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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尼爾·布倫納:全球尺度的城市化

尼爾·布倫納 皮特·馬雷斯
2015-05-04 11:0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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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提到城市化,我們可能會想到那些直觀的燈光地圖,或人口分布地圖。城市是或大或小的一個個點,聚集成或大或小的一個個群落,其余的地方呈現漆黑或空白,對城市而言,似乎毫無價值。

        但在哈佛設計學院城市理論實驗室主任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看來,那些看似一無所有的地方,才是城市真正的腹地。我們不能再把城市想成建筑與人口的空間集合體,而應把城市化視為一個全球性的歷史過程,并伸展至地球的每個角落。

        比如,北極圈、亞馬遜流域、撒哈拉沙漠、喜馬拉雅山,乃至戈壁灘、海洋和大氣,都在經歷著“城市化”的過程。相比之下,超過半數的人定居于城市,這個數字本身并沒有那么重要。

        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學術脫口秀“零距離”的第338期節目中,尼爾·布倫納接受了主持人皮特·馬雷斯(Peter Mares)的訪談,詳細闡述了他對城市化的看法。

        以下為本次訪談。

        皮特·馬雷斯:新聞界常常會說,我們正生活在“城市時代”,而且2008年可說是標志性的一年。2008年,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城市居民,不過您認為這數據并不可靠。

        尼爾·布倫納:是的。首先要明確這樣說的語境。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圍內,與城市相關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正發生重大轉型,這些轉變與整個地球的將來密切相關。“城市時代”的說法提出的50%的界線尤其關鍵,這個轉折點凸顯出城市生活對地球將來的重要意義,這點我非常贊同。不過,對此還需打個問號。我們暫且認為50%的劃分線是合理的,但真正的問題是,這一命題是否能被視作理解城市特性的一種方式。而我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這個命題具有相當的誤導性。

        

        皮特·馬雷斯:問題是什么?難道是城鄉人口劃分方法不對?

        尼爾·布倫納:沒錯。70年前人們就開始嘗試測算全球城市人口,但要取得精準數據,就得界定城市以區分城市人口與非城市人口,這需要統一化的標準。

        皮特·馬雷斯:是指確立一個標準衡量單位嗎?

        尼爾·布倫納:是的,一個標準的衡量單位,但還沒有人理出頭緒。

        皮特·馬雷斯:就是說我們有沒有一個基本標準,比如超過10萬人的集聚地就算是一個城市?

        尼爾·布倫納:還沒有。曾有社會學家試著用統一的標準,去測量世界城市人口,但發現非常困難,因為每個國家的統計局界定城市的人口標準都不一樣。因此,聯合國基于各國普查數據,宣布了50%城鄉人口平衡點,但實際上,各國統計機構對城市的界定都不同,這個平衡點也就不那么可靠。

        

        皮特·馬雷斯:各國城市人口的計算都不一樣嗎?

        尼爾·布倫納:完全不同。有的國家,把城市門檻定得相當高,要達到50萬、20萬的人口。而有的國家則相當低,甚至,有的還摻雜了別的標準,比如印度,就附加了一條就業標準:即至少要有75%的男子是非農業就業。這其實是把城市視為工業聚集地,而非城市則是農業所在地。這是有悖常理的:看看印度恒河平原的人口分布圖,會發現它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高密度人口區,印度統計局將之劃為農村。實際上,這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區域,如果將這一片劃歸為城市,那印度的城市人口立即劇增。這樣的例子,在世界范圍內不勝枚舉。

        

        皮特·馬雷斯:這也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當我們說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時,并未在同樣的高度上衡量城市。孟買的貧民窟,墨爾本郊外的富人區,都算是城市。

        尼爾·布倫納:的確如此。這不再只是關注“城市時代”的實證問題,更是如何詮釋這一命題的問題。其實,50%全球城市人口的門檻,預設了一個前提,即城鄉間存在顯見的界限,依此對整個世界進行二元分類。然而,如果把孟買貧民窟、墨爾本的富人區以及世上其他城市都納入的話,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狀況是多么不同,這就需要把城市化置于當地語境下理解。

        皮特·馬雷斯:無論是偏僻的五萬人小鎮,還是新西蘭的鄉下,諸如此類?

        尼爾·布倫納:又或者一個礦區,人口眾多,卻只發展單一產業。可見,城市之間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空間組織、人口密度以至文化,都不盡相同。如果我們將所有差異都歸納在城市的概念之下,問題就來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真正了解多少?

