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許禮平的身份很多元，除了目前的“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之外，他還是知名的書畫文物收藏家、鑒賞家，又涉足金融、投資領域。大約是因為這個“家”那個“家”太多，惹得人眼花繚亂，所以常常有人提到他時，簡而化之，稱他為“香港文化名流”。這一稱呼不能說錯，卻實在有點“屈才”，小覷了許禮平的本事。

        他曾評價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他什么都懂，對掌故十分了解”，實際上，這個評價也完全可以移用在他自己身上——說起來，他和高伯雨還是遠房親戚，這是他在臺北的二伯公告訴他的。許禮平說，“高伯雨寫掌故文章考據很扎實，同時又很有趣味性”，“近代史上的各種歷史名人幾乎他都了解，你跟他說起一個人，高伯雨先生就會說出很多這個人的掌故，很厲害”，這一切，幾乎都像是在描述他自己的掌故文章。

        翻翻他的文集《舊日風云》（一、二集，一集有活字文化策劃的三聯書店簡體字版），你會讀到如下名字：齊白石、溥心畬、傅抱石、啟功、容庚、黃苗子、羅孚、王世襄、楊仁愷……都是扎實而有趣味的好文章。最讓人驚奇的，是許禮平對中共人物的熟悉，他寫過《潛伏》孫紅雷扮演的”余則成“原型吳石將軍，又寫過上世紀四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沈崇案當事人沈峻，對后一篇文章，謝其章評價說，許禮平以“‘考古家’的干勁兒，采取‘刑偵家’式誘供”，最終揭曉了歷史真相。這樣一來，許禮平又多了兩個“家”。可見，要寫好掌故文章，有多么的難！八卦，也是一門技術活！

        澎湃新聞：無論《舊日風云》的一集還是二集，您都是談人多而談己少，我想先請您從自己談起。《舊日風云》大陸版作者簡介里是這么描述您的： “早歲于東瀛編纂《貨幣書目知見錄》《中國語文索引》，上世紀七十年代為香港中文大學編《中國語文研究》。”董橋先生的序言呢，就更加詳細一些，說您“早歲雅好古文字學，是容庚門人，留學日本，師從日比野丈夫教授和白川靜教授，課余編纂《貨幣書目知見錄》和《中國語文索引》，一本京都出版，一本大阪出版”。能請您談談其中的具體情況嗎？如您是怎么對古文字學產生興趣的，在日本留學時又有哪些所見所聞？

        許禮平：我所寫的人物，都是學者、文人、畫家，或者是在歷史上有影響力，而曾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反觀我自己，實在微不足道，所以才“談人多而談己少”，我自己沒有什么好談的。承問，就略講一二吧。

        我小時喜好畫畫,留意畫幅上所鈐印章，印文多系篆書，有些容易認，有些不好認。于是找有關書本查閱。《說文解字》啦、《甲骨文編》啦、《金文編》啦，這樣子就對古文字學產生濃厚興趣。后來通過《澳門日報》李鵬翥先生介紹，認識了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的馬國權先生，馬先生帶我拜訪容庚先生。此后常到廣州向容老請教。容老與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有交往，其時白川先生剛出版《金文通釋》，寄贈容老。容老命我翻譯《金文通釋》的“通論篇”，一邊翻譯，一邊學習。這篇譯文后來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上發表。

        當年金文研究領域中，貨幣文這個項目尚待開發。我想學容老《金文編》那樣弄一部《貨幣文編》。但要先做基礎調查工作，將貨幣研究相關的論文、專著弄清楚，于是整天埋首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其他幾家大學的圖書館，整理相關數據，順便編纂出一部《貨幣書目知見錄》，在京都昭和堂印刷面世。時維1976年。此書印量極少，現在連我自己也沒有，不能說沒有，是因為搬了幾次家，無法找出來。去年在廣州，王貴忱先生賜贈一冊他老人家編著的大部頭書，其中赫見刊出小弟所編《貨幣書目知見錄》書影幾頁，但不是原書，是鈔本，是王貴老的鈔本。王貴老是“有錢人家”（他老人家的用印），搜集資料極為完備，連不見經傳的《貨幣書目知見錄》也有鈔錄，令我汗顏。

