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深入展開和相關著作的漢譯出版，“新清史”近來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熱議話題，《中國社會科學報》最近更是刊文對“新清史”進行了“熱評”（第728期“爭鳴”欄目）。“新清史”究竟來自何處，其學術發展理路與核心觀點何在，中國學界對新清史的認識和評價存在哪些誤區，又該如何對其進行回應？

        4月28日晚，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學人創新工作室”邀請袁劍博士以“美國‘新清史’：形成語境、學科互滲與當下影響”為題開講。袁劍博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目前就職于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

袁劍博士在講座現場       

錯位的回應：不僅僅是清史

        講座伊始，袁劍即指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或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并不是對傳統清史學科的一種簡單回應，而是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轉型的背景下形成的以清代為研究時段和對象的一種新范式，被一些學者稱為“中國研究的族際轉向”（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它受到社會科學研究路徑的強烈影響，是現代學科互滲的產物，并與美國的內亞研究以及近些年形成的新帝國史研究有著研究區域上的某些重疊及相互影響。

        “新清史”的范式超越了簡單意義上的學科研究，是在社會科學范式轉型背景下的一個具體體現，因此對其不宜簡單以清史這一學科回應，否則將是一種錯位。必須了解新清史的形成背景，才能更好的對其予以回應。

        “新清史”名稱與論述的形成過程中，受到“前新清史時代”三方面路徑轉型的影響：

        第一，反思“現代化”：人類學等視角的影響。20世紀后期，在人類學社會學視野下，現代性問題已經有了反思——現代化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步驟嗎？這實際上奠定了“新清史”對中國清史研究中隱含的現代化敘事路徑的反思。

        第二個路徑轉型是“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Paul A.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書中，提到西方研究中國原來是在西方視角本位進行研究，但是在西方看到的中國的場景和中國實際的場景是很不一樣的，所以需要到中國去研究中國，在中國發現歷史。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的中國研究“中國化”的趨勢。

        第三就是中國內部地域的復雜性：中國除了具有China Proper之外，還具有廣大的“內亞”區域，這塊區域被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稱為“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包括今天所說的中國邊疆地區：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這四塊地區具有和中原非常不同的社會、文化特質，其運行模式和中原非常不一樣，中國這塊區域在拉鐵摩爾看來并不單一：事實上是邊疆與中原共同構成一個更大意義上的中國。在承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體的政治現實之外，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內部各地域之間的巨大差異。這使“新清史”學者意識到，在清代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統一體而存在的時候，也要注意到其內部各部分之間的差別——很多主體。比如為什么在東北是將軍轄區，在新疆是伯克制度，在藏區是政教合一？

拉鐵摩爾

        上述研究形成了對以階梯式現代化思路思考整體中國史的反思。當將這種問題意識帶入清朝歷史研究時，就出現了新的解釋路徑——這就是“新清史”形成與發展的基礎。

        首先將這種路徑轉型與清史問題聯系起來的是一場爭論，即1996-1998年羅友枝、何炳棣關于清朝地位的討論。1996年羅友枝發表《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批評傳統研究中認為清朝漢化的觀點，認為清朝具有自身兼跨東亞和內亞的特性，恰恰是其“非漢化”才使清朝穩固下來。何炳棣1998年發表《捍衛漢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對羅友枝進行了激烈反擊。這場爭論奠定關于重新認識“清史”的主題。

羅友枝與何炳棣

        形成“新清史”名稱與概念與兩本書有關，一本是《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2004），書名“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出自該書責任編輯之手，為的是在銷售市場更具吸引力。第二本書是司徒琳主編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英文原書2005年出版）——這本書是“新清史”作為觀念的形成的標志。

        美國學者衛周安的文章《新清史》（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in 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Vol. 88, 2004, pp. 193-206）將“新清史”概念加以固化，指出“對于滿族和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性，應該做比目前的認識更為嚴肅的思考。這就是新清史的核心目的；它的意義不僅影響中國以及其他橫跨歐亞中部以及更廣闊地區的帝國形成的歷史，而且也影響我們對于帝國種種問題及更具普遍性的、惱人的現代性過渡問題的理解”。

《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

“新清史2.0”時代下的滯后對話

        一般認為“新清史”研究初期以“新清史四書”為代表作，具有以下這些主要論點：

        第一，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代表作就是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的《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

        其二，強調歷史學全球化的視角，將清史納入全球史范圍內加以研究，特別主張將清朝與同時代的大帝國加以比較研究；

        其三，強調使用滿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資料的重要性。當然，此前日本學者對蒙古史和滿洲史的研究也強調過語言的重要性。但日本僅是從工具角度闡發其研究理念。從另一角度看一種語言寫作和敘說，實際代表著一種邏輯，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邏輯。