        

        皮特·馬雷斯:所以您的觀點就是,眾口鑠金的城鄉人口變遷、2008年突然加諸頭頂的“城市人”稱謂、世界上多數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農村等等,這些說法的含金量都很低,反而掩飾了更多深層問題。

        尼爾·布倫納: 非常正確。世界在變,一如我相信,城市化進程正在改造我們的地球。但問題是,我們能夠僅以人口的流動來將城市化一以概之嗎?從鄉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流動觀念,把城鄉二元制簡單化了,這將誤導人們理解城市化過程的多樣性,以及我研究中提出的農村的變化。對城市化的誤解暗示著:鄉村正在單純地被掏空,而且與世界的未來越來越不相關。

        

        皮特·馬雷斯:或者鄉村就這樣保留下來?人少了,但仍然保持原樣。

        尼爾·布倫納:正是如此。我們很多研究就是關注鄉村的轉變,即使在這些所謂的農村,人口相對減少了,但鄉村依然維持著很多基本經濟功能。在鄉村,也正發生著廣域的環境變化,這種變化涵括了城市區域與農村區域,本質上關聯城市化進程。我們不再將鄉下當作農村,而用另外的詞來替代,比如說“開發區”(operational landscape),這些開發區的潛能正被逐漸發掘和應用,這將有助于別處的城市發展。

        以資源開發為例。世界的能源供給依靠化石燃料,當今的城市也基于化石燃料的生產、流通、消耗而存在。然而,化石燃料是怎么來的呢?它們儲藏在大量的地坑中,其區位距離城市中心普遍極其遙遠。對我們,以及對我們的研究來說,這些資源開采區就是“完全城市化的空間”,它們不是墨爾本市中心那種“城市化空間”,但絕對關聯著城市化進程。

        

        皮特·馬雷斯:好的,布倫納教授,稍后我們再來探討“開發區”(operational landscape)。剛剛談的城鄉劃分,也是您一直批判的,但有大量成果都建立在這一觀念的基礎上。想想近年來不少關于城市的著作,都是歡慶式的寫法,比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其暢銷書《城市的勝利》就提出,城市是有利于人類發展的,住在城市的人相對更有錢、更快樂、更健康,因此城市化進程是好的,城市化是好的。那您認為,愛德華·格萊澤錯了嗎?

        尼爾·布倫納:我認為,這種說法必須要放在更具體的歷史中來區辨。我們不應再把城市單純看成是一種居住環境,也不能泛泛而論城市對人好不好,而應著眼于城市化的具體形態。目前,我大量的研究就是觀察資本主義和城市化之間的關聯。在資本主義下的城市化,明顯魚龍混雜。一方面,它創造出大量的技術和文明,以難以置信的生產力改造自然,改善人類生活狀況。但與此同時,它也引發大量的社會不公,讓一部分人過得更好,而另一部分人則被剝削、被邊緣化。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資本主義就是將自身生產過程的成本外攤到環境上。換句話說,它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卻對這些破壞性的后果束手無策。

        

        皮特·馬雷斯:這讓我們想起您剛剛提到的地坑,其儲藏的化石燃料正是城市經濟的驅動力。

        尼爾·布倫納:的確如此。不再把城市視為一個有限的單位,也不單純將它看作擷取利益的對象。我關注的問題更加廣泛:什么在支撐著城市生活?什么支撐著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是如何改變社會生活與環境狀況的?在這樣的體系中,要歸結城市對人是好是壞,非常困難。因此我認為,城市形態是多樣的。但要提一個重要問題:城市建設的特定形式、城市化的特定形式,是否有利于特定群體,是否總體上有利于社會?

        如果秉信社會正義、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城市應該由市民親自來建設、改造,而不是由開發商、企業主或國家精英強加為之,那么,城市化的形式上就會出現一些棘手的問題: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說,人對環境的控制是有限的,實際上,反倒是環境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皮特·馬雷斯:是的,即使身處一座城市,你也會看到城市化的多種形式,它們或多或少對你有利,這要看你居住在哪里。比如說墨爾本,它常被稱作世上最宜居的城市,但也只當是你正好住在內城,享有便捷的公交、美麗的海灘等才能這樣說,如果住在偏遠郊區,這些便利就成了空談,你的出行都得依賴車子。

        尼爾·布倫納: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悖論之一就在于,它創造出了驚人的生產力,并對特定階層非常有利,但這些福利不能遍及整個社會,更不能惠澤全世界。這樣的城市化,讓我們多少能對更好的未來有所展望,但這同時也被我們身在其中的主流經濟、社會制度所壓制。