        再扯遠一些。有次去東京參觀日本銀行的古貨幣標本室，這是日本中央政府的銀行，藏中國古錢甚多，而以聳肩尖足空首布最為難得。研究部的妹尾守雄老先生見我是京都大學日比野丈夫先生介紹來的，相當客氣，降尊接待當年只有廿余歲的我，盡出所藏讓我觀賞，還當場拓了幾件賞賜。后來我在香港的中國國貨公司買了兩盒菊花晶寄奉，聊表謝意。妹尾先生復函客氣地稱，中國的菊花晶味道好。

        有一次經西園寺公一先生介紹，我與中文大學中文系黃繼持先生一起去東京都東洋文庫參觀。我們先拜會文庫負責人榎一雄先生，然后徑入書庫參觀。在眾多藏書中，我發現書架上有一冊古錢幣研究專著，系黎昌庶使日時的清稿本，擬刻版刊行卻從未面世的稿本。我問陪同參觀的圖書館專家，為什么東洋文庫藏漢籍目錄上沒有登錄此書，但書架上卻是有的。這位專家倒也坦白，說有些書是戰爭時期從中國或是朝鮮等地掠奪得來，刊登在目錄上怕人家會來索回，所以沒有入目。我才恍然大悟，不能只翻藏書目，要直闖書庫搜索，方不會有所遺漏。

        還有一回，東京友人招去夜總會開眼界，夜總會老板知道我當時興趣在古貨幣，他鄭重地提醒我，研究當下的貨幣更有意思。        

        澎湃新聞：藍真先生提到，他起初與您認識的時候，還不太清楚您的情況，托人“調查了解”后，知道您是“澳門頗有名氣的許世元先生的公子”，就此放下心來。這讓我很好奇，您父親在您的成長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您后來對書畫文物的喜愛，在收藏方面的嗜好，是否受您父親影響較大？您的交游如此廣闊，是否也有“沾光”父親的成分？

        許禮平：我父親對我影響很大，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不管我，是“無為而治”。這讓我有機會自由發揮。想學什么就學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父親做的是實業，經營的是糧油雜貨，有一段時期還搞過樓宇建筑、輪船貨運、酒店餐飲，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而我弄的古文字、書畫之類，說到底是可有可無的事物。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中華書局海外辦事處工作、七十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都叫做掛單在大單位，有糧出（薪資），衣食無憂。父親不用擔心，都沒說什么。但1987年創辦翰墨軒時，是自己開檔，要全身投入，父親有點兒不解，他老人家曾問，這些書畫，到底有沒有人買？可以看得出，父親有點擔心。不單只父親，啟功先生也曾為我擔心。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書畫業的“克難時期”。挨了十多年之后，才稍稍輕松一些。可見父親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難得的是從不干預。

        我父親交游極廣，他在澳門寓所客廳懸掛許多照片，大多是與政要握手的，如跟習近平、韓國總統、葡國總統等等，這些人我都知其大名但都沒有交往。或者因為我在香港幾十年，回澳門的時間不多，父輩許多朋友大部分不認識我，而我在海內外絕大部分朋友也不知道我父親。

        再說一兩例。七十年代某日我返澳門，父親約去他主理的碧麗宮酒樓吃飯，下船后我徑往新馬路碧麗宮，看門的女知客見我衣衫簡樸，或以為我是找錯門的，差點不讓進。父親在門口見到此情景微微一笑，也沒說什么。最搞笑是八十年代我結婚時，父親設宴，筵開百席，來賓中我只認識若干位姨媽姑媽世叔伯，其余絕大部分都不認識，雖然父親曾當面介紹這位是市長某某某、這位是海關關長某某某，我只能一臉茫然地握手。那個婚宴，是父親付鈔兼主持，而我和老婆仿佛做“臨記”。

