首次任務以失敗告終。

        后來聽說，這位被總部認為非常可靠的李同志，事到臨頭因害怕而逃跑了。還好的是，他沒有出賣同志。蘇聯方面只好派了一位蘇聯人來接頭。

        來人指示，索尼婭的首要工作是找一處安全的住處，便于發報，理想的地點當然是獨棟住宅。于是，她先去看了一位將軍的別墅，房子很理想，但租金不理想，怏怏而歸時她發現了花園里的一套石筑小房子——將軍的小妾曾住在那里，這里有地下通道通往大別墅。進去一看，三間木板壁的房間，廚房和傭人的房間在地下室，房租每月30馬克，一切都很合適！

        這樣的工作環境里，索尼婭愛上了恩斯特——她鄙視資本主義的一切，潛意識里要做無產者的妻子。恩斯特是個堅定的革命者，只是性格倔犟，行為粗暴，令人難以忍受——索尼婭懷了他的孩子，卻堅決不與他同住一室，也不打算為他而離婚。

        在這棟小屋里，索尼婭需要一周發報兩次——把中國報告發過去，再接收總部的消息，收發不成功，次日夜里再重新收發一次，重點報告游擊隊的行動計劃、吸納的新成員以及政治和軍事形勢。

        游擊隊員都是“兼職”的，平日里是工人、農民和職員，與普通人無異，只有到行動時才聚到一起。他們的行動主要是破壞日本人的鐵路線。索尼婭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給游擊隊提供制造炸藥的化學品——硝酸銨，這是農業上也需要的化學品，即便購買量大些，也不會引人注意。索尼婭和恩斯特就到店里一家家地問，有沒有硝酸銨、硫磺和鹽酸，其實這也夠危險了，但是把化學品送到游擊隊，才是真的危險！

        有一次，索尼婭在吉林與一個游擊隊長的會面，比夜幕下在哈爾濱墓地接頭更顯離譜。從吉林火車站出來，洋妞索尼婭在人群中已很出挑，來接她的中國同志叫了兩輛人力車，一前一后在沙塵飛揚的馬路上跑了約40分鐘。最后，總算在一個小棚屋前停下車，立即就引來一群人圍觀！進屋，上茶，遞上化學品。游擊隊員確實勇敢無畏，但他們的確不懂地下工作！

        后來索尼婭經常與被稱為“馮”的大個頭北方人接頭，有時在沈陽、有時在安東——他與妻子和兩個孩子生活在那里。馮也曾到她家里取貨。一次馮失約，索尼婭在接頭點只看到日本人在溜達。后來才知道，馮已被捕，日本人在他家找到了炸藥，這意味著酷刑和死亡。索尼婭一直牽掛著馮一家，希望能為他們做點什么，不過馮沒有出賣任何人。然而總部下令，要求她立即中斷與游擊隊的所有聯系并離開沈陽，這讓她深感愧對戰友。

 “最完美的間諜”，最幸運的結局

        離開沈陽，撤到北平。沒有具體工作，像是在休假，可實際上索尼婭的生活急劇轉折——她懷了恩斯特的孩子，可并不打算與他共同工作與生活，但她又不愿放棄孩子，盡管她的丈夫和情人都勸她放棄。對丈夫的善良與寬容，她一直心存感激，雖然與丈夫一起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最終兩人還是于1939年離婚了。1937年，索尼婭利用上海工部局提供給她丈夫回歐洲休假的機會離開了中國，又在蘇聯接受了一段時間的培訓——這一離開，就是半個多世紀。1988年她才終于有機會來中國訪問，并見到了老戰友陳翰笙，訪問了曾經在上海的住所。

索妮婭在淮海路舊居前

        離開國后，索尼婭在波蘭和瑞士做地下工作，后來到了英國仍從事秘密工作，并與自己的工作伙伴、一位工人出身的英國人結婚。在英國工作期間，索尼婭的父親和哥哥正在英國避難，作為經濟學家，這二位為索尼婭提供了諸多政治經濟信息，這些信息最終為蘇聯所用。

        索尼婭為蘇聯秘密組織工作20年，直到1950年回到東德，幾年后她專職從事寫作。1938年以及1969年，她先后兩次獲得蘇聯紅綬帶勛章。1977年《索尼婭的報告》出版，令她家喻戶曉，這幾乎使她獲得“最完美間諜”之名。而她的前夫與那時很多立志為共產主義獻身的左派知識分子一樣，既經受了敵人牢獄的折磨，也受到蘇聯的懷疑與迫害。雖然最終回到了民主德國，但已是飽受磨難。她在書中常常感念，很多戰友應該獲得更多的獎章更多的認可，他們的名字卻幾乎湮沒無聞。相比之下，索尼婭的間諜生涯幸運得多。要強調的是，索尼婭一直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直到2000年去世，兩德合并也沒有讓她改變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