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嘉靖以后，尤其是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出版物呈現爆發性的增長。”4月25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與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講壇，以明末江南為節點，開講當時當地的出版盛況。

        在大木康看來，明末江南的經濟、技術背景為出版繁盛提供了可能，反之，繁盛的出版業也為明末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根據楊繩信所編《中國版刻綜錄》，在宋至明末的3094種書籍中，可以確認有2019種出版于嘉靖、萬歷至崇禎這大約一百年間，占比65%。

        4月28日，大木康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他認為，通過明末江南幾大出版事件，可以發現出版物在思想傳播、輿論造勢和政見表達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禁書屢禁不止，偽造者也出名

        李贄是明末著名思想家，因高度評價秦始皇、抨擊儒家經典，被人視為“離經叛道”的典型。 有意思的是，盡管皇帝下旨禁李贄的書，但他的書仍在民間流行，他的思想與主張不僅沒被扼殺，還“名揚海外”。

        為什么會這樣？在大木康看來，令這位風云人物的思想得以盛傳的，正是明末江南隆盛的出版業。“明末書籍出版分官刻、家刻與坊刻，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以銷售、營利為目的的坊刻非常繁榮。”雖然皇帝下令焚毀李贄的書，禁止坊間銷售，但士大夫中仍有喜好李贄著書者，以至于李贄的書籍屢禁不止，思想越傳越廣。即便李贄死了，他所謂“過激”的思想，依舊通過各種出版物在民間流傳。

        大木康分析說，林其賢（臺灣學者）曾在《李卓吾事跡系年》（卓吾，李贄的號）中列舉了署名為李贄的撰、編、評等書籍102種，內容廣泛涉及經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許多假托李贄之名的偽造作品，但偽造數量眾多，恰恰反過來說明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及李贄作品受歡迎的程度。”比如無錫人葉文通，假托李贄之名對《四書評》、《水滸傳》、《琵琶記》、《拜月記》等進行評點。神奇的是，葉文通不僅沒被打擊，還因此名聞遐邇。“似乎掛上‘李卓吾’的名字，就能暢銷了。”大木康說。

        而且，盡管當時李贄在中國“被禁”，但其思想卻通過出版物出口，傳到了日本。大木康舉例說，有記載顯示，日本江戶幕府末期的政治家、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吉田松陰自稱受到了李贄思想的影響。“而且在日本，但凡藏有漢籍善本，最起碼都會有一本李贄的《焚書》。”大木康認為，這足以可見當時出版物的“威力”。

生員輿論控制，促成董其昌家被焚

        明代董其昌曾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以擅長書畫而聞名的名士。而這位名士卻有這么一段故事：董其昌聽聞家鄉生員（明、清時經本省各級考試入府、州、縣學者，通名生員，俗稱秀才）陸紹芳的佃戶有個漂亮的女兒，命次子強搶。陸紹芳四處告狀，卻迫于董其昌的勢力不得不作罷。

        故事到這，才剛開始。不知何人以此事為題材，寫成一部名為《黑白傳》的小說，用白話章回小說的形式諷刺董其昌。得知丑事被到處傳播，董其昌大為憤怒，命人搜尋作者，但毫無頭緒。那時，《黑白傳》的故事借著最初的書，慢慢演化為俗曲、口頭說書等形式，鬧得沸沸揚揚。

        而這期間，董其昌又從說書人錢二口中得知生員范昶可能為《黑白傳》的作者。范昶蒙冤受屈，含恨而亡。范母認為兒子遭董其昌恐嚇，就帶著侍女去董家門口大罵。而董其昌的次子則將范母和侍女關進大門，剝光衣服，百般羞辱。事情傳出，民怨四起。

        那這事又和出版有什么關系？原來，范昶的母親受辱之后，街頭突然張貼起了告示、海報、發起了傳單，且多圖文并茂，講述董其昌及其兒子的惡行。大木康說，范昶的兒子范啟宋也是生員，相關的海報、傳單很可能出自他手。

        憤怒的百姓越來越多，最終導致萬歷四十四年，松江華亭的董家發生了被民眾縱火焚燒事件。董其昌雖僥幸逃到蘇州，但收藏的書畫古董和房屋家產都化為了灰燼。據說，事后董其昌自己的說法不是“民抄（民眾打砸行為）”，而是“士抄（士人打砸行為）”。

        “那時的海報、傳單印刷應為雕版印刷，可一次性復制多張。”大木康告訴澎湃新聞，雖然現在難以確定董其昌事件中的海報究竟印了多少，但從明末江南“一塊木板可以一次印500本書”的出版條件看，僅單頁的海報“復印”肯定不在少數。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士人）已經學會利用出版，控制社會輿論。

表達政治主張，不需朝廷批準

        大木康與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對談明末出版時，兩人都提及，明王朝的滅亡，多少也和當時的出版環境有關。

        大木康說，引起明末政治大震蕩的，在天啟年間是宦官魏忠賢與東林黨的對立，在崇禎年間是繼東林黨之后的復社。不管是東林黨還是復社，在江南，黨社的意見甚至左右了北京朝廷。

        “東林黨人，每每講學完畢，內容就立即被刻書出版，廣為傳播。”大木康向澎湃新聞透露，那時，東林黨人盡管諷刺朝政，但出版這些政見并不需要征得朝廷批準。一般情況下，東林黨人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出版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種是內部掌握出版技術，自行印刷，另一種是找當時的印刷機構（如書店，當時的書店有現在的出版社和書店兩種功能），委托他們進行印刻。

        而另一方面，天啟年間的宦官統領魏忠賢對東林書院等全國各書院進行了清剿。同時，為了使得宦官立場正當化，魏忠賢也沒放過“出版戰場”，自我表揚，命人編撰并頒布了《三朝要典》。盡管受魏忠賢“追殺”，東林黨人可謂“打不死的小強”。當時，蘇州就有五位普通老百姓，也受東林黨影響，反對魏忠賢，結果被殺害了。明代文人張溥曾作《五人墓碑記》以紀念這五人，在蘇州虎丘附近的山塘街上，至今還有五人之墓。

        “應該說，魏忠賢在位時，明確反對他的出版物還不算太多。但天啟皇帝駕崩后，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失勢自盡，以他為題材的各種白話小說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進入崇禎年間不久，復社成立了。和東林黨多是進士及第的高級官員不同，復社里多是尚未考中科舉的生員。但共通的是，復社也出版了很多以魏忠賢和他的同伙為題材的那類“時務”書籍。

        “我經常說，明末江南堪稱‘初期大眾傳播社會’。雖然傳播速度、信息總量不比今日，但出版物的作用和現在大有相似之處。”大木康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