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倫堡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審理德國外交部高官戰爭罪行的日子定在1948年1月6日；再過幾個星期，就將是納粹黨上臺15周年的紀念日。由于前外長里賓特洛普已經在1946年被送上絞刑架，站在被告席第一位的換成了他的副手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cker）。66歲的前外交部國務秘書（副部長）并沒有和身旁的20位老同事做太多交流，他的眼睛緊盯著律師席上一個身披法袍的小伙子：那是本案的辯護律師助理、28歲的哥廷根大學法律系學生理夏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cker），也是他的小兒子。

        2015年1月31日，理夏德?馮?魏茨澤克在柏林去世，結束了他的家族與那次戰爭的最后糾葛。在這之前八年，他的長兄、前納粹核武器科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病逝于巴伐利亞。老魏茨澤克已在1951年死于中風，他的第二個兒子海因里希?馮?魏茨澤克中尉則是在大戰爆發的第二晚，被一顆波蘭子彈擊倒在了但澤。同團的一名新兵默默地收殮了中尉的尸體，將他妥善安葬，此人正是理夏德——中尉的弟弟。

責任倫理：父親的道德缺陷

        盡管普法爾茨-符騰堡的魏茨澤克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但這一家族的成員真正進入上流社會卻是和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崛起相伴隨的。神學家卡爾?海因里希?魏茨澤克在1890年成為圖賓根大學校長，他的長子卡爾?胡戈?魏茨澤克則在1906年出任符騰堡王國總理，并為自己的姓氏掙得了代表貴族的“馮”（von）字前綴和世襲男爵爵位。卡爾?胡戈?魏茨澤克的次子便是恩斯特?馮?魏茨澤克，日德蘭海戰中，他是公海艦隊司令舍爾的副官。“一戰”結束后，恩斯特出任駐荷蘭使館海軍武官，隨后轉入外交系統，成為中級駐外官員。

        對這位很晚才躋身貴族之林的中年人來說，舊帝國崩潰帶來的信仰和道德沖擊并沒有多么嚴重。始于19世紀的秘密外交和道德中立原則在他的行業里依舊通行，就連納粹黨的登場也沒有改變這一切。魏茨澤克以德國官僚固有的高效執行著新政府交給他的任務——包括剝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國籍——同時也享受加官進爵的回報。1938年，他甚至低調地成為了納粹黨的一員，獲得的獎賞則是躍居外交部第二把交椅。

        當然，與納粹黨結成同盟的專業人士們——職業軍官、外交官、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并非沒有懷疑過“千年帝國”的藍圖。1938年蘇臺德危機期間，以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國防軍諜報局長卡納里斯、前經濟部長沙赫特以及魏茨澤克為首，在柏林形成了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密謀集團。這個集團認定：明目張膽地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會招來英國和法國的報復，從而毀掉德國自1933年以來的“復興”成果。魏茨澤克向倫敦派出了兩位密使，建議英國政府在蘇臺德問題上保持強硬，以使德國軍人和政治家能更嚴肅地評估盲目擴張的風險；隨后當“元首”下達向捷克進軍的命令時，密謀分子控制的軍隊將反戈一擊，逮捕希特勒和其他納粹要人。但英國首相張伯倫完全不信任密謀者的誠意，他寧可以綏靖政策回應希特勒，最終在慕尼黑會議上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

        這次失敗的密謀，讓魏茨澤克和他的同僚們在道德上的弱點暴露無余。納粹運動并未從形式上摧毀舊的國家機器以及法律狀態，他們只是以建立宣傳網絡、鼓吹群眾政治、擴充特務機關等新的技術手段，把握住政治運行的實際方向；但在具體的操作領域，恪守中立原則的專業人員始終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些人生活在一種虛假的“合法狀態”之下：普通法的條文仍在發揮作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看上去完全符合程序正義原則；甚至連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和剝奪其公民權的暴行也經過了形式上的立法。一個德國人，只要身上沒有猶太血統或共產主義之類的“政治不正確”烙印，就可以按過去的道德準則舒舒服服地在第三帝國生活下去。魏茨澤克及其同謀恰恰也是這樣的人：他們不反感納粹擴張政策的動機，僅僅是擔心它無法取得理想的結果；但他們又不愿以全盤否定當前政權合法性的方式來進行斗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幫助上。這當然是一種幻想。

