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王國維在清華學校發表了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在隨后整理成的文稿中，王氏稱“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并將“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列為最重要者（初稿見《清華周刊》74期，修訂稿見《學衡》45期）。

        時隔二十年，顧頡剛、方詩銘等在總結近百年的史學發展時，亦提到了新材料的發現：史前遺物、甲骨文、青銅器、西北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檔案、太平天國史料，并斷言其對民國史學的走向具有決定作用（《當代中國史學?引論》）。1920年代中期，內閣大庫檔案初得學界關注，王國維文內表彰的成果僅有羅振玉所輯《史料叢刊初編》，較之甲骨文與敦煌文獻，可謂冷清；二十年后，明清檔案的整理著錄已成績斐然，更有學者直接利用原檔從事研究，此中原因，不能不談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貢獻。

史語所已初步整理未曾上架之檔案       

八千麻袋檔案：視同廢紙

        1908年冬，醇親王載灃命人至內閣大庫中搜檢清初攝政典禮舊檔，未能檢得，因舊檔堆積充溢，閣臣遂奏請焚毀。適逢大庫房屋修繕，大量檔案移貯于文華殿兩廡，未及遷移者仍雜亂堆于原庫。由于內閣大庫常年閉鎖，外人極難一見，此番清理很快引起文臣的興趣， “翰院諸臣因至大庫求本人試策及本朝名人試策，偶于殘書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葉，寧海章檢討梫影照分饋同好，并呈文襄（張之洞）及榮公（榮慶）”（羅振玉：《集蓼編》，收于《貞松老人遺稿甲集》）。

        一日筵席上，張之洞忽問時任學部參議的羅振玉，大庫何以存有宋本，羅振玉趁機游說，“雖殘破，亦應整理保存”，并請由學部接收，將來移送京師圖書館，張之洞欣然允諾。最初的整理仍僅限于在檔案中挑出書籍，原檔仍擬照舊毀棄，羅氏隨手檢閱，見到乾隆時阿桂（1717-1797）、管幹貞（1734-1798）章奏，方意識到其史料價值，亟請于張之洞，停止焚毀，用破舊米袋裝滿八千袋，陸續送至學部保存，隨后又移存于國子監敬一亭。

羅振玉 

       1912年7月，教育部設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于國子監，同時接收了這批檔案。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遷至午門、端門保存。歷史博物館資金窘困，主事者又不得其人，據鄧之誠回憶，當時所謂的“整理”僅是將檔案傾倒地上，部員“各執一杖，撥取其稍整齊者”（《骨董瑣記》卷二），完全沒有學者參與，最終草草檢出敕誥、廷試策論等外觀精美者陳列于午門樓上，其余則堆積端門門洞中，視同廢紙。        

倒手與轉賣：中研院史語所如何接洽

        1921年左右，北洋政府財政支絀，歷史博物館為籌措工資，報請教育部，將此批檔案四分之三約十五萬斤售與紙店作造紙之用。翌年年初，有檔案散出至書肆，羅振玉與遺老金梁（1878-1962）先后購得數件，金梁四處訪查，后經悅古齋掌柜韓益軒說項，自同懋增紙店以三倍之價購回，在彰儀門貨棧賃屋三十余間暫存。保存、整理如此規模的檔案，絕非個人之力所能為，加之直奉戰爭造成的局勢緊張，羅振玉心力交瘁，遂于1924年底將檔案以18000元售與李盛鐸。三年后，因房屋漏水，李盛鐸急欲出售。

李盛鐸 

       1928年9月，傅斯年北赴上海商討新近成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事問題，11日與胡適以及恰好在滬成婚的陳寅恪午餐，席間談及內閣大庫檔案。是年春，因傳聞滿鐵有意購檔，供職故宮的馬衡等人大鬧，反對出境，又致函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傅斯年，請其在中大設法，傅斯年與戴季陶、朱家驊商酌后，終因無錢作罷。此次胡、陳二人力主購買，聲言如不買則不僅于學術上大有損失，亦涉及國家聲譽。當日傅斯年即致函中研院院長蔡元培：

        擬請先生設法，以大學院名義買下，送贈中央研究院，為一種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責成歷史語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則（一）此一段文物，不至散失，于國有榮。（二）明清歷史得而整理。（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必可吸引學者來合作，及增加社會上（外國亦然）對之之觀念，此實非一浪費不急之事也。先生雖辭去大學院，然大學院結束事務，尚由杏佛先生負責，容可布置出此款項，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與杏佛先生切實商之。此舉關系至深且鉅也。（《傅斯年遺札》第1冊，148-149頁）