        

        皮特·馬雷斯:可以說,您不是一個“反城市者”吧?回頭讀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寫的著作,他認識到,城市能創造出奇妙事物,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集聚經濟”,這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分享知識、共同創新、相互學習、提升技能,這正是城市給人帶來的真正轉變。

        尼爾·布倫納:我批判的立場很明確:不反對城市或城鎮。我首先要點明,現代城市化創造了巨大生產力,第二,要批判的這給社會和環境帶來破壞性后果,還有當下的城市化形式,這是為了探索更公正、更環保的城市化形式。我們一方面要維系現有的生產力,但同時也要對破壞性的結果,還有我們身處其中的不民主的城市化形式加以批評。

        

        皮特·馬雷斯:這是對城市化的批判嗎?還是對我們的政治和民主體制的批判?

        尼爾·布倫納:是后者。但即便說這是對我們現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仍會冒出很多有關新型城市化形式的基本問題,這需要集體討論,而不是任何一位哲學家或城市理論家比如我自己就能決定的。畢竟,城市化的形態,必須植根真實的日常生活,要由世界各國的城市共同探索,才能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建成環境、不同的管理方式——這是從無到有的過程,但必須是一個共同的進程。

        

        皮特·馬雷斯:這是一種民主化嗎?或者,是超越了民選政府的周期系統、再次活躍起來的民主嗎?

        尼爾·布倫納:在眾多支撐城市化的力量中,一個重大的維度就是人。世界居民共同尋找達到最佳生活狀況的方法,尋找對生活狀況的控制力。即使現在我們身處的城市化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力量主導下,被開發商、政治精英以各種形式控制,但與此同時,來自城市的、地區的以及各國居民,也在不斷嘗試介入,以掌握對生存環境的控制權。這才是塑造城市化的關鍵力量。

        在我看來,我們要做的工作有幾方面。一是創建機構,從而使得人們更多地獲得影響力——既要有對當下建成環境的影響力,也要有將來的城市、環境形成過程中的影響力。我認為這是非常獨特的一點。二是尋找一條更加民主化的道路,讓居民能參與到對建成環境的改造中。但同時還要問:是誰在控制城市未來的建設規模?是私人開發商,還是政治精英?我認為,未來城市生活的根本挑戰在于:建造的民主化,即如何賦權給城市居民,讓居民來共同決定未來的建成環境將如何。

        

        皮特·馬雷斯:這樣的民主是否會造成問題?我們所知道的民主是在國家制度內運作的,而您說到是一種全球性的公正民主的理念。舉例說,如果墨爾本人們掌握了塑造城市環境的控制權,造成的反響或許會是“我們不想接納更多人了”。澳大利亞就一直在盡力阻止外人前來尋求政治庇護。對墨西哥前來的非法移民,美國也有類似的爭議。所以實質上掌控著自己的都市環境的人仍是少數。

        尼爾·布倫納:我剛闡述的遠景,面臨諸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挑戰。一方面,民族國家仍是世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城市的新政治運動,建立城市網絡相互協作、分享知識、推動政策發展,這或多或少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局限。著名的例子就是,由邁克爾·布隆伯格等人一起創建的C40城市集團,以針對城市的氣候變化,探索政策發展的新形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進步。國家內部實踐的排他性,與你之前提到的地方合作,兩者關系緊張,這些愿景需要更宏觀的國際化視野和更大的社會公平來主導,也是我們必須要參與的一大奮斗目標。

        

        皮特·馬雷斯:即使在地方上,如墨爾本富人區的居民,將會盡最大努力來獲取規劃控制權,比如,要求公共住房沿著他們的街道而建。

        尼爾·布倫納:這沒有一個簡單的對策。但我相信,社會公平的任何可行形式,都必須不限地方、不限區域、不限國家,并且放眼全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任何合理形式也是如此,只限于地方尺度,其“可持續性”永遠是有限的。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燒著從別處開采的化石燃料,在交通運輸中排放大量廢氣——這不是可持續發展模式。對此的質疑,日益引起人們關注,實際上這確實迫在眉睫。對我來說,回到廣闊的國際視野來看,問題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還是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

        

        皮特·馬雷斯:布倫納教授,您在此做特約演講的同時,您還在墨西哥開一個“開發區”展。這個詞在之前的談話中也有涉及,如果有人想去看展,他們將會看到什么?