        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上的勝利輕易地降伏了魏茨澤克，他退回到別里科夫的套子里，重新扮演起了遜順的工具。依然是基于“結果至上”的原則，當德國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失敗后，魏茨澤克申請調往梵蒂岡任大使，通過教廷向英美盟國探詢達成“有條件停戰”的可能性，直至1945年戰敗。一年后，他在柏林被美軍逮捕。

        公訴人對魏茨澤克的指控共有三項：參與反和平密謀的策劃；參與侵略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反人道罪。第一項在辯護律師的努力下最終被推翻，其余兩項則無可辯駁。慕尼黑會議之后，正是魏茨澤克協助里賓特洛普起草了進一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德國吞并波蘭西部的方案同樣由他參與制訂，并在莫斯科和蘇聯當局就兩國的新邊界達成了一致。1941年“巴巴羅薩作戰”開始后，魏茨澤克更是規劃了對蘇聯西部領土進行重組的藍圖：按照他的規劃，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將成為“大德意志帝國”的礦場和糧倉，上千萬斯拉夫奴工的勞作不僅足以支撐雅利安“高貴種族”的日常消費，還能滿足東線部隊的補給需求，使他們可以繼續向東為德意志民族奪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至于當地居民本身的死活，則不在他考慮范圍之內。

        參與對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Endl?sung）是魏茨澤克的一系列污點中最無法回避的一項。1942年6月，他指示德國駐法大使照會維希傀儡政權，要求后者對其控制區內的猶太人進行甄別和集中，以便由德國方面做統一處理。7月16日，維希當局在巴黎實施“春風行動”，逮捕了13000余名猶太人（其中近1/4是兒童），占該市猶太人總數的一半。被捕者先是按批次集中到法國境內的13個集中營，隨后由悶罐列車送往東方的奧斯維辛滅絕營。維希政權向德國“移交”猶太人的手續是在魏茨澤克的親自督辦下完成的，他還對每批運送的人數提出了指標，以平衡鐵路運力與“解決”的效率。從1942年春到1944年8月，有79批法國猶太人被送往奧斯維辛，總數超過75000人，只有2500余人幸存到戰爭結束。換言之，戰前法國猶太人總數的1/5被“解決”掉了。

        魏茨澤克對此做出了辯解：他宣稱自己并不知曉奧斯維辛滅絕營的真實用途，誤以為轉移猶太人只是為了提供無償勞動力。考慮到他和希姆萊的特殊關系，并且1942年黨衛隊還特別授予他名譽少將軍銜，這一自辯可謂相當蒼白。檢察官出示的文件顯示，德國外交部對黨衛隊大規模逮捕、處決猶太人的情況了解得相當清楚；外交部曾派代表參加確定“最終解決”猶太人方針的萬湖會議，并就各占領區應移交猶太人的數量做出過規劃。考慮到時任外交部長里賓特洛普的專業能力相當低下，這些工作沒有魏茨澤克的協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1949年4月13日，法庭判決魏茨澤克犯有策劃反和平密謀和反人道罪，應處有期徒刑七年，后經申訴縮短為五年。他被收押在巴伐利亞的蘭茨貝格監獄：1923年啤酒館政變失敗后，希特勒也曾在這里度過短暫的牢獄生涯。1950年10月，美國駐西德高級專員麥克羅伊批準提前釋放魏茨澤克，六個月后他因中風去世。

“科學中立”：長兄的污點

        如果說老魏茨澤克的經歷反映了狹隘的責任觀念對道德意識的戕害——漢娜?阿倫特在埃希曼審判中將其概括為“惡的平庸”（Banalit?t des B?sen）——那么從他的長子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身上則可引申出另一個問題：超道德的科學，與現實中的政治應當建立何種關系？

        沒有人能否認卡爾?弗里德里希的天才。14歲那年他就拿到了高中畢業證，隨后跟從派駐國外的父親游歷于瑞士和丹麥，受教于玻爾、海森堡、洪德等頂尖物理學家，24歲獲得萊比錫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30年代后期，他成功地推測出太陽的能源來自其內部的氫核聚變成氦核的熱核反應，稍后又以原子核的液滴模型為基礎，提出了關于原子應用核結合能的半經驗公式；今日我們關于太陽系形成和演化的假說則是來自魏茨澤克1938年的創見。到這時為止，他已經躋身歐洲理論物理學界最頂尖的幾十個人之一，而年紀卻只有26歲。

