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們講到，計劃生育政策從稱為“國策”，到基本上開始“放開”至進一步放開，經歷了差不多30-40年的時間。而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的所謂生理學上的最佳生育年齡，恰好就在這個區間內。因此，約莫35年的政策轉變期，意味著跨越了整整一代育齡期的人。這或可以較好解釋，為何此前社會存在著“想生二胎”的呼聲，但當2016年真的放開“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只是出現了較為短暫的、幅度遠小于預期的上升。因為生育文化、生育能力恰好在生育政策的時間性上出現了“斷代”現象，變成了意愿和政策的錯位。

當然，這只是生育意愿的一個角度。

《超生游擊隊》出現在1990年并非偶然

談到計劃生育政策，大眾難免會聯想到一個上過中國春節聯歡晚會的經典小品《超生游擊隊》。可能有些年輕人會表示，完全不知道這是什么。這正好驗證了我上一篇文章的觀點，文化和能力在政策的時間跨越下已經錯位和斷層了。

這個小品由上世紀最紅火的兩位小品演員出演，一對從農村老家出來“超生”的夫妻，輾轉于各個城市，一個接一個地“超生”，并為了能夠“超生”想盡辦法躲避管轄，就像是在“打游擊”，他們四處奔走、躲藏，無法正常生活、工作，只是為了生個兒子。他們女兒們名字都很有紀念意義，分別叫“海南島”、“吐魯番”、“少林寺”、“北戴河”等，顯示了這對“游擊隊”縱橫南北的“超生”決心和毅力。

小品主要是在諷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男輕女”思想，臺詞犀利有趣，取得了巨大成功。

據小品編劇說，這個故事取自于真實生活的所見所聞。此應該所言非虛，其時，一些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對生兒子有著某種執念。

但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小品沖上并霸占當年的“熱搜”，除了計劃生育新政策和重男輕女老觀念的碰撞，還有另外一層政策背景。畢竟，生育政策只是解釋了“超生”，而“游擊隊”意味著人口流動政策也在發生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初，《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發布，國家放寬了對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就業生活的限制，公民身份管理和糧食供給體制的改革也方便了人口流動。盡管放松程度十分有限、地方政府對人口流動的支持意愿也不高，但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萬人，年均增長約7%。

《超生游擊隊》正是在1990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出現的。

《超生游擊隊》的謬誤，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高嗎？

被冠以“超生游擊隊”稱號后，這個傳誦一時的喜劇故事似乎讓大家有了一個印象，即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是很高的。

1987年，“中國74城鎮人口遷移調查”第一次獲得了國內有關遷移流動人口生育狀況的資料，與大眾腦海里所呈現的或有所不同，此次調查結果表明，在各個年齡組中，遷移婦女的生育水平均低于其遷出地的非遷移者。此后，1988年，“千分之二人口生育、節育抽樣調查”數據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當然，上世紀80年代，人口流動規模還相對有限。90年代開始，流動人口規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從1990年的2135萬人增至2010年的22143萬人，年均增長約12%。

但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情況相對于“不流動”人口，總體沒有太大改變。

根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一些研究證實了流動人口生育率有顯著低于來源地農村人口生育率的傾向，但是仍顯著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的生育率。

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資料的結果顯示，流動婦女的理想子女數和曾生子女數均低于農村未外出婦女。

2004年“常州市青年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外來人口的意愿生育子女數為1.41個，略高于本地戶籍人口的1.35個。

2005年“深圳外來農村流動人口調查”發現，流動人口生育數量偏好與城鎮戶籍人口無顯著差異；理想子女性別偏好觀念有所弱化，但仍強于城鎮戶籍人口。

也就是說，與大眾觀念中正相反，流動人口并不是“超生游擊隊”的大軍，其生育意愿與那些未曾遷移流動的本鄉人口相比，是降低的。

認知現代化或是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為什么會降低？似乎并不太難解釋。

有學者以農村婦女為研究對象，用相關的統計方法控制了年齡、婚姻狀況、初婚年齡、婦女受教育程度、曾生子女數、家庭經濟水平等因素后發現，外出務工對減少理想子女數具有較大作用。

2005年“廣州市流動人口問卷調查”顯示，52.30%的流動人口認為外出打工經歷對生育意愿有影響，且第一次外出年齡較小和未生育孩子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易受到外出的影響。