        尼爾·布倫納:該展覽是一個實驗性的繪圖實踐,或不妨說是“反繪圖”行為,由我本人以及城市理論實驗室的同事一起完成。對習慣把城市等同于摩天大樓、高密度人口的人來說,展覽會出人意料,因為此展覽雖然完全是圍繞城市化主題,但我們調研、展現的都是地球上極其偏遠的地區,比如,太平洋、北極、撒哈拉、西伯利亞、戈壁灘、喜馬拉雅山,甚至大氣層也是我們研究的范疇。這些區域看上去與城市化毫不相關,但我們認為,它們越來越具有可操作性,日漸成為世界城市結構的一部分。因此,我們設想了這些場所對世界性城市化進程的意義,并對它們進行了測繪。

        皮特·馬雷斯:這是對腹地概念的延伸嗎?我們已經很熟悉城市腹地的概念。在墨爾本,圍繞城市的山、森林,發揮著重要的蓄水功能,它們作為腹地,為城市供水。而如您所說的,是要把腹地概念拓展到更遠的地方。

        尼爾·布倫納:正是。在此意義上,那些偏遠的地帶、極端領域、特殊區域,已經成為——事實上它們也一直都是——全球腹地的組成部分,它們不僅給單個城市、或區域里的幾個城市、周邊的幾個城市提供原料燃料,而是向全世界的城市或重要地區提供重要資源。全球腹地日益突顯,這些地帶向世界范圍提供資源開發、礦物開采,已經成為全球性城市化進程的供應區。

        

        皮特·馬雷斯:由此,您的城市化理念延伸到地球的每個角落,甚至深入大氣層。

        尼爾·布倫納:我們稱之為“擴展的城市化”。其中存在一種辯證法:一方面城市化要形成產業集聚、人口高密度、開闊密集的建成環境;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邊界版圖不斷擴張,來支撐城市中心的資源需求。這兩個向度的關系既緊密又沖突。

        

        皮特·馬雷斯:那這種批評,這種將城市化視作全球性過程的觀念,和其他全球化的批判有何不同?就比如——在說法上頗為相似、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帝國主義的——資本所到之處,就是為了榨取資源、獲取勞動力等等。為什么這是一種城市化理論,而非經濟學理論?

        尼爾·布倫納:非常好的問題。目前為止,資源在外圍被開發出來,轉送到城市并在人口集聚區內消耗,這種城市化形式中,無疑包含了社會層面與生態層面的帝國主義元素。

        

        皮特·馬雷斯:財富正在發生轉移,從我們所說的鄉村或腹地流向城市,而城市已是富裕之地。

        尼爾·布倫納:需要進一步說明,在全球眾多腹地,或鄉村這樣的外圍區,人口同樣在急劇流動,圈地使得人們無法再利用土地進行個人的社會再生產以維持生計,這進一步加速了鄉村向城市的移民。 而這正是“城市時代”話語中一再被強調的現象。

        

        皮特·馬雷斯:由此,我們會想到各式各樣的案例,比如,為建大壩給城市供電,老撾原住民村落被遷移出去,因為采礦作業,菲律賓的村民被迫背井離鄉等等,不勝枚舉。

        尼爾·布倫納:在非洲部分地區,為了擴大農業生產、建立大型農業系統,對土地的攫取迫使當地農民離開了賴以為生的土地。大量剝奪土地的行為發生,大批人口流離失所。但我認為,這仍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因為它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關系流動,而是與現有基礎設施共生的問題,包括建筑、道路、運河、管道、坑洞等等。這就是城市化的一切——這個理論來自法國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論,為建立起所謂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并使原材料、信息、人才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流通,我們必須創造一個相對固定的基礎設施,以保障所有的資源流動。對我來說,這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建立開發區以支撐生產和資本的流通。

        

        皮特·馬雷斯:這么說來,這些全球經濟流動已經改變了空間,一如過去,它們塑造了我們居住的城市景觀,創造了城市化結構模式,形塑了這個世界。這就是全球城市化的全部?