        或者可以說，就我從事的行業而言，難以沾到父親的光。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談到自己和《書譜》雜志的緣分，又專門講到辦《名家翰墨》的“偶然和甘苦”，還有什么值得一說卻未在文章中涉及的事情嗎？我注意到，您似乎對自己開辦翰墨軒的事情談得不多，能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您和這么多書畫名流交往，是否拜此所賜呢？

        許禮平：翰墨軒的事情可多呢。但讀者有興趣知道嗎？你既然問到，也就隨便講一鱗半爪吧。

        翰墨軒開辦了廿八年，其中也有不少波折。

        首先要明確一點，我們是私營企業，沒有任何政府、政黨、社團的背景，完全是私人創辦的。我沒有大老板的大水喉對著，個人資金極為有限，必須勤儉建業。但我人緣好，朋友多，可以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靠許多朋友幫忙，香港澳門的朋友之外，有中國大陸的朋友，有臺灣的朋友，也有日本的和歐美的朋友。他們給予我實質的支持。

        我在《談〈名家翰墨〉的偶然和甘苦》一文中已談到創辦時的情況。我是因為臺灣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出來組織版權授讓的中介公司，才離開學校下海營商的。但版權轉讓業務所得極為微薄，絕對支撐不了一家公司，甚至支付一位員工的薪酬也不足夠，所以我才同時創辦經營書畫的翰墨軒。

        首先講講翰墨軒選址問題。

        要開業首先選擇對外營業的地點。我的想法或許比較保守，我認為選定一個地方開業，就不要搬來搬去。所以選址非常慎重。當時經營書畫業的店鋪集中在港島中環或荷李活道摩啰街一帶。而這個行業容易惹是非，集中在一起有好處也有壞處。我挑選遠離書畫業界的銅鑼灣，也是想遠離是非之地，靜心做自己的事。但因為遠離畫廊集中的中環，當年賴恬昌先生（賴際熙太史公子）就曾抱怨道，在中環逛畫廊，看完這家看那家，但要去翰墨軒卻必須專程去銅鑼灣，太不“就腳”了。

        因為不想搬來搬去，營業的地方就不能租，只能買。但我們的資金短絀，選購更要小心。1987年中我在銅鑼灣覓得一家霍英東立信公司建設的舊大樓，買了三間相連的辦公室，是蟾宮大廈208、209、210三個號碼，到今天我們還在使用。當時政府為照顧民眾而搞的居屋（居者有其屋）英尺價六百元，蟾宮大廈英尺價只是四百多元，比居屋還要便宜。而居屋多在新界偏遠地區，蟾宮是在香港最繁華的核心地段銅鑼灣，選定這個地方就準備幾十年不變了。事實上廿八年來我們沒有搬過。而且還不斷向上下周圍蠶食，擴展營業。早兩個月我們還接收了霍英東家族在蟾宮大廈擁有的三個單位，英尺價已升至1987年時的三十多倍了。

        再說經營內容。

        我們一開始，明確只做書畫生意，不碰當時流行的玉器瓷器之類缸瓦雜件。

        世界各地的朋友知道翰墨軒經營書畫，都很熱心地為我們提供書畫。例如有一兩位日本朋友，拖著一大個拉喼（行李箱），放下整批書畫，而且可以賣完才計數，幾乎一年后才來結賬。

        也有朋友介紹來小軒買書畫的。記得有位加拿大回來的女士，專門尋到小軒，一入門口先問是否姓許的，入來后選購好幾件書畫。后來她自己透露，是一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高級翻譯的朋友介紹來的，如果入門詢問不是姓許的，她會立即退出。這明顯是老友托她捧場。

        朋友幫我，我也幫朋友。八十年代末的時候，有些老朋友要遠走他方，需要處理藏品，需要實時付鈔，我們雖然資金短絀，也盡力幫忙。例如《文匯報》曾敏之老先生要去加拿大，他藏的書畫讓給小軒，按他老人家要求的價錢，馬上結賬，曾公很高興。后來返港，他老人家似乎有些糊涂，說擬取回寄存在小軒的書畫。經辦的同事大為詫異。我說不要緊，反正東西還在（那一兩年幾乎無生意），檢出一半，送還他老人家。大家高高興興就是了。

