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0年，“最后的歐洲人”瓦爾特·本雅明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小鎮包港（Portbou）絕望自殺，至今已75年。在生前，他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Adorno）、猶太神學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友誼為人樂道。近日，德國Suhrkamp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阿多諾、肖勒姆的通信集《上帝住在細節中》（“Der liebe Gott wohnt im Detail”），第一次完整收錄了兩人從1939開始，到1969年阿多諾去世前的200多封信件，為德國思想史上這三位重要人物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同時補全了這段情誼綿綿的佳話。

       近日，年事已高、很少在媒體露面的德國著名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在德國《時代報》（Die Zeit）上撰文，深情記述了阿多諾和肖勒姆兩人交往情景，并稱這是“德國—猶太思想史的一個偉大時刻”。哈貝馬斯對二人都很了解：1956年，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所，他是阿多諾的助手和最重要的學生；1970年代初，哈貝馬斯及其夫人同肖勒姆夫婦訂交。

       這篇重要的文章中，哈貝馬斯在評價阿多諾和肖勒姆的同時，也深入探討了宗教/世俗問題。有論者指出，這多少反映了他與之前在《在自然主義與宗教之間》等書中相齬齟的觀點。哈貝馬斯最后也指出，在新自由主義的當代，阿多諾的著作仍有切中時弊之用，只是其“唯心主義殘余”仍成問題……

       以下為文章全譯，僅供參考。

        二人初次相遇是在1938年的紐約，蒂利克夫婦（Paul und Hannah Tillich）的寓所里。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當時也在場。這不是一次尋常的見面，更像是瓦爾特·本雅明在巴黎遠程安排這兩位高度敏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初次相見。這之前，他們都很懷疑地觀察彼此。阿多諾在1920年代才通過他的夫人格萊特與本雅明建立友誼，所以他不能不對本雅明更早認識且更為親密的朋友——猶太神秘主義大家肖勒姆產生醋意。而肖勒姆本人雖然清楚他的好友本雅明經濟上仰賴紐約流亡中仍存活得很體面的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但他并不愿意和“那幫人”有太多來往。他尤其不喜歡霍克海默。他這樣向本雅明吐槽他和阿多諾及其夫人的初遇：“我和威森格魯特（阿多諾中間名——澎湃新聞注）還交談了幾次，那幫跟邪教差不多的其他人根本沒法深談。”

        初遇是尷尬的，但阿多諾和肖勒姆后來的交往卻出人意料。在兩人的通信中，肖勒姆對阿多諾表示了友好的開放態度，并有意再繼續富有啟發性的對談。而阿多諾也在1938年5月4號向苦等消息的本雅明詳細而熱情地描述了這次對話。他很敬重這位能闡釋希伯來文原始資料的學者，并稱肖勒姆為“傲慢的偶像（schnoddrige Grazie）”。他以敏銳的洞察力看出他們剛剛開始的通信必將圍繞的主題：“在我在來，最深刻的諷刺的是，這個他（肖勒姆）推動的神秘主義的概念，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將自己表現成那種向世俗的轉變。正是這點上，他覺得我們倆很墮落。”

        三十多年后，肖勒姆70歲生日之際，阿多諾在《蘇黎世新報》上撰寫長文復述他們的初遇，但這并非出于他作家式的自戀情結。在這回溯性的描述中，他才理清了“后來經歷的輪廓”。盡管當時不同的立場讓他們不一定理解對方，但在三十多年之后，他能夠追憶兩個知識分子之間斷斷續續的聯系的哲學核心。在紐約的時候，阿多諾就預言了那個貫穿他們日后交往的主線問題：和他們共同的朋友本雅明一樣，他們從各自的角度關心神圣性在啟蒙運動之后的命運，以及它如何能“向世俗遷移（in die Profanit?t einwandern）”。

        阿多諾預言了在日后漫長的接觸過程中才逐漸展開的兩人的親密關系。這樣的先知先覺恐怕只有非凡的才智才可做到，而阿多諾就擁有這樣的能力。他只有在最親近熟悉的場合才能放松下來，只有在他的書桌前才算真正自在。這個敏感的人仍保持通向自己童年的路徑，而同時不斷成熟。他生活得過于警覺和緊張，似乎在用手小心翼翼地伸向我們這些凡人都恪守的規范之外。