        尼爾·布倫納:正是如此!全球化不是簡單的資源流動、循環。根本上,它就是城市化,就是在開發區建設起相對固定、遍及各處的基礎設施,由此促進、支持資源流動。但建造這些基礎設施,都涉及大規模的長線投資,而在資本主義下,技術不斷發展,帶來經濟的轉變,這使得一些區域的基礎設施又不得不被“戰略性”地推倒,改頭換面,建造全新的基礎設施,以適應下一輪增長周期。

        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中,從19世紀末開始,一路延伸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各種經濟危機,涉及的正是對建成環境的重組,這種重組不僅在城市中進行,更在物流設施、資源開采設施等更多層面上,為工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新的空間結構。

        

        皮特·馬雷斯:如果依據您的批判,以您的方法看待城市化,不以場所的視角將城市視為建筑和人口的匯集地,而把城市化當作一個涵括北極、亞馬遜流域、戈壁灘的進程;并創造新的開發區,那這個進程將把我們帶向哪里?我們的政策形式、行為方式,又走向何方?

        尼爾·布倫納:首先,這為對城市特征的考察帶來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打破了“世界人口超過50%是城市居住者”這個標準的論述。這個說法或許對,也或許不對,因為我們之前也說到,有眾多方式來衡量居住人口。但是,整個地球的城市化特點,表現為:人口移動形成高密度聚集區,同時開發區形成,伴隨顯著區域功能化,來支持城市生活。

        我相信,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城市”的世界,一個正在城市化的地球上。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需要突破城市局限才能看到,為了支持現有的城市化形態,地球的景觀、環境、領域正在被改造。反映在城市問題、城市政策、城市規劃上,相比主流的觀點——只是圈出城市,聚焦城市內的居住消費方式——該理論打開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事實上,我們需要追本溯源來思考城市。

        

        皮特·馬雷斯:以您的說法,我們要用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問題,比如步行區和公共空間的建造、交通與住宅的區域規劃?但在思考城市的時候,這些往往就是我們想到的,要創造一個更包容的城市,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都安居樂業、方便殘疾人的城市,一個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您是說,這樣的焦點有偏差嗎?

        尼爾·布倫納:請別誤會。我不是指城市內的生活、消費不重要,正相反,它們很重要。事實上,我們需要建筑師、城市設計師、規劃師以及決策者,更細致地去思考消費問題。這不是逃避這些問題,而是采取一個更寬闊的視野,重新審視城市的規劃、設計和政策。我們需要重新設計基礎設施,因為原材料、人口和其他資源就靠它們輸送到城市;我們也需要重新設計資源開采體制,其生產的燃料為我們居住場所提供能源。

        像能源供應、食物供應、物流這些更宏大的問題,是規劃師、設計師、建筑師們最關心的問題,也同樣是傳統城市建成環境的核心議題。現在,設計領域已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我景觀建筑的同事,就以大規模基礎設施為一大核心議題,正在以更宏觀的視角來重新設計。這是一個非常有成效的學科發展,需要我們擴大、深化、延伸。這也是我教學的重要部分。

        

        皮特·馬雷斯:或許會有一些重疊區域。比如都市農業的概念,全球很多城市都開始鼓勵這樣的行為,人們在各種城市環境中種植,這能擺脫腹地作為城市供應基地的壓力嗎?

        尼爾·布倫納:可以的。創造更加在地化的生產和消費體系,是非常有成效和發展潛力的。它可能不是最終解決方案,但它一定是值得探索的。在全球化之下,相比脫離當地的城市化腹地,我們更需要一種在地化的腹地。

        皮特·馬雷斯:能源生產或許也是一個例子,像太陽能、風能,是否也可以在地化生產?

        尼爾·布倫納:能的!這是人類環境活動的軌跡上極具潛力的一環。比如,有一個好的在地化腹地,它會減少碳排,改變其他環境影響——盡管它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高度相互依賴的世界,而且,我認為“去全球化”不能消除問題。如果減少相互依賴,那么會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又產生更多新問題。所以,單憑一個簡單的空間方案,無法解決我們的困擾。不過,如果我們還是簡單地圍繞城市畫圈圈,將之界定為行動領域,那我們甚至無法拋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以更宏觀的視角來思考問題,不只是消費的,更是生產、交換和流通上的。

        

        皮特·馬雷斯:這是否需要設定地球的某些禁區?或者說,將城市發展限制在南極等某些區域之外?圍繞這些禁區設置屏障,防止它們變得城市化?

        尼爾·布倫納:可能這已經太遲了。幾乎整個地球的每個部分都遭遇資本主義工業化染指,不管大氣層,還是從亞馬遜流域,到巴特哥尼亞沙漠等地球上偏遠區域,都早已留下人類的足跡,所以,設立禁區的想法已不再可能。而我對此的思考是:人類造成了什么類型的影響?對已有的影響,人類要如何去管理和共同組織?這不是說我不支持設立發展禁區。那些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問題,必須在特定的背景下處理,但思維框架是,妄以為部分世界是質樸、純凈的,這一想法在當下已經不適用了。

        

        皮特·馬雷斯:您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城市化,而是說我們必須決定想要的城市化類型,抑或我們要控制城市化進程中的民主化?

