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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事件:風雨過后滿目瘡痍
2021年6月15日,流亡黎巴嫩的前日產汽車董事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表示,他已經做好準備,迎接法國當局的漫長調查,以證清白。他發誓要向國際刑警組織的逮捕令發起挑戰,由于這項逮捕令,戈恩寸步不能離開黎巴嫩。
這位雷諾-日產聯盟的設計師,自2019年年底從日本逃到黎巴嫩以來,一直在應對多項調查。他希望在針對自己的財務不當行為案件中洗清罪名。
戈恩于2018年在日本被捕。當時,他同時擔任日產汽車和三菱汽車的董事長,以及雷諾集團首席執行官,罪名是瞞報薪酬和公款私用。但他否認有不當行為。

2021年5月25日,黎巴嫩貝魯特,日產前CEO戈恩接受美聯社采訪。
戈恩接受法國調查,挑戰紅色通緝令
本月早些時候,在圍繞法方提起財務不當行為指控的聽證會上,戈恩已經回答法國調查人員提出的數百個問題。他自愿作為證人,接受貝魯特正義宮的質詢。
“我將等待他們(法國調查人員)的結論,可能需要幾個月時間。”戈恩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談到他和妻子卡羅爾(Carole)最近合著的一本書《在一起》(法語Ensemble toujours)時說,“在法國(當局)面前為自己辯護的過程無疑非常漫長,但我必須保持耐心。”
戈恩聽從其律師的建議,在聽證會上唯一沒有回答與日本檢方有關的問題。
戈恩正尋求取消國際刑警組織下達的紅色通緝令,這是在東京要求下強行下達,黎巴嫩于2020年1月收到這份通緝令。
這意味著,戈恩如果離開黎巴嫩,將面臨被逮捕的風險。黎巴嫩與日本之間沒有引渡協議。
根據戈恩的說法,黎巴嫩當局已經就通緝令對他進行訊問,并要求日本方面將戈恩的檔案從東京轉移到黎巴嫩,但沒有收到任何消息。
“顯然,這些案件中,你對抗的是政府,他們擁有你沒有的優勢。這種對抗需要很多錢,需要很多律師,更需要很多耐心。”戈恩說。
由于紅色通緝令,戈恩只能暫時留在貝魯特。不過他表示,乘坐多年飛機后,他很享受在黎巴嫩的慢節奏生活。
“至少我可以和妻子一起生活,我們早上可以一起吃早餐,再也不急于趕飛機。我也不再有時差反應,而且睡得更好。”戈恩說,“更重要的是,發生的這一切,讓我真正體會到,哪些東西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戈恩認為,只有在法律體系健全的情況下,他才會回到日本為自己正名,而日本司法系統定罪率高達99%。“日本和其他國家顯然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歷經戈恩被拘留,而后被迫逃往黎巴嫩事件,日本司法體系成為國際關注焦點。
去年11月,聯合國一個專家小組稱,戈恩受到日本司法體系不公平對待。不過,日本法務大臣指責該小組,稱其結論基于事實錯誤。
戈恩被控在過去10年瞞報93億日元(折合8500萬美元)薪酬,借助日產汽車支付給經銷商費用過程為自己牟利。
2021年6月14日,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一名老兵邁克爾·泰勒(Michael Taylor)和他的兒子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在東京認罪,承認幫助把戈恩藏在一個箱子里,通過一架私人飛機逃離日本。
兩人目前被關押在戈恩2018年被拘留的東京監獄,可能面臨最高3年的監禁。
戈恩稱,泰勒父子認罪意味著,可以進入快速審理程序。這與被控幫助他隱瞞收入的前日產汽車高管格雷格·凱利(Greg Kelly)情況不同。
凱利正在東京接受審判,并否認了對他的指控。戈恩解釋道,如果申辯無罪,將面臨一場漫長考驗,這完全不合理。
上個月,戈恩在一樁法律案件中遭遇挫折。一家荷蘭法院判決他向日產汽車和三菱汽車償還500萬歐元(折合610萬美元)工資。戈恩將提出上訴,“我對這場戰斗的結果非常失望。”他說。
泰勒父子東京認罪 或面臨最高3年監禁
6月14日,美國泰勒父子在東京認罪。2019年12月,他們幫助戈恩逃離日本。
首次出庭的3名法官中,首席法官Hideo Nirei詢問泰勒父子:東京檢察官辦公室提交的指控是否有錯誤?
