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國家來說，保護其海外公民是其當然的職責。但是，許多政府往往面臨這樣的窘境：它要保護的海外公民不只是普通公民，還可能是被當地政府指控的罪犯。如何在責任與法律、個人權益與國家間關系之間保持平衡，成為一個棘手的現實課題。

2015年4月底，菲律賓政府就再一次面臨這樣的挑戰。

故事的主角是維羅索（Mary Jane Veloso）。她今年30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以前曾作為女傭在沙特工作，由于幾乎遭到強暴而回國。但在經濟壓力下，她又試圖到國外工作。2010年，她被指控入境印度尼西亞時攜帶毒品，結果被判處死刑，由于當時印尼暫停執行死刑而免遭一死。今年新的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上臺，為了表示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態度，開始恢復執行死刑，啟動了對她和另外八名毒販的死刑程序，行刑日期定在4月28日。

但維羅索堅稱其無辜。根據其供述，她當時是為了找工作，被一個名叫塞吉奧（Maria Cristina Sergio）的鄰居非法征募騙到馬來西亞。到馬來西亞沒幾天，該同鄉又騙她一起同赴印尼會一個朋友，并承諾一回來就給她工作。但臨時塞吉奧自己又找借口不去，讓維羅索只身前往。行前她與同伴給了維羅索一個新買的箱子，結果在入境印尼時被檢出里面藏有2.6公斤海洛因。

2015年3月，為使維羅索免于一死，菲律賓政府和維羅索的律師曾就此案首次提出上訴，但遭印尼最高法院駁回。為拖延行刑日期并挽救維羅索的性命，菲律賓政府與維羅索的律師4月24日第二次就維羅索案判決提出上訴，向法院強調維羅索并非販毒者，而是人口販運犯罪活動的受害者，請求法院對案件進行復審。

除了法律層面以外，菲律賓也與印尼進行各種層面的外交交涉。除了外交部，最顯著的是副總統、總統親自出馬。副總統比納（Binay）利用4月23日在印尼出席萬隆會議紀念峰會的機會向印尼副總統求情，總統阿基諾三世也數度寫信給印尼總統佐科，請求印尼對維羅索網開一面。4月27日，東盟峰會在馬來西亞召開，阿基諾三世借與印尼總統佐科會面之機，強調維羅索“明顯是因被人欺騙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非法毒品的運送者”，再次請求停止執行死刑。

在菲律賓，老百姓普遍相信維羅索的無辜，加上其引人同情的身世，民間也開始了強烈的請愿、祈禱活動，網上的簽名活動在短時間內搜集了大約172000個在線簽名。筆者訪學所在的菲律賓大學，學生們在校園中心橢圓大道上的樹干上都拴上印有維羅索頭像的海報，上面有呼吁“拯救維羅索生命”的口號。隨著行刑日期日益臨近，學生還舉行了燭光請愿活動。一些市民團體干脆在印尼使館前安營扎寨，一邊抗議印尼的決定，一邊為維羅索祈禱。

但是，印尼方面始終態度強硬。4月27日晚間，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何塞宣布，菲律賓駐印尼大使館證實，印尼當地法院已駁回菲律賓政府最新提出的上訴。當阿基諾三世與佐科交談、親自請求印尼當局能從人道主義方面考慮維羅索案件時，印尼總統佐科僅僅表現出了“同情”，并答應會就此案相關法律問題詢問印尼總檢察長。

就在菲律賓人以為營救無望的時候，轉機終于來臨。4月28日早上，被維羅索指控的非法募工者終于現身菲律賓Nueva Ecija省警察局投案。菲律賓馬上將這一情況與印尼交涉，希望把維羅索作為指控的證人，不要執行其死刑。在接到菲律賓的請求后，印尼總統佐科緊急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最終決定中止執行對維羅索的死刑，將她在最后一刻從死神身邊拉了回來。菲律賓得到這一消息是29日凌晨，在印尼使館外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的民眾霎那間一片歡騰。對于這最后一分鐘的轉機，菲律賓人普遍視為“奇跡”。

維羅索的案件仍在進行之中，她的死刑只是中止還非取消。其未來命運如何，還有待于菲律賓與印尼之間一系列法律、外交方面的交涉、合作與博弈。但那幾天的跌宕起伏，也讓作為旁觀者的我思考良多。

在我印象中，菲律賓人卷入販毒案件不少，菲律賓政府出面為自己涉嫌犯罪的海外公民求情也非首次。在我印象中，近幾年有關中國的就有三次，也是副總統親自出面求情，強調菲籍毒販“都是國際販毒集團的犧牲品”。副總統在菲律賓屬于“備胎”，除非總統授權，并無法定職權。但比奈作為總統的海外菲律賓勞工事務顧問，總是在這方面“沖鋒陷陣”。販毒在中國屬于嚴重犯罪，中國第一次允許比奈訪華，但也只是將刑期推遲。第二、三次趕上中菲關系惡化，中國拒絕了比奈的訪問請求。

像菲律賓這樣極力營救海外犯罪公民的國家，在世界上并不是孤例，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政府都曾有此舉。在此次維羅索事件中，其他八名毒販被按時處死，其中包括兩名澳大利亞人、四名尼日利亞人、一名巴西人和一名印尼人，澳大利亞和巴西政府也曾出面向印尼政府求情。但像菲律賓這樣多次為海外犯罪公民出面，而且是高級別層次的出面，加上政府民間一起動員，可能還是十分少見。