        尼爾·布倫納:完全正確!我們幾乎把這個地球都已經城市化了,從大氣層到海洋,從地下空間到沙漠,到喜馬拉雅山,全面城市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化在世界每個角落都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在我看來,城市化是深度不均衡的,它極具多樣化,在建成環境、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中,各具迥然的表征。盡管它非常不均衡,全世界卻早已處在這種不均的城市化進程中。因此,實質問題不在于停止城市化、推進別的什么的發展,而在于城市化的形態,即它的社會表達和結果是什么?如何進行行政管理?對我們和后代、對人類與非人類的環境影響是什么?

        

        皮特·馬雷斯:您就職城市理論實驗室,主攻城市理論,并為研究投入了巨大精力,這是否意味著實證主義和數據對您沒有那么重要?

        尼爾·布倫納:數據是基礎,具體研究同樣也是。建立城市理論實驗室的目的,不是忽視具體研究,而是建立一個研究日程,聚焦新理論框架的建構,以理解我們的居住世界。我們總是對所做的一切事情提出假設,并對假設預先做出更廣義的解釋,我們是誰?正在做什么?身在哪里以及為什么這么做?

        對我而言,理論旨在梳理這些關于我們如何組織生活的潛在闡釋,無論是日常生活中還是專業實踐。實驗室和我們研究工作的背后理念,都是對那些日常用在城市問題上的理論框架或和解釋性框架,進行批判性的質疑。在我們展開研究之初,根本的前提就是:闡釋城市生活以及正在影響城市生活的主流框架,需要重新建構,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改變、推進城市化進程。

        

        皮特·馬雷斯:就是說,對我們在操作城市化時運用的一整套假設,需要讓它們顯現出來,而不是把它們隱藏起來,需要挑戰它們,或著提出其他方案?

        尼爾·布倫納:是的。城鄉劃分理論,以及把城市看作一種特定的居住形態,是19世紀傳承下來的城市規劃理論。我們要解釋,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城市理論。而我思考的是:這些設想可行嗎?它們是否有助于豐富我們對全球城市化的思考、研究和實踐?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些理論已經成為過去式了。我們正致力于理論框架的重新建構,以助城市化進程。對“城市時代”的批判,和探索城市問題的新理論框架息息相關。

        

        皮特·馬雷斯:你們非常注重制圖,似乎正在對世界進行可視化?

        尼爾·布倫納:制圖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方法。“城市時代”的標準闡述,即50%世界人口成為城市居住者,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口地圖,展現起來也很容易:只要指出人口聚集地的中心所在,畫個圈圈連個線,有時還和其他城市連接起來,以示城市間是有聯系的。然而,其他剩余部分基本是空的。當然,這種人口城市地圖有很多版本,有的采用衛星數據制圖,越來越復雜,但仍然只能看到特定區域中城市人口繁多,而大片區域留白。

        

        皮特·馬雷斯:就像夜間地球衛星圖,也只描繪出最最燈火通明的地方。

        尼爾·布倫納:是的。夜間燈光圖,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形式,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很多的啟示。這個地圖可以用來測算數據、形成其他包含更多議題的地圖,是非常重要的地面信息源,但同時,它也存在些主要的盲點。晚間燈光圖顯示,世界大部分地區基本是空的。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與之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對位。

        

        圖來自GSD城市理論實驗室網站

        我們嘗試精準顯示地圖上的每個點,比如亞馬遜、太平洋、西伯利亞、喜馬拉雅山,它們看起來空無一人,實際上充滿各種關于土地集約利用的活動、新的聯結方式、交通設施、通信設備、重大的環境改造。那種把這類區域描繪成一片黑暗的衛星圖,具有很大的誤導性甚至危險性,這會使人產生一個錯覺,以為城市基本自給自足,獨立發展。但事實上,正是密切依賴廣闊的全球性腹地,城市才得以存在和發展。

        

        皮特·馬雷斯:布倫納教授,感謝您做客我們“零距離”節目。

        尼爾·布倫納:謝謝您,皮特,這也是我的榮幸。 

(蔣曉娟翻譯,鄒凌青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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