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10年，大韓帝國與日本簽訂《日韓合并條約》，日本正式吞并朝鮮半島，開始進行殖民統治。此后，韓國人民展開了持續不斷的抗日獨立運動。1919年大規模的“三一運動”爆發，隨后在上海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在中國各地輾轉遷徙，堅持抗日獨立活動27年，歷經艱辛。作為中國抗戰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頁，韓國臨時政府在追求民族獨立的同時，也為抗戰的勝利貢獻出力量。

        澎湃新聞：1919年朝鮮半島爆發的“三一運動”是韓國民族獨立運動史上的分水嶺，是否可以說“三一運動”以及這場獨立運動表現出的三一精神為臨時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孫科志：確實可以這么說，因為“三一運動”后韓國獨立運動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

        關于韓國獨立運動開始于何時，韓國學界還沒有共識，有的說在開港之后就開始了，有的認為是自1895年甲午改革開始，也有說是從1905年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開始，還有的說是從1910年日本吞并韓國開始的。現在得到大多數人認可的看法是1905年，因為1905年日本將韓國變成保護國，韓國的國家主權不再完整，所以需要爭取國家的完全獨立。盡管之前日本也不斷侵略韓國，但是韓國的主權還是完整的，所以一般認為韓國獨立運動是從1905年開始的。

        但是1905年開始的獨立運動具有非常濃重的保皇主義色彩，就是說要恢復朝鮮王朝。包括1919年以前展開的義兵運動，即在一些知識人、農民還有其他社會底層的領導下來反抗日本的運動，具有很強的保皇性質。

        而1919年韓國爆發的“三一運動”中出現了三個政府：一個是漢城政府，另一個是在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還有一個就是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這三個政府都采用共和主義的政體。所以如果我們說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在中國深入民心，那么我們可以說“三一運動”使得民主共和的觀念成為韓國人追求的目標。還有就是在“三一運動”以后，韓國人追求建立的是一個民主共和的新韓國，而不是恢復朝鮮王朝，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三一運動”是韓國獨立運動的重要分水嶺。

        至于“三一運動”的精神是否為韓國臨時政府成立奠定了基礎，應該說“三一運動”中韓國民眾表現了不怕犧牲的英勇無畏精神。比如說當時一個重要的領導人物，叫孫秉熙，當日本人逮捕他時，他就說：“我抱定主意，斷不怕死”，當時中國的報紙有很多描寫。還比如一個女學生舉旗高喊“獨立萬歲”，然后日本人就把她舉旗的胳膊砍掉了，于是她就換一只胳膊繼續喊，這種無畏精神后來成為韓國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精神支柱，即為了祖國獨立、民族獨立和自由可以不惜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具體到臨時政府來說，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是“三一運動”的產物。剛才說到在“三一運動”中出現了三個有組織雛形的政府,都是在“三一運動”中出現的，說明在獨立運動中，韓國志士切實感受到需要一個全國性的領導機構來團結各方力量，完成光復祖國的大業。后來在中國堅持27年抗日獨立運動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其實是這3個政府聯合組成的，這一聯合到1919年9月才得以實現。新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吸收了漢城臨時政府、吸收了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大韓民國議會的李東輝、文昌范都被選入新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擔任領導人。用一句比較俗的話來說，“三一運動”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助產婆。

        澎湃新聞：臨時政府成立為何選址在上海？上海對韓國人從事獨立運動的優勢地位體現在哪些方面？

        孫科志：首先，對韓國人來說，近代上海并不陌生，甚至可以用“非常熟悉”來描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因為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如果沒有基本的社會基礎，只有幾個人的話，開展活動很困難，臨時政府成立時在上海基本形成了一個小規模的僑民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小規模的僑民社會，這跟近代韓國人與上海的關系有關。

        上海開港之后迅速發展成為東方的大都市，吸引各國人士前來，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韓國人。最初到上海的韓國人大多數為商人，從事中韓之間的貿易活動，一般停留的時間不是很長。除了商人之外，也有一些政府官員由于各種原因來到上海，還有一些留學生。

