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渥太華比紐約還要暖和。樹木剛剛吐綠，麗都運河（Rideau Canal）上偶然能看到漂浮的落葉和飛絮。有個學生躺在草地上，拿一本書蓋在臉上睡覺。有人跑步，有人騎車。

        出租車司機聽說我是從紐約飛來的，對我表示極大的同情。他很愛說話，一路上介紹哪里是大學，哪里是博物館，哪里是國會，哪里是大使館。快到賓館的時候，他斬釘截鐵地說，我接過很多紐約來的，來了都不想走。

        我來這里是參加加拿大智庫全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CIGI）和土耳其經濟政策研究基金會（TEPAV）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主要討論在今年的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以及明年在杭州召開的峰會上都能談什么議題。

        參加會議的大腕很多，比如最早推動G20的加拿大前總理Paul Martin、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Posen、加拿大央行副行長Timothy Lane、土耳其央行副行長Turalay Ken?等。Paul Martin的主題演講已經在CIGI網址上公布了，提供一個鏈接，有興趣的同志可以自己去看：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strengthening-multilateral-institutions-g20-priority。由于是閉門會議，以下介紹的觀點就不注明發言人的姓名了。

        第一節討論的是土耳其議題。土耳其議題集中在三個“i”：implementation（踐行），investment（投資）和inclusiveness（包容）。Implementation強調的是要貫徹執行G20峰會以前提出的各項議題，尤其是去年在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峰會上提出的2%增長目標。Investment是去年布里斯班峰會首次提出的，今年的安塔利亞峰會將試圖提出各國的具體投資計劃，尤其強調這些投資能如何促進增長目標的實現。Inclusiveness旨在提高G20的包容性，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和青年一代的參與。

        增長和投資議題很可能也是杭州峰會繼續關注的。布里斯班峰會之后，各國報告了1000多個支持增長的政策，看得人眼花繚亂。這就面臨一個兩難選擇：要是政策項目太多，很可能毫無重點，各國只是把已經決定要做的事情，甚至是已經做得差不多的事情拿出來濫竽充數；但要是濃縮到一國只提三五個重點項目，也可能會夸大政府的作用，畢竟，經濟增長很可能是無數小的項目點滴積累，匯聚起來的。

        從布里斯班峰會提出投資議題，到中國的亞投行倡議得到了將近60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支持，可以看出，投資的重要性已經受到普遍重視。有的代表提出，從當前情況來看，投資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好的投資項目不多。當然如此，要是能賺錢的項目俯拾皆是，私人投資者早就聞風而動了，哪里還需要G20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關注投資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得長遠。從長遠來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會帶來更多的投資需求。看看非洲、中東、南亞、拉丁美洲，甚至北美，基礎設施投資都面臨著巨大的缺口。我這次才從巴西朋友那里了解到，像巴西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幾乎沒有鐵路！有一次要運兵，士兵們在卡車里長途顛簸，運到目的地，已經死了很多兵。當然，投資問題從表面上看是融資問題，往深處看是政治問題，要看政府是否高效、積極。

        G20到底應該集中談短期問題，還是也要談長期問題呢？代表們有很大的分歧。財政部和央行的官員、專家們都認為，不要貪多，還是集中談財政貨幣政策吧。歐洲代表說，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結束呢，先把希臘的問題擺平再談更長遠的改革吧。但像Paul Martin這樣的政治家，以及外交官背景的代表則更傾向于把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問題也納入討論。一位代表告誡，安塔利亞會議之后馬上就是巴黎氣候大會，大約一年之后就是杭州峰會。如果在杭州峰會上沒有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會在國際輿論上引起巨大的反響。

        第二節討論的主題是特別提款權（SDR）和IMF改革。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幾乎所有的發言代表，不管是來自美國還是歐洲，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都一致贊成把人民幣納入SDR。有一位研究SDR和IMF歷史的專家講，是否把人民幣納入SDR，是IMF向外界釋放的重要信號。技術性的問題都好解決。歷史上，曾經加入SDR的貨幣并非都是完全可兌換的。另一位代表提出，2015年讓人民幣加入SDR可能太早，但要是到2020年才讓人民幣加入SDR又會太晚，這是考驗IMF智慧的時候。比如，IMF完全可以先讓人民幣加入，但可以不按中國GDP的規模給予人民幣相應的份額，可以先少給一些，然后隨著中國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再把份額提高。

        SDR改革是小問題，大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改革。Paul Martin的觀點非常鮮明，G20要是想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得強化和國際組織的聯系。要想改變世界，不是要參加G20峰會的領導人們自己捋起袖子干，而是要支持那些需要改革、想要改革的國際組織。他列舉了很多國際組織，除了IMF、世界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甚至還談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等。世界已經變了，美國也要跟著變。如果美國不支持IMF改革，就會逐漸喪失領導地位。美國會有麻煩，其它G20成員國都會有麻煩。美國應該想明白：不管有沒有美國的支持，IMF等國際組織都會進一步加強和G20的合作。