老泰勒回答說:“無誤,法官大人。”
彼得回答說:“沒有。”
今年3月,這對父子從美國被引渡到日本,目前被關押在東京監獄,也就是當年戈恩被拘留的地方。泰勒父子可能面臨最高3年的監禁。
庭審當天,泰勒父子身穿黑色夾克和褲子,著白色襯衫,腳穿塑料拖鞋。前綠色貝雷帽成員老泰勒看起來臟亂不堪,與戈恩逃跑時攝像頭拍到的健壯外表形成鮮明對比。
被帶進法庭時,兩人都戴著手銬,手銬上穿了一條繩子,繩子另一頭綁在腰間。身邊有嚴密的安保,或許是對專業逃生大師的“特殊待遇”。觀眾席被11名保安圍起來,還有8名保安站在法官這邊的欄桿上。每個被告兩側都有一名法警。
檢方根據監控攝像頭、銀行轉賬紀錄,以及酒店員工和機場工作人員等證人收集的大量證據,列舉他們逃跑行動的每一步。
檢察官稱,彼得·泰勒經常來往黎巴嫩,逃跑計劃6個月之前就已開始。
在一份據稱是在審訊過程中提交給檢察官的聲明中,邁克爾·泰勒表示,他通過一位在黎巴嫩的熟人認識了卡羅爾,并被告知幫助某人逃離日本并不構成犯罪。
彼得·泰勒告訴檢察官,他事前并不清楚戈恩案件。但通過上網查看,發現戈恩處境很嚴峻。聲明還稱,戈恩后來在東京用一部私藏的手機聯系了邁克爾·泰勒。
檢察官表示,行動計劃始于2019年6月。當時邁克爾·泰勒在黎巴嫩與卡羅爾會面,彼德·泰勒則在那年夏天訪問日本,與戈恩會面。
有消息稱,戈恩分兩期向彼得經營的一家公司總計支付86.2萬美元。泰勒父子用其中的40萬美元租用一架私人飛機,戈恩后來搭乘這架飛機獲得自由。
戈恩表示,他沒有獲得家人幫助協調逃跑。和許多批評人士一樣,戈恩反對日本“人質司法”制度。
聽證會結束后,一位接近戈恩的消息人士質疑泰勒父子聲明的可信度,將其與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戰俘的被迫聲明相比較。“他們現在在日本,在檢察官手中,即將接受審判,他們正在尋求寬大處理。”該人士說,“他們當然會遵從檢察官的意愿聲明。”
日本檢方稱,涉案第三名男子喬治-安托萬·扎耶克(George-Antoine Zayek)由泰勒父子雇傭。他于2019年年底前往日本,想辦法通過機場安檢,踩點選定關西機場私人飛機航站樓,認為這是離開日本的最佳路線。
扎耶克目前仍然在逃。
在關西機場私人飛機航站樓,不能通過安檢掃描儀的行李都要進行人工檢查。不過,飛行員可以免去人工檢查。
泰勒父子的美國律師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斗爭,以阻止他們被引渡到日本。他們辯稱,泰勒父子不能因幫助某人“棄保潛逃”而被起訴,而且,泰勒父子可能面臨無情的審訊和酷刑。
在日本,嫌疑人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被審問,審判前往往被拒絕保釋。

2021年5月31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法國調查法官在貝魯特(Beirut)審問了在逃的雷諾-日產前領導人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戈恩的一位律師表示,這是他在日本被捕后的首次司法聽證。法國調查組計劃就戈恩在擔任雷諾公司負責人期間支付的款項進行訊問。
凱利審判收尾 戈恩身價成焦點
超級高管戈恩在日產汽車的身價是多少?