        一些韓國官吏因為國內政局變動來到上海，比如韓國歷史上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尹致昊，他就是因為1884年韓國甲申政變失敗后被認定為“逆賊”，在國內無法活動，因此在美國駐韓國公使的幫助下來到了上海，進入當時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辦的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讀書。讀了兩年之后赴美留學，留學回來他的罪名還沒被解除，所以他又回到上海，在中西學院教書，一直到1895年罪名解除之后他才回國。

        再比如閔泳翊，這個人比較特殊，他在朝鮮王朝做過高官，也到海外去過，比如美國、歐洲，而且他還是閔妃（明成皇后）的侄子，他很早就來到上海，并一直住在這里。他住的地方被稱為閔公館，或者說朝鮮公館，他還雇了中國仆人，另外他跟吳昌碩的關系非常密切，吳昌碩先生給他刻了大概有100多方圖章。閔泳翊因為跟高宗皇帝的父親大院君的關系不和，而1885年時中國把之前軟禁的大院君放回韓國，所以他就跑到上海來，有時也會到其他地方，如青島、香港等，但主要時間都在上海。

        1905年之后，韓國人開始抱著開展獨立運動的目的來到上海，1908年初一些韓國志士在上海成立了大同保國會，這是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獨立運動團體，并創辦《大同報》和大同學校，開展獨立運動。

        1910年日本吞并韓國之后抱著這種目的來到上海的韓國人就越來越多，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申圭植，他大概在1911年三四月份來到上海，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夕，他與中國革命黨人如陳其美、胡漢民、黃興、孫中山等著名人物建立了密切關系，并用自己的資金支持中國革命黨人，還聯絡各地的韓國人組織團體，開展獨立運動。1920年，申圭植在上海創辦雜志《震壇》，孫中山先生還專門給他題了詞——“天下為公”、“祝《震壇》創刊”。申圭植跟中國共產黨人的關系也很密切，例如陳獨秀，因為當時住得很近，所以創辦《震壇》時陳獨秀也為其題了字——“東亞之光”。

        總之，在1919年“三一運動”前夕，已有大批韓國志士居住在上海，而且多是獨立運動中的領導人物，他們都把上海作為開展反日獨立運動的重要基地，逐漸形成了小規模的韓僑社會，為臨時政府建立奠定了“人”的基礎。

        當時臨時政府的候選地也有在韓國國內的，或者韓僑比較集中的地方如海參崴、夏威夷，甚至是美國。但夏威夷和美國離本土太遠，聯系不是很方便；而韓國國內各地還在日本的嚴酷統治下，根本沒有辦法生存。再一個就是俄羅斯遠東地區，也聚集了許多韓僑，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國際上是反對十月革命的，當時日本也出兵西伯利亞圍剿十月革命，所以當時日本在西伯利亞地區的力量也很強大，而且當時俄羅斯考慮到與日本的關系，對于韓人的政治活動也有諸多限制，所以再三考慮之后選了上海。

        上海當然也有非常獨特的條件，首先有著便利的交通，無論是水路還是陸路都非常便利，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同時與韓國之間有多條路線可以利用，包括偷渡（當時叫密航）也可以與國內聯系，這對臨時政府聯絡國內外力量開展反日獨立運動非常有利。

        其次上海有著便利的通訊條件，便于臨時政府與國內和海外獨立運動志士之間的聯絡。

        第三是因為上海有著較為發達的媒體，近代中國比較有影響的報紙都在上海，既有中國人辦的，也有西方人辦的，上海是東方最大的輿論中心，對于臨時政府宣傳自己的主張非常有利，因為臨時政府初期采用的獨立運動策略就是喚起世界輿論對韓國獨立運動的同情，通過外交活動支持和幫助韓國擺脫日本的統治，上海的這種條件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后一點就是租界的存在，這點我們不可否認，因為租界的行政權相對獨立，特別是法租界。日本雖然介入了公共租界的管理，但法租界是法國單獨管理的租界，并且從法國歷史來看，或許是受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們對革命運動的態度相對比較寬容，臨時政府在法租界活動期間，法租界一直是明里暗里地幫助他們，如果日本通過政府層面來搜尋某些韓國人的話，在出于外交關系無法拒絕的情況下，法租界也會預先通知韓國人，等日本人來的時候已經人去樓空，抓不到任何人。一直到虹口公園爆炸案之后，法租界對韓國人的態度才發生變化。法租界是日本勢力無法滲透的區域，這也是臨時政府一直在法租界活動的重要原因。