        1938年奧托?哈恩發現核裂變現象后，德國開始對利用鈾制造毀滅性武器的前景進行研究。大戰爆發前夕，陸軍軍械局牽頭組建了“鈾團體”（Uranverein），以海森堡為負責人，研究如何將原子能用于軍事用途。作為海森堡的得意門生和崇拜者，魏茨澤克是“鈾團體”的重要成員。流亡美國的愛因斯坦為此專門致信羅斯福總統，提到了魏茨澤克的名字，建議美國加快核研究的步伐。這封信也成為了開啟“曼哈頓計劃”之門的鑰匙。

        然而德國人的進度并不像愛因斯坦擔憂的那樣神速。由于在鈾-235的富化和同位素分離上犯了原則性錯誤（高估了維持鏈式反應所需的鈾-235的質量），海森堡雖然從苦心搜羅到的鈾礦石里分離出了少量鈾-235，卻自感前景不妙。1942年6月，他向軍需部長斯佩爾報告：核項目在短期內難以取得成果。1943年2月，英國突擊隊員襲擊了德軍控制下的挪威水電公司重水車間，第二年又炸毀了將成品重水運往德國的輪渡，“鈾團體”失去了最重要的減速劑。這年年底，盟軍開始轟炸柏林，海森堡一行被迫將3臺試驗型核反應堆轉移到南部小鎮黑辛根（Haigerloch）。1945年3月，他們在附近的海格爾洛鎮（Haigerloch）組裝出了最后一臺反應堆B-8，依舊沒能穩定運轉。5月初，美軍搜集核情報的“阿爾索斯小組”在德國境內找到了“鈾團體”的主要成員，把他們送往英國，軟禁在劍橋附近的一個農莊里。

        1945年8月6日晚間，這些高智商囚犯獲悉美國的原子彈已經在廣島上空爆炸，隨即陷入了兩種極端情緒當中：海森堡無法相信美國人竟能先于他將核能武器化，表現得極為憤懣和不甘；奧托?哈恩則感到深深的自責，因為他的科學發現最終竟促成了毀滅生命的武器。同樣受到這兩種情緒困擾的魏茨澤克在反復思量之后，提出了一種足以安撫所有人、又不至于毀滅德國科學神話的借口：“我們之所以沒能成功（研制出核武器），是因為參加‘鈾團體’的科學家在原則上就拒斥這種想法。如果我們希望德國贏得戰爭的勝利，本來也是可以成功的。”以這一說法為基礎，海森堡在次日發表了20世紀科學史上爭議最大的文件之一《農莊館聲明》。

        《農莊館聲明》大體代表了魏茨澤克對他前半生經歷的解釋：與納粹的關聯并非曲意逢迎，而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科學研究；他本人以及作為整體的德國核物理學界愛好和平，既反對納粹暴政、也反對一切形式的核能武器化。然而這似乎不足以解釋為什么他們會甘心接受德國軍方對核項目的插手，并在納粹公然迫害猶太裔核物理學家時顯得無動于衷。1941年9月，魏茨澤克和海森堡曾在德軍占領下的哥本哈根拜訪故人尼爾斯?玻爾，兩位老友在提到德國統治歐洲時的陶醉表情令玻爾深感厭惡。1943年，他經瑞典逃往美國，加入了“曼哈頓計劃”。

        應當承認，核能的發現本身是理論物理學發展到確定階段的客觀結果，科學家對這種發現的武器化既可贊成、也可反對，體現的是個體的道德觀念和倫理傾向。然而曾經對第三帝國的統治充滿陶醉的魏茨澤克，在1945年美國取得勝利時卻又極力為自己洗刷，暗含的完全是犬儒主義——“惟強者正確”。他在戰后依然是歐洲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贏得無數贊譽，也以和平主義言論聞名于世，但“鈾團體”和《農莊館聲明》帶來的污點已永遠無法從他的生命中剔除。

個體反思：一代人的出路

        理夏德?馮?魏茨澤克當然也不可能擺脫這個尊貴姓氏帶來的負累。作為前國防軍預備役上尉，他曾經參與入侵法國和蘇聯的行動，并在1945年的東普魯士戰役中負傷；三年后，基于家族榮譽，他在紐倫堡加入了父親的律師團隊，為老魏茨澤克的反人道罪開脫。但理夏德的感受又不止于此：他親眼目睹二哥海因里希被戰爭奪去生命，他本人服役過的國防軍第9步兵團中，有19位舊同僚和上級參加了反納粹的國內抵抗運動，大部分在1944年的“7?20事件”后遇害。犯罪者之子—犧牲者之弟—抵抗者之友，這無疑是一組沖突的人格身位。