        第三節討論的是全球失衡和宏觀審慎監管。這是老問題了，但最近又遇到了新情況。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是全球失衡討論的焦點，美國最喜歡指責中國貿易順差太多。如今，中國的貿易順差已經顯著減少，但其它貿易順差國，比如德國，幾乎沒有采取任何對策，也沒有任何改變，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7%。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逆差。比如今年的主席國土耳其，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已經高達8%。土耳其最艱難的挑戰還沒有到來。假設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定”（TTIP）談成了，土耳其就得向美國開放市場，美國貨會如潮水般涌進來，但土耳其的競爭力不強，無法趁機擴大對美國的出口，結果是貿易逆差會進一步擴大。到時候，怎么辦？

        在座的金融監管官員、專家們似乎對宏觀審慎政策都不樂觀。形勢變得越來越復雜。金融市場日益全球化，金融機構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很容易出現各種溢出效應，猶如赤壁之戰的時候，戰船連在一起，一把火燒過來，誰也沒處躲。一位美聯儲高官說，不要總是責備我們用量化寬松政策，我們是有別的選擇，但別的選擇都更糟糕，最后還是不得不用量化寬松政策。就算各國央行有自己的苦衷，我們還是得承認，要想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單靠貨幣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再想想別的辦法吧。

        第四節討論主權債務危機。十多年之前，IMF副總裁，著名經濟學家Anne Krueger就指出，沒有一個主權債務重組的國際安排，是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敞口漏洞”（gaping hole）。IMF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試圖通過改革其貸款機制，應對傳統的救助或債務重組無法應對、或代價太大的復雜問題。聯合國理事會在2014年9月也提出要建立“主權債務重組的多邊法律體系”。希臘和阿根廷的債務風險讓金融市場膽戰心驚。最近，一些新興市場，包括智利、埃塞俄比亞、墨西哥、越南和卡扎科斯坦在發主權債的時候，附加了“集體行動條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s），就是想把自己擇出來，不要重蹈希臘和阿根廷的覆轍。

        第五節的討論和第四節有緊密聯系，主題是如何加強金融監管。這主要是發達國家關心的問題，但今年這一問題更為迫切，是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和巴塞爾委員會打算在安塔利亞峰會上達成一項關于總吸收損失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簡稱TLAC）的國際協議，即要求對全球銀行體系具重要性的銀行（GSIBs）將其資本比率提高，或許會高達25%，以加強銀行陷入財務困境時的風險緩沖。這一協議的背景是，如何才能加強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監管，最理想的是讓他們自己更守紀律，不要惹了麻煩之后還讓政府掏錢救助。

        說實話，我在這一節討論的時候走神了。但偏偏有代表指明讓我講講，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怎么參與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的討論。我想起來美國前任財長部長保爾森引用王岐山的話。王岐山對保爾森說，我怎么才敢還相信那些華爾街的老師教我們的東西呢？現在的金融監管者一則缺乏對銀行數據的充分掌握，二則沒有能夠震懾市場的政策工具，我們怎么才能相信現在的金融監管改革，走的是一條正確的方向呢？

        我在自己的FT中文網專欄文章中曾經談到，美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推出的多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試圖對金融體系實施全面、嚴格的監管，但仔細閱讀各項條款，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無厘頭的規定。比如，第232款規定，必須增加少數民族和婦女在金融機構的管理崗位；第1502款規定，禁止各個銀行的產品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有關聯。這種事無巨細都要染指的監管，真的能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機嗎？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多德－法蘭克法案試圖撇清銀行破產和監管機構的聯系，其基本思路是，如果銀行出現了問題，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不要再花納稅人一分錢。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天真，而且是危險的。讓銀行自己付棺材錢，這個錢就不會轉嫁給它們的客戶？要是銀行真的能自己做到不會犯錯，還要金融監管者干嘛？從歷次金融危機的歷史來看，央行和金融監管者的最重要職責就是關鍵時刻要挺身而出，不是還沒有出事就把自己撇清。

        不妨設想一下2020年的G20峰會會是什么樣子。如果G20能夠做得更好，尤其是通過安塔利亞峰會和杭州峰會，讓人感覺煥然一新，其國際影響力就會越來越大，很多重大改革會在G20推動下順利前行。到那時，金融危機的霧霾終于散去，新技術革命的曙光已經到來；人民幣和其它新興市場的貨幣都在SDR的貨幣籃子里面；FSB變成了一個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WTO談判又開張了，TPP和RCEP最終匯合成了FTAAP；世界銀行、亞投行和其它多邊國際開發銀行聯袂，在基礎設施、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重要領域進行大量的投資；北京的天終于又藍了。

        當然，也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安塔利亞峰會沒有任何進展，杭州峰會上美國處處和中國作梗，大家不歡而散。G20越來越碎片化，既失去了領導人的重視，也失去了大眾的關注。IMF沒有任何改革，全球貿易變成了幾個相互敵視的“貿易區”（trade bloc）。峰會由沙特阿拉伯主辦，但由于國內出現了動蕩，沙特阿拉伯把會議外包給了迪拜。幾個大國的領導人都借故不參會，日本首相一邊開會一邊玩手機，墨西哥總統和阿根廷總統在一旁悄悄說小話。ISIS綁架了前來開會的美國總統特使，但他給自己叫冤：他是一個加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