        澎湃新聞：臨時政府成立之初有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

        孫科志：臨時政府初期活動的主要困難，就是資金困難。例如韓國獨立元勛金九在自敘傳《白凡逸志》中也寫到那個時候他住在向中國人租用的臨時政府辦公室，臨時政府數次搬遷皆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趕出來。他平時吃飯也是在附近的韓國人家里吃，像個高級乞丐一樣。

        另外后來投身韓國獨立運動的金嘉鎮的兒媳婦寫過一本《長江日記》，也說當時的生活很苦，他們搜集別人不要的白菜幫子拿回家放點辣椒粉腌制一下就食用，如果給孩子改善生活就是到飯店里去撿油炸食品的殘渣。所以資金困難一直是困擾臨時政府的重大問題。

        其他當然還有安全問題，盡管日本勢力滲透不進法租界，但仍舊想方設法，甚至采用綁架的方式逮捕獨立運動的領導人，還雇傭了很多“韓奸”刺探韓國人的情報、搞暗殺，所以如何保證臨時政府安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畢竟臨時政府遠離祖國，也沒有得到更多的國際承認，不算正式的流亡政府，它面臨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澎湃新聞：當時就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這個臨時政府嗎？

        孫科志：這也是韓國學界一直存在爭論的問題。臨時政府曾經跟蘇俄簽訂協議，讓蘇俄承認它，但是通過關系簽訂的協議，并且當時蘇俄還答應臨時政府提供資助，但最后這些資助都被其他人領走了，臨時政府并沒有拿到。

        另外臨時政府還跟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政府也有過協定，是相互承認的協定，但是護法政府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也是一個問題，所以一直到臨時政府回國，沒有一個國家在法理上承認臨時政府的。不過當時國民政府事實上是承認臨時政府的，特別是當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援助是完全公開的，此前的支持都是秘密的。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在還保留著當時民國政府內部的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說外交部的政策是先于他國承認臨時政府，就是說如果英美有意向承認臨時政府，那么國民政府就先于他們宣布承認，但是最后并沒有實現。

        澎湃新聞：臨時政府的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內部是否存在派系斗爭和路線分歧？

        孫科志：臨時政府采取的是三權分立原則，最高權力機構是臨時議政院，領導人由議政院選舉產生，但初期由于李承晚的聲望，一直到1925年李承晚都擔任著臨時大統領（總統）的職務。而李承晚在上海總共待了半年，因為他覺得中國的派系斗爭使他沒辦法在這里展開工作，后返回美國。

        后來李承晚意識到讓西方國家幫助韓國獲得獨立沒有希望，故提出委任統治——雖然韓國不愿意接受日本的統治，但愿意接受美國的統治，就像菲律賓一樣。但如果這樣的話就不必要進行獨立運動了，因此他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結果臨時政府在1925年就彈劾了李承晚，他隨后下臺。

        臨時政府和議政院內當然存在著派系斗爭，這種派系一方面是圍繞著獨立運動的策略展開的，這就是路線斗爭，文治派和武裝斗爭派；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以領導人的出身地域不同來分，有畿湖派，主要是由京畿道、忠清道的代表組成。還有西北派，主要是由平安道（即現在的朝鮮）的代表組成。但這種不是很明顯，比較激烈的派系斗爭是圍繞著獨立運動策略展開的。

