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去年以來，環繞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滿兩個甲子，學術界和軍方從多個角度展開紀念、研討，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專著、論文和政論電視專題片。這種反思和紀念，一直持續到今天。

        王鼎杰的《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以戰略學為主導，以政治學、軍事學、戰略學和歷史學知識為基礎，利用中、日、英、俄等多方的檔案材料和相關人員的日記、回憶錄，并廣泛吸收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借用圍棋的“復盤”概念，從15個環節對甲午戰爭進行了角度新穎的戰略推演。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該書的總結篇“日本的甲午夢與中國的甲午病”。

        

日本的甲午夢

        甲午戰爭的勝利對日本的影響，堪稱巨大：

        ?就中日關系而言，甲午的勝利標志著日本取得了歷史性的逆轉勝利。從此歷史開始進入日本主導下的東北亞格局時代。

        ?就時代而言，甲午的勝利標志著日本實現了超時代的逆勢崛起。正如本書正文第三章指出的那樣，日本崛起的時代，本是因為鐵路的出現而有利于大陸性國家的時代。作為島國的日本竟能逆時代大潮，一路崛起，正提醒后人，只有在非常極端的環境中，“形勢比人強”才具有決定性，更多的情況其實是“雖曰天命，亦關人事”，“事在人為”的成分還是很大的。

        ?就日后日本的發展而言，甲午的勝利又是一個奠基性的重大勝利。沒有甲午戰爭的勝利，就不會有日俄戰爭的勝利，更不會有日后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全面擴張。

        如果再考慮到日本為此付出的代價極其微弱，甲午戰爭的勝利對日本而言，堪稱是一個夢幻般的勝利。也可以說，在每一個日本擴張主義者的心中，都有一個甲午夢，并期待著這個夢能不斷轉化為新的現實。

        因此之故，即便我們不講“遠交近攻”，僅講“遠交近防”，也有必要本著知己知彼的精神，轉到日本的立場上，理性審視這個夢幻般的勝利。

        如果我們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放在一條歷史線索上審視，就會發現，其中儼然存在著一個清晰的戰爭邏輯鏈條。

        ?備戰：明確假想敵，進行長時段的針對性備戰。同時：（1）注重外交聯盟，如甲午戰爭前對日英特殊關系的經驗，日俄戰爭前的日英同盟，和二戰中的德意日軸心同盟。從而迫使主要敵手無法全力與日本作戰。（2）立足軍事地理，在細節處發力，盡量削弱對手的綜合戰力，目的仍在于盡量限制強勢敵手力量的全面發揮。如甲午戰爭中對清廷地方主義缺陷的利用；日俄戰爭中則利用蘇伊士運河的河深，訂造超過河深的大型主力艦，從而迫使俄軍的同級別軍艦只能繞好望角增援；太平洋戰爭中則立足巴拿馬運河的船閘寬度，制造大型主力艦，從而迫使美國的同級別軍艦難以迅速向太平洋戰場集結。

        ?開戰：不宣而戰，或宣戰與開戰并舉，實現事實上的不宣而戰，充分利用突然襲擊，盡量在初戰中就取得重大戰果。從甲午戰爭中的6月出兵，到日俄戰爭中旅順偷襲，再到太平洋戰爭中的珍珠港偷襲，前后如出一轍。同時，日本還非常注重設置有力的開戰理由，如甲午戰爭中標榜推動朝鮮獨立，日俄戰爭中宣稱抗擊歐洲列強入侵，太平洋戰爭則公然打出大東亞共榮的旗幟。

        ?戰爭指導：立足和某個強國的結盟確保不會戰敗的底線，再通過高明的軍事戰略奪取盡可能多的戰略要點，以在終戰談判中換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如甲午戰爭中立足日英特殊關系，開戰前即搶占釜山、仁川、元山、漢城四大要點，開戰后又相繼奪取平壤、大連灣、旅順、威海衛、澎湖等要點。日俄戰爭則立足日英同盟，一開戰就搶占朝鮮半島，進而奪取遼東半島，并伺機北上沈陽，且一度還做好了攻擊哈爾濱的準備。太平洋戰爭則立足德意日軸心同盟，開戰前即控制法屬印度支那，開戰后迅速搶占南洋資源地帶。

        ?決勝兵器：戰前即針對性的設計決勝兵器，以求達成出奇制勝的效果。如甲午戰爭中的三景艦，日俄戰爭中的下瀨火藥，太平洋戰爭中的大和級戰列艦、九三式氧氣魚雷、精銳航空兵。