        同時期也有位金堯如先生擬出售其所藏書畫。金先生曾托他的好友陳德曦先生（萬玉堂顧問）幫忙代售，時風波之后不久，市道極差，金先生要價頗高，所以未能成事。后來金再托他的舊部麥先生找到小軒。我與金先生雖然有數面之雅，但當時還不大熟絡，而麥先生則是多年的老朋友。麥說金先生擬將所藏書畫整批出賣，以清掉北角堡壘街寓所的銀行貸款。麥先生帶我去北角堡壘街金先生寓所看實物，整批東西看了一遍之后，覺得開的價錢比較進取，不容易賣。最后還是出于幫老友忙的心態，照價啃下。將公司不多的資金全數投入，承接了金先生這批書畫。我們到金先生寓所收取書畫時，金先生有幾件越看越舍不得的，要抽出來，我也無所謂。最要緊老人家開心。不久金先生去美國，也時常返香港，也常約我飯局，大家也熟絡些。看他老人家餐聚時，談笑風生，依然瀟灑。而當時市道不佳，我們的資金被捆綁住，過的可是緊日子。但想到朋友間應該互相幫忙，也就坦然。        

        澎湃新聞：您這兩本集子主要是懷人，寫了許多與您有過交往的名流，能否請您談談其中取舍選擇的標準？我注意到，您對羅孚、潘靜安這些長袖善舞，在大陸、香港都吃得開，且大陸背景較深的人物著筆較多，而且您也寫到許多中共的名人，并不避諱。您是否對中共黨史及人物有著特別的興趣呢？如果是的話，這種興趣是怎樣培養起來的？您具體又是怎么和這些人物打交道的呢？董橋、藍真二位先生都提到，您有個筆記本，上面全是與您有過交往的人物的信息，您是否方便透露一下這個筆記本的內容？上面有哪些“VIP”？哪些是您接下來想要寫入掌故文章的呢？

        許禮平：我寫的人物，其實沒有什么標準。我覺得身邊許多人物，有稔熟的，有深交的，也有不那么熟悉的，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感到應該記下來，我就會動筆去寫。

        我交往的人物，品流復雜，但以共產黨為多，所以筆下的人物自然是共產黨居多。共產黨長期處于地下狀態，就算解放后，有些人還是沒有顯示其真正黨籍。限于保密條例的黨紀約束，許多事情本來應該記下的，但相信大部分都沒有文字記錄。而且，往往知情者不說，不知情者亂說。隨著當事人陸續消失，許多歷史實況都帶入棺材了。后人只能瞎猜。我所寫的，不一定準確，或者與史實有出入，但自問全部都是憑自己所見所聞所感下筆，即是靠自己的認知和手上的材料來撰寫，希望字字有出處，句句有來源。

        有些文章寫好之后，為了減少謬誤，有時會讓當事人過目。例如《霧里看花說羅孚》那篇，我登城市花園第六座羅孚寓所，請他過目之后，問有沒有問題，羅公說“沒問題，就是這樣子”，我才敢交董公發表的。刊登之后，有人大量影印送贈老友傳閱，有人鼓掌叫好。例如簡又文公子簡幼文醫生在美國來電郵鼓勵，也有人罵我胡說八道的。

        這篇文章收入香港版《舊日風云》一集，北京三聯書店版失收。三聯版《舊日風云》一集還失收了一篇《翟暖暉在一九六七》。

        有些歷史，明明是路線問題，引致社會倒退。你寫出來，你的文字就不討喜。但宏觀一點，歷史悠悠長，千秋萬世，而什么政治、社團，大都短暫，如果留下的文字記錄，能真實反映史實，后世的人可以吸取這些教訓，減少犯錯。從前毛主席說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所寫的，可以說是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董橋、藍真二公說我的筆記本，其實是地址電話簿，我只在姓名之后加注生年月日而已。