        澎湃新聞：臨時政府在中國領導的韓國獨立運動都取得過哪些重要成果？

        孫科志：臨時政府取得的成果，抗戰爆發前最重要的是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東京狙擊日本天皇，4月29日尹奉吉在虹口公園（現魯迅公園）炸死炸傷日本侵華元兇。1933年后選派韓國青年進入中國軍校學習，培養軍事人才，有些后來直接加入中國軍隊，參加中國的抗戰。1940年9月臨時政府組織韓國光復軍，參加中國抗戰。

        臨時政府在領導獨立運動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成果，不過學界很少提，但我覺得很重要，這就是在抗戰期間為獨立后的韓國設計了建國藍圖即建國綱領——建立一個三方面均等的社會，即政治均等、經濟均等和教育均等，這應該是受到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影響，它叫做“三均主義”，也叫“三均制度”。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1932年韓人尹奉吉在虹口公園義舉之后，臨時政府被迫離開上海，先后輾轉于杭州、嘉興、鎮江、長沙、廣州、柳州、綦江等中國各地。直到今天，很多地方都還存有臨時政府遺址，那么當時具體的遷徙情況是怎樣的？

        孫科志：1932年5月之后，臨時政府主要人員都遷移到杭州，但由于各種問題發生分裂，后來金九等人離開了臨時政府，現在很多人說臨時政府遷到了嘉興，其實并沒有，那么為什么有這么多人這樣說，因為當時金九是避難躲到了嘉興。

        1935年臨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在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開南湖會議，重組臨時政府，可以說開始進入金九時代，金九完全掌控了臨時政府。同年為躲避日本特務沿滬杭線的搜查逮捕行動，金九等便于1935年10月將臨時政府遷至鎮江。1936年2月，再由鎮江遷至當時的政治中心南京。1937年11月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后，臨時政府也離開南京，金九率散居在南京、杭州等地的臨時政府成員及各黨派干部100余人，分乘三艘木船，沿長江逆流而上到達漢口。在漢口稍事停留后，于1938年3月經由洞庭湖遷至湖南省城長沙。

        由于日軍的不斷進攻，在張治中的安排下，臨時政府于1938年7月又遷往廣東省城廣州。臨時政府遷至廣州后，各方面都得到當時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吳鐵城的照料。后來到1938年10月，由于日軍為策應武漢會戰，切斷中國海上對外聯系，在大亞灣和大鵬灣登陸，于是臨時政府在吳鐵城的安排下，在粵西的佛山暫避了一段時間后，于1938年10月底由吳鐵城專門調撥車輛，幫助臨時政府遷至廣西柳州。

        但日軍隨后大舉進攻海南島，對廣西的威脅也日益加重，臨時政府被迫作再次遷徙。這時候，在重慶的金九經過奔走，最后由國民黨中央黨部與交通部協調，調撥6輛汽車，于1939年3月幫助臨時政府轉移至重慶附近的綦江。在整個遷移的過程中，臨時政府在綦江停留的時間比較長，有一年多，從1939年3月一直到1940年9月遷至重慶。

        澎湃新聞：1940年，臨時政府一路流亡到陪都重慶，當時正處于艱難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如何？

        孫科志：虹口公園爆炸案后，1933年的春天，蔣介石專門會見了金九。因為在此之前國民政府對于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只是通過個人關系進行，1933年蔣見了金九之后，國民政府便開始從政府層面支持臨時政府，包括提供經費，又在中央軍校和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專門為韓國青年設立特訓班，幫助培養軍事人才。

        在整個遷徙過程中，國民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給臨時政府提供了便利。事實上是承認臨時政府是一個流亡政府的，只是沒有在名義上承認罷了。遷移到重慶后，國民政府在重慶郊外的土橋專門劃出一塊地方，建造了“朝鮮村”，還設立韓文小學，供臨時政府成員和抗日志士的家屬居住，同時將重慶的棗子嵐埡辟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我在韓國讀書時，一位韓國教授曾跟我講過，在重慶時，就連臨時政府成員和他們的家屬喝的牛奶錢都是國民政府出的。

