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提出，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讓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就是把文化變成一場娛樂至死的舞臺。最近被廣泛關注的農村葬禮“脫衣舞”事件，就以“至死”的娛樂方式深深刺痛著我們的神經。

        “脫衣舞”這種娛樂表演即使在文化消費尺度極為開放的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只允許成年人在有限的特定的娛樂場所花大價錢才看得到。而文化部通報的案例卻顯示，這種“大尺度”的娛樂活動正在我們農家大院的草臺上公然上演，臺下張望的面孔里有許多還稚氣未脫。如果追尋一下此類表演的文化消費歷程會發現，這些“脫衣舞”早些年是在城市的歌舞廳或城鎮集市上屢屢上演的，隨著城市文化消費治理力度的加強，逐漸“轉戰”農村基層。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一種畸形文化生態。廣大農村不僅是中國人的鄉土家園，也是中國文化鄉愁的根基所在。并非個案的葬禮“脫衣舞”現象，敦促我們反思當下的文化價值生態，關注農村的文化消費問題。

        首先，葬禮“脫衣舞”現象反映了農村文化價值失范與文化生態失衡的雙重文化癥候。在傳統的鄉土文化社會，很難想象會有這樣“赤裸裸”的文化娛樂出現。在我的農村生活記憶里，葬禮是慎終追遠的嚴肅儀式，是不可以笑鬧的，即使是“老喜喪”，也禁止不嚴肅的娛樂。這在傳統鄉俗文化語境中，既是發自內心的自律，也是集體性的他律。而身處巨變的時代，大量的農村人口開始流動，許多鄉村規范和鄉村禮儀在利益的侵蝕下日漸萎縮乃至消亡，帶來文化價值失范和文化生態失衡的問題。今天，面對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傳承與生態重建的時代重大主題，找回曾經詩意的鄉村，推動鄉村文化建設，其任務可能更為艱巨。

        罔顧禮義廉恥的畸形文化消費，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基層文化治理的缺席。基層文化治理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是鄉民自組織治理，二是政府公權力治理。目前，在我國的農村文化發展實踐中，這兩個文化治理層次或多或少都存在問題。長老治理和宗祠體系在中國農村早已凋零，而政府的文化體制改革及治理的重心也在城市，不少農村因而成為文化治理的荒地。文化部明確發聲要嚴厲打擊類似事件，嚴格治理文化消費亂象，這無疑是必要而及時的，但僅靠文化行政部門的作為顯然還不夠。文化發展具有很強的地方差異性，農村文化建設的長久之計，不僅需要政府性的強制，更需要社會化的自治，推動基于鄉土社會的文化自組織體系的建設，是建立現代文化治理體制的重要內涵。

        此外，文化消費的畸形也說明文化供給的缺陷。如果因為出現這樣的事件就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投入不足，這是有失公允的。近些年來，國家高度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強調重心下沉，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力度很大，從投入的相對值來算，農村的公共文化人均投入甚至超過了城市，基本公共文化設施也已經實現全覆蓋。但根本的問題不在于公共文化設施建了多少，也不在于投入了多少，而在于有效使用了多少，在于實際文化參與程度如何。況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目的主要是滿足基層民眾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需求的地域差異或個性差異，顯然未能兼顧。針對這些現實問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需要改進的重點是進一步加強針對性和參與性，同時要尊重農村文化消費的實際，避免過多、過濫、武斷的公共文化供給，否則不但會形成公共投入浪費，可能還會導致公共文化厭倦，甚或產生對正常文化消費的擠出效應。

        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農民還處于滿足“文化溫飽”的階段，忽視了他們同樣有著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的文化需求。文化企業也認定農村文化市場消費力不足且高度分散，高水平、高質量的現代文化市場因而無暇顧及農村。農村文化需求得不到正視和重視，文化消費缺乏健康引導，文化市場會因此而野蠻生長。從葬禮“脫衣舞”事件的相關報道可以看出，其演出收入不菲。我曾經在廈門調研過一家民辦的南音戲曲藝校，他們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給周邊鄉鄰演出。這說明農村的文化消費市場存在巨大潛力。關鍵是建立健全農村文化市場體系，有效滿足差異化個性化的農村文化需求，積極發掘農村文化資源和文藝人才，讓農村的文化消費變得健康而有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