        ?特攻作戰：如敵方戰力過于強大，則盡量發揚精神力量，形成特殊戰法，從而彌補武器之技術缺陷，使得該武器威力得以超常發揮。從甲午戰爭中的魚雷艇夜襲，到日俄戰爭中的沉船堵口、驅逐艦夜襲，再到太平洋戰爭中的回天、神風。同樣存在著一條不斷強化的邏輯鏈條。

        這就是日本甲午夢的深層實質。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甲午夢也可以稱之為日本的甲午戰爭邏輯。如果說日俄戰爭是甲午戰爭的深化，太平洋戰爭則是日俄戰爭的放大。

        但是，日本終于沒有贏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其原因牽涉面極廣，筆者另有專著檢討，此處僅指出和甲午戰爭較有關聯的兩點：

        （1）日本之所以能連續贏得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在于日本較好的實現了大戰略和軍事戰略的協同，但此種協同主要依賴明治天皇、伊藤博文等個體的默契，戰后并未將之學說化、制度化。相反，按照日本的憲政結構，內閣與軍隊均直接負責于天皇，在統帥權不容分割的幌子下，等于說是軍隊和文治系統形成平行關系，從而留下了內部裂痕。一旦遇上高水準的對手，日本的內在裂痕就不免轉變成嚴重的戰略內傷了。

        （2）日本在甲午、日俄兩戰中的勝利，還要感謝對手都存在嚴重的內部問題，可以說當時的中俄兩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內傷在身，日本有強援壓陣，又追求有限的戰爭目標，所以能連戰克捷。但是，如果是和一個綜合國力強大、內部缺陷極少的國家，打一場全面戰爭，就不是日本所能承擔的了。如果再選錯結盟對象，結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英國海軍記錄的甲午戰爭。

        從這兩點看太平洋戰爭，我們可以說，日本是“不逢其時，恰逢其敵”。不逢其時指的是日本錯過了海權時代的黃金期，要在陸權復興、超級大國形成的時代，在中、俄、美三個大陸性國家之間謀求崛起，難度極大。中、俄雖被其擊敗，但美國卻是一個內部缺陷極少、國力極強的高水準對手。從表面上看，近代東北亞的歷史以兩次中日戰爭為波峰，呈現為中日對抗的一百年。但更深層的看，就會發現，這只是歷史的明流，伏流其實是日美競爭的一百年。從黑船開關開始，美國一直在謀求向遠東擴張。而當時的亞太地區，存在著三大戰略真空區，一是東亞大陸（實質是不斷衰落的中國），一是菲律賓群島（實質是不斷衰落的西班牙），一是夏威夷群島（實質是虛弱不堪的原始島國文明）。日本限于國力，只能由近及遠，逐步擴張。其奪取臺灣，目標就是要進而控制菲律賓，經略南洋資源地帶；其在1886年1月與夏威夷簽署移民條約，促成日本人大量移民夏威夷，則是為東進預設戰略伏筆。都是非常高明的戰略布局。

        豈料強中更有強中手，就在日本和夏威夷簽約的第二年，美國就發動政變，控制了夏威夷，并開始限制黃種移民。到日本忙于吸收消化甲午戰爭成果、并進而對俄備戰的1898年，美國又正式兼并夏威夷，同時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這就徹底封堵住了日本東出和南下的戰略通道，從而進一步擠壓日本向東亞大陸擴張，使之陷入與中、俄的持久沖突中難以自拔。而美國則進退自如，既可收降日本為己所用，又能隨時聯合大陸性力量夾擊日本。也可以說，日本的對美戰略敗局是早在1898年就決定了！如果說日本是中國的戰略苦手，美國就是日本的戰略苦手。而日本居然以為通過和德、意的結盟，可以確保對英、美的戰略優勢，更屬致命性的戰略誤判，日本的甲午夢也就不免由夢幻般的勝利變為夢幻般的失敗了。

        但我們絕不能因為日本在二戰中的失敗就沾沾自喜，以為歷史已經終結。而要理性的看到如下兩個近乎殘酷的事實：

        其一：日本雖敗，中國也只是慘勝。在日本仍不乏伺機再度戰勝中國的構想和悄然準備。

        其二：日本雖敗，但其社會結構、民眾素質、制造業基礎、精英集團的水準，并未因之消失。對此，美國軍政精英看的最為清楚。故而，和坊間的種種誤傳不同，美國并非是因為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而扶植日本，更不是因為抗美援朝而扶植日本，而是在更早的時刻就在戰略上選擇了日本而拋棄了戰時的盟友——中國。