其中原因，可能不外乎兩個。一是海外勞工對菲律賓經濟的重要性。由于菲律賓人會英語，國際流動性很高。雖然其國內人口剛過一億，但已成為僅居中國、印度之后的僑民大國。根據菲律賓海外雇傭管理局的數據，其中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人（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在2013年已超過180萬，2014年達到232萬。每年匯回國內的款項成為支持菲律賓經濟的重要因素，其金額據報道在2014年前七個月就已高達150億美元。在菲律賓，海外勞工被視為當代英雄，也代表了菲律賓在海外的“臉面”。

二是海外勞工在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性。在菲律賓，選票在政壇中至關重要。海外菲律賓人數量眾多，加上其親戚數量更是龐大，是任何菲律賓政客都不能忽視的選票來源。由于被認為在年初特警南部被殺事件中處理不當，阿基諾三世今年的凈支持率（支持率減去不支持率）雖仍為正數，但已大幅下降。由于此次在維羅索事件中的表現，許多人對其給予肯定、贊譽之詞，其民望可能有所扭轉。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特別是左派人士批評阿基諾早就應該行動，包括維羅索的母親也出來批評，說她早已向政府求助，但得到的只是空頭承諾。

不管阿基諾三世是不是政治做秀，從客觀角度看來，此次營救過程中菲律賓的一些做法還是值得借鑒。

一是堅持運用法律手段，這點對最后的成功至關重要。在死刑程序啟動后，菲律賓政府為維羅索雇傭的律師利用印尼司法體制所允許的最后手段提出申訴，要求對案件重新評估，其理由是她在審理過程中沒有得到有效的翻譯。

筆者訪學所在的亞洲中心的Ivy女士強調，此事在印尼也有先例，曾有一名毒販因翻譯問題而被最高法院將死刑改判為終生監禁。在非法征募人投案后，菲律賓方面提出的將維羅索作為指控國際販毒集團的證人，則為印尼中止死刑提供了法律上的理由。

二是高層次的外交交涉，也是對方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不但總統、副總統這樣最高級別的政治領導人頻頻去信、見面，直接向印尼方面陳述要求，菲律賓還巧妙地利用了東盟這一外交舞臺。根據菲律賓亞洲中心助理教授西維拉（Henelito A. Sevilla）的看法，最后的結果是神的干預與阿基諾政府運用東盟外交戰略的共同結果，是東盟共同體的勝利。印尼作為東盟領導國家，于外交層面確實不得不考慮維護整個東盟團結的需要。如果維羅索被處死，她將是20年來第一個在東南亞國家被處死的菲律賓人。20年前的1995年，菲律賓女傭弗洛爾?孔特姆普拉西翁因謀殺罪在新加坡被處決，曾在菲新兩國之間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兩國分別召回大使。印尼總統佐科在處理維羅索案的時候，未必沒有想起這一樁往事。

三是理性的民間訴求。菲律賓民眾表述訴求主要是通過簽名、祈禱等和平行動，雖然有在印尼使館外的抗議，但并無過激行為。他們的訴求也集中在“維羅索是受害者”、“中止死刑”等方面，這樣既保持了壓力，又看起來不致過分，有利于贏得更多的同情。

四是國際支持。菲律賓利用國際范圍內支持廢除死刑的聲音，贏得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對維羅索案的支持，其中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印尼裔法國歌手Anggun、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Jose Ramos-Horta等。在27日的東盟峰會上，來自東盟青年論壇的代表也向印尼總統佐科遞交了呼吁信，要求免維羅索一死。

維羅索的案件表明，一件刑事案件這樣的小事成為外交中的大事，既有菲律賓的特色，也反映了一種普遍現象，即國際關系中人的因素。國家間關系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安全和經濟，還關系到活生生的個人。如果處理得好，就可能使得雙邊關系更上層樓，甚至披上一層溫情的面紗。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是雙邊關系倒退，加劇彼此國家甚至人民間的惡感。

就在這一次，由于印尼拒絕巴西和澳大利亞政府的求情，兩國都表示遺憾，后者甚至召回了大使。在澳大利亞的媒體上，甚至有人發起“抵制巴厘島”運動，呼吁不購買印尼產品，不去那兒旅游。

菲律賓自己也有這方面的教訓。在2010年8月導致8名中國香港游客死亡的人質危機中，由于阿基諾政府處理不力，事后應對不佳，甚至長時期內拒絕道歉。結果導致與中國香港關系惡化，多國亦發布對菲旅行警告。菲律賓的形象遭受嚴重損失。

根據菲律賓總統府公布的數據，當前還有多達88名菲律賓人在海外遭受死刑判決，其中馬來西亞34人、沙特28人、中國21人。這些人情況各各不同，未必都是像維羅索這樣的“受害者”，將不得不因為自己違反所在國法律而承受嚴厲制裁。

對菲律賓來說，根本的途徑還是加強教育、提醒與對海外勞工的事前介入與管理，避免他們主動或被動地卷入這樣的犯罪活動，也避免與相關國家間的關系因此而遭受波折。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教授。李開盛關注中美在亞太的沖突管控機制，他于今年3月至9月在菲律賓訪學。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特邀李開盛與讀者分享此行政治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