        所謂大學院，是新設未久的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蔡元培為首任院長，但因與國民政府官制不合，頗受詬病，輿論多要求改回教育部的舊稱，蔡元培遂于1928年8月辭任院長，大學院實際已告停頓。傅斯年正是看中了大學院的余款，中研院籌備之初本是大學院下屬，調撥大學院款項購買檔案而后移交中研院，在程序上本無不妥。蔡元培亦樂觀其成，當即致函負責處理大學院善后事務的副院長楊杏佛：“孟真來函，欲大學院以二萬元購李盛鐸所藏之檔案，如能騰出此款，當然甚好，但幾日內有法籌出否？”（《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頁）幾日后，傅斯年與楊杏佛見面，楊極高興，稱大庫檔案較之史語所新購的鄧氏群碧樓藏書意義尤為重要，“大學院結束尚存款數萬元，如為此用去些，非對不起夢麟先生也”（《傅斯年遺札》第1冊151頁）。

陳寅恪 

       款項確定以后，史語所方面當即開始與李盛鐸接洽。因史語所行政尚在廣州，在北方負責實際操作的是陳寅恪。清華研究院時期的陳寅恪，學術興趣曾一度偏向明清史與滿蒙史，其指導范圍即包括“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又曾在北大兼授“《蒙古源流》研究”課程。1928年1月底，清華研究院畢業生陳守實在清華南園謁見陳寅恪，談及明清掌故，陳寅恪抱怨《清史稿》草率成書，“乾隆以前《實錄》，皆不可信，而內閣檔案之存者，亦無人過問，清人未入關前史料，今清史館中人幾無一人知之，其于清初開國史，必多附會”；談到李盛鐸所藏內閣大庫檔案，陳寅恪希望清華研究院能有財力購回整理，后來陳守實又將此意轉致梁啟超，梁亦首肯，不過此事似乎始終未提上研究院的議事日程。

        因此，當史語所決定收購內閣大庫檔案時，陳寅恪頗為熱心，甚至將此定為在史語所的工作計劃之一，傅斯年在給陳的研究員聘任函上即表示，“聞先生于內閣大庫檔案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欣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保ā陡邓鼓赀z札》第1冊149頁）        

半路殺出個競爭對手：燕京大學

        接洽的過程并不順利。李盛鐸最初開價二萬，故大學院余款亦僅批給中研院二萬，不過史語所很快遇到了競爭者燕京大學。燕京動議甚早，在中大決定退出時，即已開始聯絡。燕京方面由何人負責尚不清楚，揆之情理，應與洪業（1893-1980）不無關系。自洪業接掌歷史系主任、教務長與圖書館館長后，燕京的文史研究成績卓然，洪業常出入于書肆之中，對擴充燕京圖書館的館藏野心勃勃。更重要的是，燕京得到各方資助，經費充裕，就在同年初，哈佛燕京學社成立，燕京因而得以分享Charles M. Hall分撥的巨額遺產。

        李盛鐸得知燕京介入后，遂抬價至三萬元，史語所當即陷入窘境，甚至想到游說政府，由國家之力強制購買，不過很快被居中協調的李宗侗（1895-1974）否決，因其擔心李盛鐸懷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損壞，且若政府出面，必須通過議案，程序繁瑣。經過與李盛鐸反復協商，李氏終于讓步，準許以二萬數千元出售，多出之數千元，陳寅恪擬由史語所經費內付給，如一時經費緊張，可商酌分期付款，并致函傅斯年征詢意見：

        弟以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聞有八千麻袋之多，將來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資料，尊意如何？……李木齋（李盛鐸）住天津，弟未往見，因未得十分把握，亦不能太空洞與之談，即談亦無益也。（《陳寅恪集?書信集》20頁）

        11月14日，傅斯年回信，表示完全支持陳寅恪的方案。由于擔心向蔡元培、楊杏佛層層請示將延誤時機，傅斯年當即決定先行買下，以既成事實倒逼中研院承認：

        弟鈔出兄函寄孑公及杏佛，此事不必待他們回信，因弟負責努力去。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故弟今夏在滬辦法，先提存數千元，備一時急轉，其余盡力花之，否則杏佛不努力催下次款。今新預算已通過，大約下月可一切就緒矣。故署中所擬各事，放手辦去，弟負全責。價值自然愈減愈好，否則按期無不可也。（《遺札》第1冊166-167頁）

