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弱善良的小男孩野比康夫生活在充滿遐想的世界里。像阿拉丁神燈一樣，他也有一個可以隨時滿足他的愿望的小伙伴：一個高科技時代的阿拉丁神燈，藍色、可愛的貓造型的機器人。它的名字叫哆啦A夢。

        心理學家可以清楚地辨別出這個故事的原型：經常受欺負的孩子，通過創造一個幻想世界，來彌補現實的缺陷，保護自己不受侵犯。

        從1969年發行漫畫以來，這個故事受到普遍的歡迎，1979年開始制作電視動畫片，1980年后每年推出一部電影。哆啦A夢不但在日本廣為流行。結束長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封閉后，這是中國在1980年代引入的第一部外國漫畫，1991年，同名動畫片被引入中國。很多中國人因此也成了哆啦A夢的粉絲。

        2014年，這個憨態可掬的動畫形象竟然卷入了復雜的中日關系。成都一個關于哆啦A夢的展覽引起了地方媒體的集體聲討。幾篇有明顯關聯的文章認為，哆啦A夢代表的“尊重和友誼”與安倍政府對待侵略歷史的態度矛盾，因此要求觀眾思考日本“文化推廣”背后的“政治意義”。

        這些過于夸張的說法引發了中國年輕人劇烈的嘲諷，但上綱上線的指責反映了部分中國人面對日本和西方國家時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有其歷史根源。早在19世紀，越是大力宣揚中國文化優越論的人，比如康有為這樣的思想領袖，就越是擔心中國文化會在全球化時代失去自身特點。中國不斷在戰爭中受挫的經驗，使這種文化焦慮轉化成了受害者特有的心結。

        受害者心結導致強烈的敵我意識。這使人們精神緊張，富有攻擊性。一旦現實有風吹草動——如中日領土爭端，或安倍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往往導致過度反應。各國政府都曾借助大眾文化，向外界傳遞其友善信號，中國也不例外。按照撻伐哆啦A夢的邏輯，中國熊貓又何辜？

        受害者心結還會扭曲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的判斷與表達。盡管中國毫無疑問地躋身經濟大國的行列，因此有更多理由歡迎哆啦A夢，但普遍流行的“抗日神劇”也好，針對哆啦A夢的口誅筆伐也好，都反映出受害者的心結：無法接受事實，就代之以幻想——而這正是哆啦A夢潛在的主題。

        只有在童話里，這種做法才有充分的理由，因為野比康夫和哆啦A夢不需要長大。在現實中，放下受害者心結，才能走向成熟。成熟的國家有健全的心智，以面對事實，平衡歷史和現實，有勇氣欣賞多樣性，有能力為爭端劃定邊界，并真正認識戰爭，認識歷史，并以歷史為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