        而肖勒姆仍屬于這個規范，即便他也伸出他作為一個個人和學者的手——還有他巨大的招風耳。阿多諾認為肖勒姆集“敏銳、深邃的玄思癖好和廣闊的知識面”于一身，還有自發的好奇心和迅猛如鞭子的諷刺。他偏愛異端，這混合了柏林人單調的厚臉皮。他其貌不揚的外表同狂妄的態度形成鮮明反差，這點已經在阿多諾的筆記中最為直觀地表現出來了。肖勒姆在他們二人中算是更“世界性”的了。他在沖突中也能保持大局觀，比如阿多諾在1968年2月指責他操縱本雅明的遺稿，他反應得很無助。其實肖勒姆只是給出了正確又實用的意見。

德國和猶太共生的傳奇

        猶太人大屠殺之后，他們之間的通信，成了德國—猶太思想史重要時期的又一珍貴材料。編者阿薩夫·安格曼是阿多諾檔案館成員，他細心地描繪了那一代偉大的德國和猶太知識分子的復雜關系網，以及他們之間的競爭和惡意，并將此再次呈現在人們面前。在他們那個學術和文學的小圈子里，恩斯特·布洛赫、喬治·盧卡奇、馬丁·布伯、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赫爾穆特·普萊斯納、漢娜·阿倫特和赫伯特·馬爾庫塞幾乎是門挨著門住著的。在1940年10月8號之前，阿多諾和肖勒姆只通過四次信，而那天阿多諾不得不通知肖勒姆：“瓦爾特被營救之后，又自殺了。”

        這兩位朋友都被本雅明的秘教精神深深吸引。阿多諾深受本雅明啟發，在他的字里行間，阿多諾看到了自己的否定辯證法的宗教—唯物主義萌芽，肖勒姆則認為本雅明是三大一神教都失去和神秘主義活動的聯系之后的一個非日常的、有秘教天賦的人物。我的妻子和我還記得七十多歲的肖勒姆，仍然被麗莎?菲特科的只言片語迷得神魂顛倒，菲特科是本雅明最后翻越比利牛斯山時的女向導。他固執地相信，那本被認為是精心之作的拱廊街計劃，現在還在本雅明遺失在包港（Portbou）的手提箱里，有待被找到。這本歷史哲學著作講的是19世紀的巴黎。本雅明本人在那工作了好幾年。

        正是本雅明將他的這兩位仍在世的朋友撮合在一起的。在那之后不久，一本算得上“合輯”的東西就在二人的努力下問世了。他們共同的目標是拯救本雅明這位在戰后德國完全被遺忘的作家的作品和聲望。此外，對其他圍繞在本雅明周圍的思想巨頭的共同疏遠，也為他們二人的結合創造了條件。這其中就有和本雅明一直保持可疑關系的布萊希特。在他們看來，本雅明和布萊希特一樣就像被灌了迷魂湯，都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非辯證并且頑固的態度。阿多諾承認，他一直認為本雅明對唯物主義的偏愛是不幸的。在這點上，肖勒姆也指責本雅明“重度自我欺騙”。

        在紐約的初次見面之后，二人的通信進展緩慢。1942年肖勒姆興致勃勃地給阿多諾寄了一本他關于猶太秘教主要流派的著作英譯本，而阿多諾竟然三年都沒有回復。在多次催促之后，阿多諾才對其中心章節作了簡短回復。他反復強調自己“反反復復”讀了好多遍。在接下來的通信中，肖勒姆變成了比較高冷的那位。他們通信的三十年中，前二十年間的信件往來只有總共的三分之一。1969年阿多諾意外離世給這場通信畫上句號。在阿多諾爭取到了 Suhrkamp出版社為本雅明出文集的時候，他和肖勒姆的通信才開始變得頻繁，因為他在籌備文集的時候不得不求助于肖勒姆。后來，他們為了竭力找尋本雅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信件而正式合作時，兩人的通信才步入正軌并有了自身的重要性。

        阿多諾和肖勒姆都視自己為遺囑執行人，事實上他們更是說客。本雅明再版的《柏林童年》和《單向街》并不成功。直到文集出版，這位被埋沒的作家才取得一定關注度。阿多諾和肖勒姆焦急地關注著銷量并時常對書評十分刻薄。他們通過自己的解讀和回憶，努力建構本雅明的公眾形象。很快他的書就有了龐大的讀者群。從來沒有哪個作家的影響和被接受如此深刻地同他個人生活和死亡的政治環境融合在一起。最后阿多諾用“神圣光環”這樣的字眼來描述本雅明不期而至的成功。

