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本義是指流民，無籍之人。但因無籍而易生亂，故流氓在后來又成為指稱品行不端、滋事擾亂之人。《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科學出版社，1994年）中，收有許多明代的法律條例，及具體的判處案例。乙編第五冊有好幾個案例講到明代成化年間的京城流氓，當時對這些流氓有一個專門的稱號叫“喇唬”。研究表明：“喇唬的泛濫成災，基本是在正統以后。”（陳寶良《中國流氓史》，156頁）這個論斷應該確切。而我們從判處文書所記載的一些細節來看，覺得也可以從另外的視角看問題，其中不乏社會史、經濟史等研究相關的有趣材料。

        乙編第五冊中的“二三成群撒潑搶奪財物犯該徒流罪者枷號充軍例”（340頁），記成化四年初七日，山西清吏司所審犯人王騷狐，就是京城的“流氓”案件。王騷狐身份是龍虎衛軍余，龍虎衛是永樂十八年始調至北京的京城戍衛（《明史·兵志二》）。明代衛所制度，每一軍戶出一名正軍，其余子弟即是軍余，雖然不是軍人身份，但負有提供物資、軍需保障的義務。這個王騷狐所犯，據記：“（成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騷狐手拿尖刀，前到軍人劉海家強討白面食用。劉不與，騷狐自將頭額打破血出，睡倒在地圖賴。劉海懼怕，將銀一兩三錢、白面一斗與騷狐接受回家。”（341頁）看來打架時拍磚的習俗早就有了，而且可以用來自拍耍賴。

        第二天騷狐繼續至賣面的軍余劉清家“羅惹毆罵，自將頭打破圖賴，拿刀要戳，強將劉清身穿水褐綿細衣裳、羊皮襖一領剝拿回家”。這是他第二次將自己頭打破耍賴，奪得的東西是比較好的綿細衣裳、羊皮襖。到十二月，這位軍余不改前惡，又到劉清家賴銀五錢。成化二年三月十二日，“騷狐又將舍余沈林采打，奪伊身穿藍綿布裙一條、銀四錢”。

        成化二年十一月五日，騷狐到民匠朱英酒店內賒酒十壺。說是賒酒，其實是強拿。一更時分，又拿空罐子到朱英店里要酒，朱英不給，他就打破自己帶去的罐子，賴了朱英“銀一錢五分、氈帽一個”。

        成化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騷狐又到余丁柳信賣糖鋪內要糖吃用，柳信不與，騷狐行兇將柳信揪采踢打，昏倒在地，將尿灌入口內，打破伊屋瓦十余片，又奪伊銀三分、氈帽一個”。九月，又去鄰住軍人王佐鋪內，“討要包兒燒餅吃用”。十一月二十日，又去討要，王佐不與，“騷狐又不合將伊盒子燒餅包兒丟散溝內，及將王佐趕打”（343頁）。

        討吃外，又去明智坊草場內偷官草三捆，看守的何阿羊本已抓住他，但王騷狐把何阿羊一頓打，又威脅說：“日后放火連累你”，就嚇得阿羊不吭聲了。明智坊草場，“在明時坊內，貢院西，永樂朝設，現國際飯店所在地”（李寶臣《北京城市發展史·明代卷》，116頁）。

        這位潑皮無賴王騷狐專在軍戶、匠戶雜居的小區內橫行，索要的東西除了面粉、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外，還有酒、糖等非必需品。一開始還用拍磚苦肉計，后來就直接搶要。這也可以看出當時軍戶生活的困窘狀況。明代軍籍靠屯田自給，這則判例里出現的軍人、軍余，都兼做小生意小買賣，有賣面的、賣糖的、賣包兒燒餅的。匠戶也兼做小生意，開個小酒店等。這些都是社會經濟上升時期，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在邊緣夾縫中生存的人聚居在一起，卻因生活困頓而引起的社會問題。

        從騷狐在這些底層人手中搶要的財物看，都有銀兩，一個普通面粉店小店主，隨身也有一兩多銀子。明代寶鈔在洪武時就已貶值難以通行，白銀成為民間流通的實際貨幣，“成、弘以后，率皆用銀”（《續文獻通考·征榷》）的社會現實，在這則判例里能得到很好的證據。學術界論證明代經濟在成化、弘治的啟動，以往證據可能都較為單向化，事實上，可能會有更多向的證據用來說明這個問題。

        王騷狐雖然屢犯不改，騷擾、強奪無所不做，但還是很低端的街頭潑皮無賴，而且“柿子專挑軟的捏”，欺負的是街坊鄰舍中的膽小老實人，可說是無出息得很。成化年間另有一位京城喇唬叫張昭的，卻被載入《明憲宗實錄》里，成了流氓中“名垂青史”的角色。

        《明憲宗實錄》卷一百七十九，成化十四年六月：“禁京城內外強奪人財，及口稱圣號者。時金吾左衛軍余張昭犯是罪，坐充軍。都察院請以其事榜示禁約。從之。”再來看《法律典籍集成》中的判例，為什么張昭會載入《實錄》。

        張昭所犯的事是，在成化十二年三月，將鄰舍王海、朱全等九人請到家，讓他們湊錢給自己哥哥做盤纏。“王海等懼昭兇惡，共湊銀三兩四錢，昭接受入己。”之后，張昭又向這幾人索銀一兩四錢。

明代畫家周臣《流氓圖卷》局部。

        勒索之外，“又將鄰人總甲周昶采打，強剝身穿白布褡褳一件，洗白布一條，綢巾一頂”。當時總甲是輪流擔任，不似后來地方上村主任等有一定威權，故而也被流氓欺負。又強要民人周振銀一兩五錢，綢巾一頂。又將軍匠金鐸“強拖到家，亂撦碎綢巾，奪得本人銀簪一根”。從搶奪的財物來看，較之十年之前的成化元年、二年，已有不同。前述案例，所奪均為氈帽，此案例，均為綢巾，而且銀簪屬于違制物品。可見當時的經濟較前十年又有發展，民間奢侈之風亦漸漸形成。

        讓張昭迅速被抓并寫入《實錄》的，應該是他所犯侵吞浙江商人大宗銀兩之事。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又不合節次在于官店誆賒浙江等處客人毛瓊、王慶、張還、錢顯、董升紙貨共八十余兩，在家賣銀費用。毛瓊等但來取討，輒便行兇撒潑，口稱圣號。被訪事發，校尉捉獲，送錦衣衛牛都指揮處，審供前情是實”（351頁）。

        張昭從浙江商人處誆騙來的銀兩達到八十余兩，對比前面他在多個鄰人處威逼也只得三四兩來看，可見商人的貿易規模及用銀，已非常可觀。張昭的喇唬行為中，較前還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口呼圣號”，這也是被寫進律例里的一種“新犯罪”形式。為什么要口呼圣號，目前似未見相關研究，不知這“口呼圣號”，與后來“手拿寶書”而進行的一些行為，是否有心理上的某種相通點？

        “軍兵的流氓化，這在宋代已經開始”（陳寶良《中國流氓史》，150頁），上述兩則的喇唬是軍余與軍匠，但并不是無籍的流民與招募兵，而是城市中生活的軍戶。這有一定的代表性，與當時軍戶的困頓以及軍戶本身的某些特點都有關系。

        （本文得益于臺灣中研院王鴻泰研究員、李仁淵博士主持的“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讀書會”會上的討論，及中研院張繼瑩博士的領讀，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