        政府記錄往往是不可靠的。例如五十年代香港政府要市民領身份證，左翼分子懷疑這是港英的陰謀，給的數據故意報大報小。這幾天整理張發奎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隊員楊治明的資料，才發現他本來叫楊野明、楊冶明，登記身份證時“冶”字多一點，變楊治明。生年報小三歲，原來生于1916年，身份證記錄是1919年。楊夫人陳敏報大三歲，本來1932年變成1929年了。都是一筆糊涂帳。這些在我的地址電話小本子上糾正了。

        接下來我準備寫的人物還有許多，一時間想到下列幾位：

        周游。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那位，是國民黨華南補給司令那位，他是黃埔四期狀元，與林彪、陶鑄同學，解放前夕違反李宗仁命令運送大批袁大頭到長沙資助陳明仁起義。周的女婿是七機部長、北京軍區副司令汪洋。有關周游的文字資料太少，應該寫。

        陳彬龢。一般人以為他是漢奸。但三十年代陳彬龢舉家在香港辦證件本來去莫斯科，卻忽然應巖井英一之邀改為去上海，“落水”做《申報》社長。毛主席曾有段文字說陳彬龢為人民做過好事。他是共產國際那條線的人嗎？

        羅慕華。香港真光中學的中文科老師。早年是燕京大學高材生，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是王辛笛的老師，是北方左聯的人。五十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參與倒林語堂運動。羅公弟子遍布港澳，相信許多弟子都想知道老師不曾提過而又有趣的往事。

        楊治明。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隊員，中共特支成員。志銳中學附小教師、昆明中華小學校長。前些年臺灣已卸任的政要返大陸尋找當年的學校，飛機門一打開，對迎接的人第一句就問楊老師來了嗎？楊老生前從不向我提及他是1938年的黨員（楊應彬介紹入黨）。1949年奉派來香港從事編輯、印刷、出版工作，屬僑委領導。        

        澎湃新聞：您是書畫文物收藏大家，而且有自己的主攻方面和專題收藏，并非泛泛而藏，可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書中提到，您對溥心畬、齊白石、傅抱石似乎有著特別的興趣，臺靜農、啟功、黃苗子也是您所喜愛并尊重的書畫家，而且您很注意搜集廣東書畫家的作品，除此以外，您還有哪些興趣呢？

        許禮平：人們叫我做收藏家，實在不好意思，我哪里配稱什么收藏家。漢語許多詞匯，其含義在近些年變化頗大，尤其二十一世紀以來，名詞的含金量，與現在的貨幣一樣，不斷貶值。著述多一些，年歲長一些，很容易就被冠以“國學大師”的光環。收幾件破爛，或者投得若干件疑似名家書畫，就被冠以“收藏家”稱號。忽然想到有人曾謔稱：“大師滿街走，藏家多如狗。”上一代如葉恭綽、龐萊臣、鄭振鐸等，我們香港這邊的如至樂樓何耀光、虛白齋劉作籌等，這些人才稱得上是收藏家。

        所謂盛世收藏，書畫拍賣現在遍地開花，這反映當下中國是太平盛世，未嘗不是好事。但我相信，藏家是需要時間去檢驗的。不然就只有長線炒家和短線炒家之分，藝術家和偽術家之別。

        齊白石、傅抱石、林風眠、溥心畬等等大師的書畫當然喜歡，幾十年來曾收過一些，但現在價錢都這么高昂，有許多作品早已易米，能留得住的沒幾件了，守住大師的作品，要很有實力才行。到了拍賣場，對著諸種拍品，許多億萬富豪都會感到自己忽然變成窮人，都買不起也。

        你提到的廣東書畫，相對而言，目前比較便宜，還能收得起，但我心儀之作并不很多。其實我比較喜歡收集的，是跟歷史有關的書畫文獻。幾十年來，也收了一些蠻有意思的東西。這些東西，也并不是秘不示人的。