        肖勒姆是“德國—猶太共生”的最激烈的批評者。直到1956年，在聯邦德國的土地上公開露面對他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當他第一次赴法蘭克福演講時，他請求主辦方用“格舒姆·肖勒姆”這個名字，而不是“格哈德”這個常見的德語名字。但這次演講之后，他放棄了此前保守的態度，即使是以色列和散居在外的猶太人偶爾的沖突也不會成為他心里的障礙。寫信時，肖勒姆對阿多諾的稱呼從正式的“先生”變成“親愛的阿多諾”，落款處則用正式中透著友好的“您的老肖”。他們通信的語氣日漸親密，最后甚是真摯。不可否認，本雅明是他們通信的絕對主題，但隨著后者的淡出并走上自己的道路，通信的主題又有了本雅明之外的獨立性。

神秘主義向啟蒙的反轉

        阿多諾和肖勒姆都對現代條件下一神教傳承中的真理的可能性感興趣。他們并不是追問它的神話或前蘇格拉底源頭。因為被強大的世界宗教的邏各斯打敗的古典神話不可能有最后的話語權。尼采并不在場，而尼采主義的新異端也自不必言散發著硫磺氣味。“神秘主義向啟蒙的反轉”標志了阿多諾和肖勒姆找到了共同的領域。阿多諾觀察了18世紀艾薩克·盧里亞（Luria von Safed，猶太卡巴拉實踐者——澎湃新聞注）的深奧教義及其持續至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出于各自的理由，他們兩人都對異端教義在世俗社會的革命性滲透感興趣。

        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阿多諾見證了黑格爾哲學的衰落，用馬克思的原文即是“絕對精神的腐爛”。他在無人問津的形而上學的真理內核中看到了超越的、解放的時刻，它可以跳脫資本主義那吞噬各個生活區域的發霉的內在。那么這個真理內核如何在像藝術這樣現代的進步形象中起作用？針對這個問題，阿多諾向肖勒姆推薦他對勛伯格歌劇《摩西與亞倫》作的解釋，即把它看作“神圣片段”。而肖勒姆對此是持懷疑態度的。1964年2月阿多諾竭力說服他：“我認為，并且我覺得您也會同意，如今拯救神圣藝術以及同樣拯救您所說的哲學真理內涵的唯一辦法是頭也不回地轉向世俗。”

        但肖勒姆并不關心哲學真理內涵的文化形象的宗教根源，他更想在猶太經文傳承的維度上找尋宗教真理本身的閃光。所以在這些通信中，我們將會發現一方面來自亞伯拉罕、以賽亞和雅各布，另一方面來自哲學的對話的延續。所以肖勒姆是在傳統中，阿多諾僅僅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裂縫”無名的敲打中，尋找上帝之聲。

        在1951年的信中肖勒姆擔心，在本雅明的唯物主義歷史哲學中，天啟和救贖這兩個宗教主題只剩下末世論。阿多諾安慰他：“本雅明并不是背離了他的初衷，而是保持沉默。”同時他知道，肖勒姆關于天啟的觀點，不是關于哲學闡釋學的，而是圍著傳統和認知的關系打轉。他指的是對早在進入現代以前就搖搖欲墜的真理進行拯救性批評。對于他來說，卡巴拉的神話圖像就是對傳統的拯救性接近的例子。這里，每種傳統都把目光投向閃光的真理，每種傳統都掩藏真理，而這正是它們保存真理的唯一方式。

        他們的哲學對話在1967年變成了關于阿多諾剛剛出版的《否定辯證法》的爭論。肖勒姆力求得到一個他們分歧的解釋。他雖然承認，從未讀過比這更節制的形而上學辯護，但仍很關鍵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退行”，把阿多諾帶離了自己的初衷。阿多諾為自己辯護，說這“完全有別于教條主義的唯物主義進路”，因為在唯物主義里他隱秘地看到了它與形而上學——我差點說成宗教學——的親和性。肖勒姆反對這種懷柔政策并提醒阿多諾，自己不僅對異端還對東正教存有好感。肖勒姆通常不對別人說他的私人態度，但這件事上他主動出擊：“您很清楚我最不可能成為的就是一個無神論者。”

        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政權遍地開花，所有反對派行動耗盡力量的局勢下，阿多諾的目標才顯露了它的時效性。它的目的是從分裂的潛能中分娩出來，這種潛能使這個自我遺忘的社會免受災難侵襲，免受自我傳染。“唯物”所以只是阿多諾社會批判理論的幌子，它自身有著先驗的內涵。現在的問題是唯心主義殘余：阿多諾的理論是大寫的理論，他堅守形而上學的真理預設，而這其實是和宗教在同一水平線上互相競爭的。

        （徐爽譯自德國《時代報》2015年4月9日刊，原題《Adorno und Scholem: Vom Funken der Wahrhe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