2005年“深圳外來農村流動人口調查”結果表明，農村流動人口的期望子女數減少。流動前后農村流動人口期望子女性別存在顯著差異，流動前期望兒女雙全者居多，流動后期望“生育1孩且無所謂男女”的人口增加。人口流動影響了農村流動人口的性別偏好觀念，但性別偏好觀念的有無尚未隨流動時間的延續呈規律性變化。

2005年蘇南地區吳江市（現為吳江區）進行的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問卷調查表明，52.1%的被調查者傾向于生育1個孩子，44.3%的傾向于生育2個孩子，而傾向于生育3個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僅為1.3%，傾向于不生育孩子的比例也僅為2.3%。

很容易看出，農村女性外出務工，使其脫離了原來的鄉土文化背景，并且取得了更多的經濟自主能力，使其能夠更快更好地擺脫傳統生育倫理中的弱勢地位，不會再淪為“必須生”和“必須生兒子”觀念束縛下的人。此外，隨著在城市務工帶來的經濟收入提升，以及在對工業化社會更多的認識中，他們也會更深刻體會到，與農業社會不同，更多生育并非帶來更多效益的通路，不再需要靠“人多”解決很多經濟問題。

不穩定性增強是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下降的另一個原因

認知的現代化似乎是流動人口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此不可否認。

但或也必須看到，硬幣還有另一面。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出來后，一些學者的分析發現，城市外來人口的生育率不僅顯著低于農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并且遠期流遷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遷人口的生育率。

盡管這只是諸多研究中的一個結論，但我們也會發現，與《超生游擊隊》所描述正好相反的是，遷移次數與婦女生育意愿或呈負相關關系。

深圳市龍崗區一項針對流動育齡人口的專項調查表明，省內流動育齡婦女的生育強度明顯大于省外流動育齡婦女，遷移(或流動)次數的越多對生育的抑制作用越大。

而另一項研究則有有趣的發現，即外出流動時間對意愿生育水平的影響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態勢，從流動時間上，流動時間在4年以上的人群中有性別偏好的比例相對較高。

這或許也在向大家展現，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降低，有主動的認知現代化原因，也有被動的生活不穩定緣故。

我們會發現，當社會保障力度加強，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就會出現提升。

而有些研究已經表明，不管家庭是作為理性的消費單位，還是生產單位，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由于鄉城流動人口在從農村流人到城市后，養育孩子的價格、成本、效用及家庭收入變量變動的影響，終將使城鄉流動人口的生育率下降。

“夾縫”中的流動人口是個很好的范本

盡管全球總體都進入了低生育意愿的前所未有狀態，各國及地區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不同程度的降低，但對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仍沒有完全搞清楚，人們為什么不愿意生，或者有些人為什么還愿意生？更好的經濟發展、更高的社會保障等等，都是很好的解釋，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釋。

“社會毛細管”理論認為，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文明社會，社會個體具有向更高階層流動的強烈愿望，為了減輕向上流動的負擔，個體傾向于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而有些研究也認為，如果社會中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比較明顯，即子代實現社會地位躍遷的可能性降低，個體對子代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信心必然隨之降低，進而會對個體的生育意愿產生負面影響。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并且在近40年內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無論是經濟“奇跡”還是城鎮化進程，都使人口流動在短期內加劇。

盡管中國并沒有出現明顯的階層固化等問題，中國各級政府也在減貧扶貧、縮小貧富差距上做了許多工作并取得成效，但也必須看到，由于舊有戶籍制度仍有影響、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系統仍在逐步完善過程中、以及人口流動和社會變遷太急速等問題，2015年后，流動人口增幅已經在下降，但仍有超過2.4億流動人口，且其中1億是兒童。流動兒童出現和增長與流動人口增長的一致性非常高。根據國家衛健委數據，其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從1990年的459萬人增加至2000年的1982萬人，增加了3倍以上；2000-2010年繼續快速增加，2010年增加至3581萬人，增幅高達40%以上。

他們無疑是個很好的范本，以其“夾縫”中的身份，有助于大家更加了解影響生育意愿的因素、與社會變遷的因素，是如何一步步走到這里的。

后記

在傳統文化、社會變遷、現代化紅利和社會保障不足的共同作用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是逃脫了舊思想的桎梏，因而愿意少生？還是經濟收入提高，因而愿意多生？或是不穩定可能變大，因而愿意少生？

生育意愿的表現，或是他們對社會變遷深層次反應的一個很好觀察視角。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