        另外，國民政府還一直幫助臨時政府與其它黨派實現統一。比如金元鳳在武漢會戰中成立了朝鮮義勇隊參加中國抗戰，并不屬于臨時政府的系統，說來臨時政府之所以能夠實現統一，這與中國各界在中間的勸說是分不開的。1939年蔣介石分別會見金九和金元鳳，勸說他們統一。在軍事上，幫助他們組建韓國光復軍。在外交上，幫助臨時政府爭取其它國家的承認，但是這點后來是沒有結果的。

        澎湃新聞：關于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在中國抗戰中的情況能否再細談一下？

        孫科志：在光復軍成立之前，韓國其實還有一個戰地青年團，主要是在北方地區和中國軍隊一塊兒抗戰。后來臨時政府左派在1938年成立了朝鮮義勇隊，很多臨時政府人士認為作為一個政府，應該有自己的軍隊。

        光復軍是在1940年9月先成立了司令部，然后再去招募人員組建部隊的。當時國民政府制定了《光復軍行動準繩九條》，要求光復軍歸國民政府管轄。至于光復軍在抗戰中的活動，主要就是搜集情報，還有宣傳工作，特別是對日的宣傳工作，這主要因為許多韓國人的日語很好。韓國由于從1910年之后就開始使用日語進行教育，很多人是在韓國受了教育之后才到中國來。另外，韓語和日語比較接近，韓國人學習日語要比中國人容易一些。

        在抗戰前線對日軍喊話、策反日軍，都是光復軍的工作。同時他們也派了一些人到緬甸參加抗戰，因為英國人懂日語的不多，所以當時在國民政府的協調下有一些韓國人也去了緬甸。至于光復軍在抗戰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想他們肯定是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不過也不能把這些貢獻無限放大。

        另外有一些在中國軍隊中的韓國人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是參加戰斗的。例如，金元鳳的朝鮮義勇隊在剛組建時并不屬于臨時政府這個系統，后來朝鮮義勇隊又有一部分脫離隊伍，成為朝鮮義勇軍。這些韓國人跟八路軍一起參加戰斗，在保定、邢臺等地的戰斗中很多人都犧牲了。

        還有一些雖然不屬于臨時政府系統，但從其他方面為中國抗戰做出了貢獻，比如鄭律成，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作曲者。

        澎湃新聞：臨時政府自成立之始開展的一系列斗爭活動，對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有何影響？

        孫科志：首先許多韓國人直接參加抗戰，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是韓國人在中國境內開展獨立運動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士氣。例如在虹口公園爆炸案之后，當時有中國人寫文章談尹奉吉，有一篇文章叫《由尹奉吉想到中國青年應該怎么做》，說中國青年寫來寫去，還不如直接參加抗戰。韓國人在獨立運動中不怕犧牲的精神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震動，當時蔣介石也曾經說過：“中國幾萬軍隊都沒有做到的事情被一個韓國青年做到了。”第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戰，但是日軍的重要人物一個都沒有打死，但是尹奉吉做到了，侵華日軍總指揮白川義則被炸死，海軍司令植田謙吉被炸瞎了一只眼睛，日軍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掉了雙腿。這對于中國的知識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許多中國青年要到后方參加抗戰，雖然我們現在沒有史料把這兩者聯系起來，但是尹奉吉的事跡對于鼓舞中國人的抗日士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時在中國開展獨立運動的許多韓國人都已經認識到，韓國跟中國應該攜手抗擊日本侵略。延邊大學的一位學者也曾提到，在東北地區也有許多朝鮮人參加抗日聯軍，包括金日成在東北的抗日活動，該學者提到朝鮮人在東北有“雙重使命”，一個是參加中國革命，同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一個是爭取祖國的獨立。

        事實上很多在關內活動的韓國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如果中國的抗日戰爭失敗的話，那么韓國的獨立也無從談起，因此參加中國抗戰跟韓國獨立的目標是一致的，這點也是促使他們參加中國抗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