8000萬美元?9000萬美元?抑或超過1億美元?他的一個創意就值5000萬美元嗎?這些數字顯然是戈恩的副手們,為補償其薪酬造假的金額,直到2018年11月戈恩被捕那天。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都是一筆難以想象的數字,甚至會更高。日產汽車曾考慮到戈恩退休時支付給他,這筆只是他在黃金時代完成工作的酬勞。
戈恩的價值問題,關系到凱利案件的核心。凱利是日產汽車前董事,也是戈恩的共同被告,正在東京接受審判。凱利的辯護部分基于這樣一種觀點——即使在戈恩退休后,向他支付巨額薪酬,也符合日產汽車最大利益。
隨著凱利的審判進入收尾階段,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官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這筆超大額薪酬是否真是為讓戈恩退休后繼續連任?或者相反,只是為補償戈恩最后8年執掌日產汽車減薪的損失。
如果戈恩退休后真正同意這筆薪酬,并且是為其退休后的工作支付,那就沒有義務披露它——刑事指控也毫無意義。
凱利承認,2010年日本財務披露規則改變后,戈恩的薪水大幅下降——約為其薪水的一半。戈恩擔心,如果他在日產汽車的真實薪酬數額被公布,他在法國將面臨強烈抵制。
但檢察官稱,日產汽車與戈恩達成一項協議,以彌補薪酬缺口,從而非法規避披露規定。凱利反駁道,沒有什么要披露的,部分原因是沒有達成任何退休協議。
凱利表示,戈恩的薪酬遠遠低于行業水平,比如競爭對手——通用汽車或福特汽車首席執行官的薪酬水平,后者年薪超過2000萬美元。
減薪之后,戈恩公布的薪酬只有上述金額一半左右。由于對薪酬感到失望,戈恩考慮最早在2014年從日產汽車退休,因此很快形成一個風險點。
“如果他在60歲退休,他仍然年輕,可以在全球任何一家汽車公司擔任全職高管。”凱利作證說道。更糟糕的是,如果戈恩跳槽到競爭對手處,“他甚至會帶走10-20名高管。”
因此,凱利與西川廣人(Hiroto Saikawa)商議退休協議,試圖留住戈恩。最終,日產汽車分別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簽署三份協議,對戈恩的收入和他對公司的義務條款進行調整。
凱利估計,2011年達成的協議價值在9000萬美元至1億美元之間,其中包括擔任執行顧問10年的合約和20年的競業禁止條款。
這筆錢包括一次性款項、年薪,以及日產汽車在里約熱內盧、巴黎和黎巴嫩購買房產的所有權。該公司還為戈恩提供一架公務飛機使用,包括司機和后勤人員。
“日產汽車很多最好的想法都出自戈恩。”凱利解釋道,“如果他想出兩個價值5000萬美元的點子,我知道他可以,他值這份合同。”
即使退休后,戈恩也可以協助日產汽車搞好政府關系、招徠員工,甚至協助品牌建設。此外,僅僅是讓他遠離競爭對手,就有無限價值。
這份協議在2013年進行更新,協議估值也在9000萬美元至1億美元之間。但除非戈恩、凱利和西川廣人三方共同簽署,否則該協議不可強制執行。
戈恩被建議退休后再簽字。
根據凱利的說法,戈恩并不打算簽署2013年協議。20年顧問合作顯然太長,“他不滿意這份協議。”凱利透露。
2015年,該協議再次更新,取消了顧問職責。2018年年初,凱利還在和其他高管一起制定戈恩的退休計劃。
凱利說,他們考慮的關鍵因素是,找到避免披露這筆資金的合法途徑。即便是到最后階段,到戈恩和凱利被捕的那一年,戈恩的競業禁止條款和顧問事項還沒有最終敲定,也沒有任何款項支付。
2018年,重點轉向將股票期權作為潛在支付方式。同年6月,一名一直密切跟進戈恩薪酬的高管,向凱利展示一份自2010年減薪以來的薪酬缺口紀錄,總額約為8500萬美元——這一數字最終被檢察官認定為隱性賠償。
在法庭上,凱利的律師們拿出幾張圖表,這些圖表匯總了這段時期的退休津貼計劃和延期支付薪酬。他們統計了約8500萬美元的薪酬,但提議的薪酬總額各不相同——這取決于戈恩的養老金支付方式。其中,有的提案總額高達1.914億美元。
凱利在法庭上說,被捕前,他從未見過這些表格。即便是2018年11月19日,他和戈恩被捕當天,他乘坐包機前往日本時,仍試圖為戈恩計算一個薪酬方案。
凱利的律師出示了他在飛行途中,在黃色便簽本上草草寫下的便條。這些便條顯示,日產汽車曾考慮支付超過1.53億美元,包括額外的住房費用。
隨著審判進入最后幾周,法官將不得不確定,這一金額到底是為退休后提供實質性服務的合法方案,還是如檢察官所稱,只是為掩蓋戈恩減薪的粉飾。
(原標題為《戈恩事件:風雨過后沒有彩虹,只有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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