        這種存在于內心的劇烈沖突，影響了整整一代德國人，也是德國對“二戰”的反思中最大的障礙之一。除去犯有謀殺罪的嫌疑人外，大部分前納粹黨員和德軍士兵在1950年代返回了西德的正常社會生活，他們不愿以“希特勒同謀”的身份面對自己的子女，寧可鼓吹兩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首先，懷有反和平、反人道動機并將其付諸實施的僅是少數戰犯，這部分人已經在紐倫堡審判中獲得了懲罰。大多數德國人只是被希特勒“蒙騙”，他們的行為不應被指責。其次，盟國在戰時也曾實施過包括大規模轟炸、強制性民族遷徙在內的過激政策，所以德國人對“二戰”所付的責任并不比其他國家多，也無須自責或反思。但這類說辭與戰后歐洲各國民眾的反德情緒以及大屠殺問題研究的深入反差巨大，顯然不足以驅散第三帝國12年歷史留下的陰影。

        理夏德?馮?魏茨澤克選擇了以宗教作為切入點。1966年他出任西德福音教會總會主席，公開倡導反思基督教會在納粹時代的噤聲，并呼吁每個德國人單獨反思作為基督徒應盡的道義責任。這種反思不再被結果至上論所桎梏，而是使每一個基督徒親身直面納粹對上帝倫理的悖反，重新拾起自己在那段黑暗歷史中遺忘了的道德義務，既不把它推給由國家帶來的職業責任，也不似是而非地宣稱“科學具有超善惡性”。每一個德國基督徒都可以、也應當以個體的精神為出發點，向基督的意志承擔道德責任；假使他曾經屈從于邪惡，就應當真誠懺悔，而不管其他人是否贊同他的看法。這種個體反思，實際上成為德國對“二戰”歷史的檢討中主要的精神動力。

        1969年，從沖突的人格身位中解脫出來的理夏德正式踏入政壇，代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參加當年的西德議會選舉，并順利當選為聯邦議會議員。盡管他在1974年總統大選中不敵中左翼候選人謝爾，但在基民盟內部已經成為最具分量的政治領袖之一。1981-1984年，理夏德出任西德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敏感的職務之一——西柏林市長。在這個被冰冷的柏林墻隔開的殘缺城市，他提出了“和解、溝通”的口號：兩個柏林、兩個德國的狀況不會永遠維持下去，語言、文化傳統以及民族感情能夠穿透“鐵幕”，成為德國重新融合成一體的紐帶。為此，他不惜違反與英法美三國的協議，前往東柏林與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舉行會談。

        1984年，64歲的理夏德?馮?魏茨澤克在主要政黨的一致支持下當選為聯邦德國總統。第二年5月8日，在聯邦議院舉行的“二戰”結束40周年紀念活動上，他做了一番名垂青史的演講：“我們所有人——不管是否有罪，無論年老還是年輕——都必須接受過去。我們都受到過去所帶來的影響，也對它負有責任。（德國的）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應當、也能夠幫助彼此理解，為什么使記憶永葆鮮活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這并不是說我們需要和過去達成妥協。那是不可能的。‘過去’也無法在事后加以修正或彌補。但一切無視過去之人都將看不清現在。那些拒絕銘記昔日反人道行為的人，將面臨重蹈覆轍的風險。”“訴諸遺忘之人將永無憑靠，救贖的秘密藏身于回想。”

        從1985年到今天，魏茨澤克的這段演講先后被翻譯成21種文字，單行本銷售量累計達250萬冊。它的影響不僅遍及德國社會的各年齡段和各階層，更重要的是在納粹暴政的受害國贏得了信任和尊重。從那時起到冷戰結束，波蘭、捷克、荷蘭等曾經遭受德軍入侵的國家先后與聯邦德國恢復了正常交往。1985年魏茨澤克出訪以色列時，受到了那個大屠殺受難民族的莊重迎接。次年，他又成為第一位受邀在英國上下院聯席會議上演講的德國人。

        1990年10月3日午夜，兩德重新統一；在前一年連任成功的理夏德?馮?魏茨澤克成為了自1934年魏瑪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去世以來，第一位領導完整德國的民選總統。1994年屆滿卸任后，理夏德繼續致力于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和呼吁人們重視歷史，直至生命終結。在坦然承認自己對那段黑暗歷史應負的責任之后，德國人可以重新抬起頭來，繼續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而魏茨澤克家族也在這樣的回望和反思當中，完成了自我修復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