        當然最新的“新清史2.0”——歐立德和米華健（James A.Millward）的學生輩的研究已經超越了族群、認同、邊疆這些問題，開始向更大的領域擴展，其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對族性和邊疆的考慮，也開始關注到環境、帝國之間交往等問題，“滿洲因素”的色彩已經較為淡漠。但是現在國內的回應文章還在談“滿洲因素”，這可能與他們還沒接觸到后面“新清史”的研究的內容和方向的轉變有關；另外也存在一些僵化的思路的影響，總覺得提清史的“滿洲因素”就是分裂。比如馬世嘉（Matthew Mosca）的《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的地緣政治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其研究中的“滿洲因素”是很弱的，已轉向西南研究，而其他“新清史2.0”學者有的則研究西北問題或東南問題。“滿洲”不再是“新清史”的必然關注點，國內回應“新清史”時應該注意到這一轉變。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t）

        在對“新清史”的基本判斷上，袁劍引用定宜莊、歐立德的論述——“‘新清史’源自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潮流和檔案資料的新發現，而絕非像一百年前跟隨日本帝國主義向亞洲大陸發展的、與政治互相糾纏的東洋史。”（《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同時，袁劍認為新清史的發展邏輯是美國社會科學發展邏輯的延續，并不與中國的清史研究同節奏?！靶虑迨贰辈皇轻槍χ袊迨费芯慷a生的，雙方既不在一個層面上，也不在一個節奏上。

“新清史四書”：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已有中譯本）、柯嬌燕《半透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和政治權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2000.已有中譯本）、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四書”成書年代在1998年到2001年，“新清史”的名字是在2004、2005年出現的，但是形成集團性影響是這四本書打出來的。

“新清史”的理論給養：地域分區、內亞問題、帝國比較

        袁劍提醒中國學界應注意到，“新清史”是美國內部學術發展的產物，跟中國清史研究等并沒有一一對應關系，也不同于美國漢學中一般意義上的明清史研究。米華健在《嘉峪關外》（Beyond the Pass）一書中將“新清史”形成的理論資源歸納為三點：地域分區學說；對內亞問題的關注；18世紀政治史研究的推進。這三方面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國問題時就產生了三種新的研究視角：

        首先，在地域分區方面，逐漸意識到中國自身內部具有多樣性，開始探究中國內部更為特定區域范圍的問題，對“邊疆”形成更多的衍生思考。代表論著如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以及施堅雅（G.WilliamSkinner）內部分區學說的影響等。

        其次，從僅關注傳統中原政權的政治治理與社會實踐，轉而注意到中國在國家型構和國家發展方面所具有的內亞性（innerasia-ness），開始關注“西北向”的中國對于整個中國歷史與社會所形成的影響，之前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東南向”的中國并往往以之來涵攝整個中國。

        第三，帝國比較史的研究。基于政治史研究的新發展，將原有對政治史的“一國研究”發展為“帝國比較史”研究。從對帝國延續的研究轉向對帝國轉型的關注，也即開始關注延續中的斷裂而不僅僅關注延續本身。

“新清史”為何被誤讀

        為什么“新清史”會在中國國內形成如此巨大的影響？袁劍指出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國內主流學界與輿論界往往將基于傳統歷史王朝譜系敘述的中國話語視為理所當然，在面對“新清史”的區域化和解構式研究時十分不適應。

        國內清史的元問題、近代史的元問題與“新清史”的元問題彼此不合拍。我們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敘述隱含著現代性敘述和“民族復興”的號召在里面，往往裝在革命話語中進行，而“新清史”不會有這個問題。二者的元問題上會出現一種對抗。

        其次，中國對“新清史”著作的引介并不完整全面，導致“新清史”往往會被設想為僅僅跟歷史和當下的中國邊疆問題相關，進而引起強烈的回應。在這種語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于“分裂史”，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引介不完整導致的。我們介紹的新清史都是關于民族的、邊疆問題的，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環境問題、外交等問題的著作，給我們造成了錯誤的印象，導致將“新清史”等同于“民族分裂史”或“邊疆解構史”。

        再次，國內學界在對“新清史”進行更具學理性的回應之前，未對美國“新清史”產生的語境與學科互滲特征有深入的認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個層面上形成有力回應。不了解前因后果，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個批判。

        袁劍最后指出，時刻把中國與世界關聯起來進行思考、理解對方語境、多語言文獻解讀能力、自身解釋邏輯的自洽性是中國學界回應和對話“新清史”的基礎。在講座的結尾，他提出了三個富有啟發性的問題：

        如何看待中國主流清史學界與民族史學界在對待“新清史”問題上的觀念差異？

        如何看待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內，如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清史方面在對待中國內部政治與族群分化方面的態度差異？

        當代中國的多民族國家結構如何面對“新清史”提出的問題，在其將“常識”問題化的過程中，我們的基本“常識”又在哪里能夠立足？

        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民族國家仍在建構過程中，而袁劍此處提出的問題，或許正是中國學界面對后現代范式轉換下所形成的“新清史”的挑戰時，所亟待直面與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