        四年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小軒曾借出百多件書畫，與廣東省博物館合辦“氣呑河岳——辛亥風云人物墨跡展”，同時亦借出二十多件與澳門博物館辦“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展”。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小軒借出數十件抗戰有關的書畫文物，與湖北省博物館，他們準備五月中在武漢湖北省博物館舉辦“四萬萬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特展”。明年五月，小軒還會借出數十件鄧爾疋書畫，配合東莞博物館，舉辦鄧爾疋、黃般若書畫特展。

        這些專題展覽，可以將私人所藏供諸大眾欣賞，也方便自己欣賞。老實說，掛在狹小的寒舍獨賞雖然有其靜穆之趣，而懸掛在專業的博物館陳列柜中，與大眾共賞，則另有一番滋味。4月2日，香港藏家羅仲榮先生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河山色染——繪出新中國”展覽，他在展場應酬來賓之余，對著這些紅色系列的書畫，看了許久，他說在自己的辦公室和家中，沒有機會這么集中觀賞過。羅先生這批紅色珍藏，聽說會運到上海和北京展覽。        

        澎湃新聞：我還注意到，您對大陸學術界、文物界的老輩頗為關注且多有交往，您寫到了王世襄、楊仁愷、馬承源等，除此之外還有嗎？

        許禮平：還有許多未曾下筆的。一時想到的，有你們上海的謝稚柳、陸儼少、沈之瑜……北京的羅福頤、王力、呂叔湘、周祖謨、朱德熙、陸宗達……天津的陳國符，武漢的黃綽，長春的于省吾，香港的饒宗頤等等。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自謙是冷攤殘客和撿古舊破爛的人，專好打撈不為人知或遭人遺忘的人與事，之前您寫到了香港的“六七暴動”，寫到了香港國共戰爭時期的暗流涌動，那么，對您來說，香港近代以來百年風云，還有哪些是值得記述卻因各類緣由而遭到遺忘的呢？

        許禮平：香港百年風云，被遺忘的事情太多了。香港人有個劣根性，就是“本地姜不辣”，一直以來不大重視自身的歷史。這些年香港人好像忽然覺醒了，開始留意香港人身邊的事物，關注香港人自己的歷史，有所謂集體回憶。如果你踏入三聯書店，可以看到有關香港歷史的著述，一下子多了一大堆，占了好幾個書架。這是香港學術界回歸以來的研究成果，好得很！

        有朋友見告，回歸前許多年，英國有關部門（MI6)已經有計劃地將香港政府各種敏感檔案，或銷毀，或選擇運送去英國和澳洲儲藏。這對學術界造成不便。前幾年有人去查找“六七暴動”的政府檔案，關鍵的東西都查不到。這顯示出英國政府辦事的高效率。

        澳洲某處所藏香港文獻，特區政府現今主要官員的檔案固然齊備，未來二三十年有機會上位至司級官員的年輕人的檔案，也都巨細無遺。某位官員上臺，某方面想搞他，檔案中有該官員的陳年記錄，放給傳媒發布，害他個“雞毛鴨血”，這就能達到某方面的政治目的。可見研究香港史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金應熙被派駐新華社。金氏港大畢業，陳寅恪大弟子，記憶力極強，對香港歷史了如指掌。談判中的歷史問題可由他老人家解決。當年金氏尚未回穗，在港猝然逝世。這些有學問的前輩，越來越稀有了。

        對不起，越說越離題萬象。說回我正在撰寫關于香港的題目，一個是《香港的收藏家》，這個題目去年在祝君波主持上海的“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分論壇上粗粗講了個大概，后來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做報告，題目一樣，內容側重講與中文大學有關的香港收藏家。

        還有一個題目，是《地下學聯與香港學運》。解放前廣州的地下學聯總部在香港，學運骨干來港受訓學習，共產黨由香港遙控廣州學運。當時領導廣州地下學聯的書記鐘鳴是香港人，英皇書院高材生。解放前夕這些骨干陸續返廣州參加廣州解放接管工作。但有一部分人留下來，在香港從事教學和學運工作。這個題目可能不好弄，有許多事情無法追查。做多少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