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在美國參加了一個由前國務院主官主持的“俄羅斯東山再起研討會”。不少美方發言者認為，普京總統志在恢復前蘇聯超級大國的地位，因此對付俄羅斯只有靠強硬手段，包括經濟制裁和戰略遏制，即便不能迫其就范, 至少可以逼其收斂。

        這個思路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基于對中俄關系前景的低估。可以說，冷戰結束以后，華盛頓圈內人多數認為，俄羅斯本來就沒有朋友,在國際上十分孤立，而中俄關系是互相利用的短期行為,不可能幫助俄重振帝國雄風。筆者對此類略帶傲慢的主觀臆斷不愿茍同,與發言者多次交鋒。這里不妨再做一闡述：

        首先，美俄兩家的歷史觀有根本差異。俄羅斯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普京在葉利欽治下的混亂中異軍突起,成功收拾了蘇聯解體后的殘局。在重建穩定的俄羅斯國家體制和公民意識的過程中，普京的歷史觀起了巨大作用。

        普京的歷史觀有兩大特點：其一，對歷史和現實政治的關系看得非常清楚，篤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二，他明確反對把任何歷史階段作為斷層的錯誤史觀——歷史是連續的，把某個歷史時期作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階段是對歷史的歪曲和褻瀆。

        早在1999年的那篇著名的“千禧年談話”中，他就明確反對階段論史觀，對沙俄時期和布爾什維克時期的歷史同樣尊重。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歷史和世界史不能由單一、壟斷的政治意識形態來解釋。所以，俄羅斯不能再來一次割斷歷史的、“勝者王，敗者寇”的革命和由得勝者壟斷的意識形態。國家的穩定與民生的改善需要結束內亂。普京這個超越政治派別的觀點在當時的社會大動蕩中獨樹一幟，深受民眾的理解和歡迎，為此后的經濟復蘇和社會穩定起了關鍵作用。

        和俄羅斯不同，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有多重的文化背景和短暫的歷史，政治意識形態是國民團結和自信心的主要來源。所謂“美國夢”，就是對自身體制優越性的全民認同，根本上講是非歷史的觀念。任何其他的成功體制對基于文化優劣和制度高下論的“美國夢”就是挑戰，所以美國的治國理念對“南桔北枳”的道理無法理解和接受。

        華盛頓對普京的治國方式不以為然，乃至嗤之以鼻，這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以“贏家”自居的邏輯延續。1991年圣誕節那天，蘇聯解體。這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在一場“自由民主VS共產專制”體制決戰中，優勝劣汰。蘇聯作為曾經的存在，其積極面完全被抹殺了。俄羅斯既然不過是“劣者”蘇聯的繼承者，又有什么資格要求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認可？當然，戈爾巴喬夫得了個諾貝爾和平獎，但那看起來更像是西方的打賞。

        其次，華盛頓對普京外交的誤讀根深蒂固。在政策圈子里，以為普京要恢復前蘇聯地位的判斷已成常態，但凡普京對美國政策不愿屈服，就會從這一邏輯進行讀解。事實上，從北約東擴到烏克蘭危機，莫斯科從未主動挑釁西方，也談不上張牙舞爪。

        普京要什么？曾對普京進行“性格解析”的菲歐娜?希爾認為，“他無意重塑一個俄羅斯帝國，也不打算炮制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秩序——他想要外國的敬畏，但不是他們的臣服。”普京認為，葉利欽時期對美國忍讓的結果使得西方變本加厲。

        雖然西方并不（愿）理解，但普京在俄羅斯民眾那獲得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這與他訴諸公眾的一貫風格有關——他通過媒體向公眾解釋其政策思考；公眾則在提問之后包容了他的難處。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俄羅斯人對普京外交支持的力度屢創新高，甚至超越左中右的黨派競爭。去年底盧布暴跌，不少人預測莫斯科將發生街頭騷亂，但事實是，莫斯科很平靜，甚至一度卷席街頭的“反普京游行”也褪去無蹤。

        對此，華盛頓政策圈視而不見，以致近日近乎破裂的局面。正如近日兩名著名的美國國際關系學者所言，雖不能說戰爭一觸即發，美俄之間出現軍事對抗局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迎來了大發展的利好格局，其協作共贏的前景甚至超過1950年代的基于意識形態的“蜜月期”。這么說，大概有人是要反對的：一則今日中俄之間不存在共同的意識形態，而1950年代兩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二則雖然都面臨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但遠不足以讓中俄結成冷戰背景下那種反美同盟。

        的確，但反對者忽略了影響中俄關系的最基本的一個要素，即雙方力量對比。做為毗鄰的大國，中俄之間的實力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而這為雙方交往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等的基礎，使一種健康平穩的關系成為可能。反觀1950年代的“蜜月期”，就不存在這個平等的基礎，中國只能“一邊倒”向蘇聯老大哥，即便結成了意識形態的同盟，終歸不可長久；非但不能長久，更有后患無窮。

        在實力對等的基礎上，中俄之間還有一些共通之處。比如，兩國都有厚重的歷史傳統，又都處于轉型階段，在治國思路上頗有相通和共鳴——中俄都試圖回歸歷史。這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為當下乃至未來的轉型提供方向和啟示。

        筆者久居西方，常聽人說中國的發展必然向西方體制趨同。從經濟增長看，后發追趕是事實，也不可避免；但在治國理政上卻并非如此。世上沒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個國家的變革無法脫離它的過去，或者說，變革若要取得成功，只能以本國傳統可以接受、本國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來推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俄羅斯再怎么變，也變不成美國那樣。而這，就是歷史的選擇。

        最后，中俄在內政外交上都不乏互補之處，互相借鑒和學習的空間很大。比如軟實力。在中國，“軟實力”常年不足，對外是這樣，對內也是這樣。國內有些輿論工作，不僅觀念陳舊，而且方法簡單，歷史階段論還有市場，對歷史及歷史人物的評價不乏斷層，不是以偏概全,就是以全掩偏。本來旨在獲得理解的敘事，往往因為回避，反而疏遠了民心。在這方面，我們實在應當學習普京直面歷史的無畏態度。

        總而言之，中俄關系的基礎并不是像美國和西方想象的那么薄弱。但或許，美國怎么想，并沒有那么重要。倒是有些國內學者，到美國開了幾次會，就不斷宣講俄羅斯“靠不住”，聲勢不小。殊不知歐亞大陸首次出現的和平大環境，為中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堅實基礎。現在，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則為歐亞經濟的融合和發展提供新的機遇，中俄關系大發展的新階段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