        是年年底，李盛鐸至北平，經馬衡居中說項，李氏應許降價至兩萬元，陳寅恪當即將此喜訊函告傅斯年。不過轉至1929年初，雙方卻因付款問題再生分歧。李盛鐸要求必須于年內付清，而楊杏佛則表示年內僅能付滿一萬元，陳寅恪一面電告楊氏，請設法由中研院墊付，一面又慮燕京大學橫生枝節。在2月2日寫給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明確表示，燕京得哈佛之款，經費充裕，但究為教會大學，“若此項檔案歸于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托于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陳寅恪集?書信集》24頁）。

        由于當事人史料的缺失，目前尚無法確知后續交涉是如何辦理的。根據陳、傅的書信，至三月初已付給李盛鐸一萬元，而余款亦已籌得，二人已開始商討檔案遷移北平及存放問題。五月，史語所由廣州遷至北平，內閣大庫檔案亦隨之運到，教育部將午門西翼城樓撥與史語所，專作檔案存貯之用。

南京雞鳴寺史語所舊址

史語所入藏了多少檔案

        自1909年由大庫遷出，至1928年入藏史語所，二十年間，內閣大庫檔案數易其主，由公而私，最后又由私人手中進入公藏。因歷史博物館售出的檔案共八千余袋，學界習稱之為“八千麻袋”事件，亦有學者徑稱入藏史語所者為八千麻袋，事實并不恰當，忽略了輾轉播遷中的檔案流散與損毀。

        據曾參與檔案購買的同懋增紙店伙計回憶，歷博散出的八千余袋系兩次分別售出：第一次是永樂至萬歷年間檔案，共十余萬斤，由白紙坊商人合資買去，又分售與各縣紙店，這批檔案完全沒有追回，從此蕩然無存；第二次是午門外朝房和端門門洞內的檔案，由同懋增紙店購得，共十四萬八千余斤（朱偉武：《故宮明清文件檔案流失的見聞》，見《文史資料選編》12輯）。金梁、羅振玉購回的系第二批散出的檔案，共十二三萬斤，并非全部，已有一部分流入書賈、遺老和藏家手中，許寶蘅與徐鼐霖、曹秉章即由悅古齋介紹，由城外十余里某村民家中買得五千斤，“刑部紅本較多，非經水潮濕不能揭分，即已殘缺余半者，只能棄之”（《許寶蘅日記》第3冊894頁）。而李盛鐸后來購得者，亦非羅藏全部。羅振玉自藏的一部分由天津帶至旅順，借肅親王善耆舊邸整理，“與其事者六、七人，主其事者曰何君福謙”（《靜晤室日記》第4冊3136頁），后來捐贈與奉天圖書館。而李盛鐸又于舊檔中揀選一部分自存、一部分獻于溥儀。史語所自李盛鐸處買到的僅有約十二萬斤，傅斯年估計為“七千麻袋”，較之歷博售出者，已少近三萬斤。

傅斯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與李盛鐸接洽購置檔案的同時，傅斯年已與陳寅恪、徐中舒等開始制定嚴密的檔案整理計劃。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準備將史語所劃為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九組，隨著檔案收購的進行，傅斯年遂有另設檔案組之意。在1928年11月致蔡元培的信中，傅氏擬請聘任陳寅恪、馬衡、陳垣、朱希祖、沈兼士、顧頡剛、羅家倫擔任檔案組研究員。1929年初，九組縮減為六組，即史料學組、漢語組、文籍考訂組、民間文藝組、考古學組、敦煌材料研究組，陳寅恪為史料學組主任，“所謂檔案云云者，即是這一組中事”（《遺札》第1冊177頁）。

        在實際運作中，六組最終又被壓縮為三組，檔案整理事改歸第一組（歷史組），同時成立了由陳寅恪、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組成的明清史料編刊會，于1929年9月正式開始整理，在遷臺之前陸續刊成《明清史料》三編，為民國時期的清史研究開創了新的范式。傅斯年希望史語所藉此一批檔案而“聲光頓起”，事實上已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