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見到Miles Kahler教授的時候，他還在加州大學桑地亞哥分校。去年，他轉入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華盛頓的人們聽說他是從桑地亞哥遷來的，個個都很詫異——怎么從那么好的地方搬到了這里！

        Kahler教授是一位國際政治學家，著名的《國際組織》雜志的編委，曾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斯坦福大學等機構做研究。他主要研究全球治理，尤其是國際金融。Kahler教授苦笑著說：“桑地亞哥當然很漂亮，但待久了就覺得乏味，除了沖浪，沒什么事情可做，要是研究國際政治，還是得來華盛頓。”

        的確，如果要研究國際政治，華盛頓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政治震動，最終都會波及華盛頓。你可以坐等各國政府官員、學者過來報告情況，這是個喧鬧的政治大集市。不過，話又說過來，這也是我不太喜歡華盛頓的地方。這里除了政治就是政治，政治確實很熱鬧，但跟看戲一樣，閉幕了之后不免感到虛幻和落寞。要是讓我在華盛頓和紐約之間選，我肯定選紐約。要是讓我在紐約和波士頓、或是硅谷之間選，我更愿意選波士頓或硅谷。

        這是閑話。言歸正傳。我和Kahler教授坐在杜邦環島邊的一家面包店，Le Pain Quotidian。窗外陽光明媚，正是要上課的時間，一群群大學生們匆匆忙忙地穿過馬路，像士兵們穿過封鎖線一樣，趕去課堂。

        我跟Kahler教授講，自己正在跟蹤G20議題。中國在2016年要舉辦G20峰會，怎么提出既重要又新穎，而且務實的議題，是件費神的事情。我陸續約了一批研究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美國學者，想聽聽他們的意見。

        在我看來，經濟增長議題是最重要的。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G20升格為領導人峰會，在最初的幾次會上，各國都能齊心協力，共同抵抗金融海嘯的肆虐。當風暴逐漸消散，首腦們就開始同床異夢，全球失衡成了核心議題，各國互相指責，誰的儲蓄太多，誰的消費太多，誰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爭得面紅耳赤。

        2014年澳大利亞主辦的布里斯班峰會再一次把經濟增長做為核心議題，提出了2%的增長目標，即在2018年之前，使G20整體的GDP額外增長2%以上。注意，這并不是說提升經濟增長率2%，不過是讓經濟總量擴張2%，遠遠稱不上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但不管怎樣，2%增長目標的提出，讓經濟增長重新成為G20的核心議題。

        Kahler教授微微一笑。他說，澳大利亞人的風格是事無巨細，全都列出來，結果各國政府都把自己已經做了的事情，當做要去做的事情報了上來，很難評判到底誰干了什么。與其這樣，不如讓每個國家各報三個自己的創新政策，這樣反而更容易監督。

        Kahler教授注意到中國對投資問題的重視，既有“一帶一路”的宏大設想，又有最近關于亞投行的外交勝利。他認為這是美洲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的。南美國家如巴西，曾經經歷了意外的商品價格上漲，從中賺了不少錢，巴西人把這些錢用來消費。當然，他們的政府也做了不少扶貧的工作，在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時期，巴西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有所緩解，但他們沒有把這些錢用于投資，到現在不得不自食其果。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很落后，如果中國投資于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并非異想天開。日本當年投資美國引起很大爭議，中國現在在美國的投資還沒有那么顯眼，遇到的阻力相對不大。

        怎樣才能更好地利用G20的平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Kahler教授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應該想辦法推動全球貿易談判的進展。WTO的多哈回合幾乎熄火，巴厘島協議由于印度的反對也無疾而終，正在進行的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也陷入困境，美國國會就是不通過貿易談判的“快軌”授權（TPA），眼見TPP就要被長期擱置，甚至永久擱置。

        中國應該利用G20的機會，倡議重啟多邊貿易談判；印度政府已經換屆，或有能夠被說服的可能；或是采用迂回的策略，在比如《信息技術協定》（ITA）等議題上尋找破冰之處。中國也應該積極呼吁，層出不窮的區域貿易協定之間應該能夠互相協調，不能變成畫地為牢的敵對陣營，比如可以建議加強WTO對區域貿易協定的監督。無論如何，在全球價值鏈的時代，中國、美國和歐洲是價值鏈上的三個重要節點，推動全球貿易的健康發展，是各方利益的交匯點。

        第二，Kahler教授最近在研究全球金融安全網，所以對國際金融改革比較關注。當我提及，周小川行長發展金融基礎設施的倡議時，他非常認同和支持。他也注意到，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對金融監管的參與程度正在提高，有可能在議題設定上發揮更大的積極性，比如要更注重影子銀行的監管，而非僅僅關注對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

        第三，Kahler教授講到，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民眾對全球化的印象更為積極，而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的公民對全球化的態度更加消極。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的WTO會議期間，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最近，這種反全球化浪潮略有回落，但對競爭的擔憂仍然普遍存在。

        Kahler談到，除了客觀存在的收入再分配效應，民眾反對全球化，更多地是出于不安全感。尤其在美國，失業救濟和醫療保險制度都不完善，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成員，甚至中產階級成員感到自己被邊緣化，處于無助的狀態。要想讓全球化運轉得更好，要回到“國際政策”，即不是全球統一標準，而是允許各個民族國家有更多的政策空間，更好地為其公民提供適宜的保護。當人們感到更有安全感之后，才會更積極地支持全球經濟的發展。

        明天，我會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開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主辦方之一，會議的主題也是G20議題。下周我要到加拿大的渥太華開會，會議的主辦方是加拿大的全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CIGI）和土耳其經濟政策研究基金會（TEPAV），討論的也是G20議題。下周繼續為您報道會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