        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冷戰初期對美國大戰略形成產生重要影響的關鍵人物——喬治?凱南，對全球戰略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認識。他認為，美國的國力雖強，但也做不到承擔無限責任，要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必爭之地的爭奪上。在他看來，必爭之地就是全球范圍內五個至關重要的制造業與軍事力量中心（centers of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power）——

        ?美國（United States）

        ?英國（Great Britain）

        ?德國和中歐（Germany and central Europe）

        ?蘇聯（the Soviet Union）

        ?日本（Japan）

        這五個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堅固支撐點）一樣，具備支撐全球戰略格局的能力。只有在這些地方，“才會得到所需要的氣候條件、工業實力條件、人口和傳統條件，它們將使那里的人民能夠形成和投射一種兩棲力量，那是倘若我們的國家安全要受到嚴重影響就必定要投射的”。 美國的大戰略就是要控制五個堅固支撐點中的四個，以孤立、遏制最后一個敵對性支撐點——蘇聯。甚至于直到今天，美國對全球互聯網根服務器的控制及分布，也還是與喬治?凱南的世界地圖若合符節，更足令國人深思。

        相反，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巨大而落后的農業地帶，更像是一個不堪重負的戰略包袱。假如美國和蘇聯爭奪中國，首先就會陷入大陸性戰爭之中，從而有利于蘇聯發揮其地面重裝甲部隊優勢。其次更要承擔起幫助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國后退一步，立足日本、臺灣、菲律賓，進行島鏈遏制，就可以發揮?？哲妰瀯?，揚長避短的克制蘇聯的陸戰優勢；同時還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業基礎，迅速整合出抗蘇資源。

        在這里，盡管喬治?凱南不會下圍棋，但其顯然精通其中的關鍵棋理：“精華已竭多堪棄，勞逸攸關少亦圖?！敝袊m大，可棄；日本雖小，必爭。故而，喬治?凱南從一開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確指出：

        “最終日本和菲律賓將成為足以保衛美國遠東利益的太平洋安全體系的基石。”（美國）“在中國應停止承擔不合理的義務，并謀求恢復美國對華的超然態度和行動自由。制定對日本的各項政策，以便保證其安全不受蘇聯的軍事侵犯，同樣也不受共產黨的滲透與控制，并使日本經濟潛力再次成為這一地區增進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

        “一個真正友好的日本與一個有名無實的敵對的中國，美國會感到相當安全，它不會帶來很大的危害。

        “一個有名無實的友好的中國與一個真正敵對的日本，其危害已經為太平洋戰爭所證明。

        “如果是一個敵對的中國和一個敵對的日本，事情就會更糟?！?/p>

        作為國務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戰略設計。他認為：國民黨敗退臺灣對美國影響不大，美國要做的是強化對中國的封堵，增加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壓力，進而間接增加蘇聯援助中國現代化的負擔，當蘇聯不敢且不愿繼續支持中國深度現代化的時刻，也就是中蘇分道揚鑣的時刻，同樣也就是美國伺機介入，對歐亞大棋局重新布子謀局的時刻。 形成強固的美日同盟，顯然是實現此一戰略的重要基石。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冷戰初期在歐亞大陸的西端不惜巨資展開“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在東端卻滿足于“馬歇爾調?！?。當美國軍方在1947年建議加強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力度時，國務院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若對中國給予戰略的承諾，將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規劃”。

        由此可知，日本在戰后的再崛起，絕非偶然事件，更非國共內戰或抗美援朝的結果，而是一個長時段歷史積淀的產物——日本至少還有強勁的利用價值，而同時期的中國至多被承認有某種利用潛力，甚至被當成一個急于甩給對手的戰略包袱。追溯此種落差的起點，正在甲午戰爭的一勝一敗。

甲午戰爭中，日本第2步兵聯隊就是這樣爬上金州城的。

        中國的甲午病

        和日本的輝煌勝利相比，對中國而言，甲午戰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慘敗。從此：

        ?中日關系徹底改觀。

        ?臺灣的丟失等于被折斷了一條大腿；遼東和朝鮮半島的丟失，等于被扼住了咽喉；巨額賠款則造成了國家的重度癱瘓。從而進一步為日本釋放出巨大的擴張空間。

        ?中國在陸權復興的時代，打了如是一場災難性敗仗，不僅失去近百年來最有利的一個戰略機遇期，更淪入持續衰落、全面內亂的持續災難之中?？芍^逆勢大慘敗。

        如果再考慮到中日兩國同在東亞，都是發展中農業國家，且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更不能不令后人困惑：何以戰爭會敗的如此之慘？

        立足正文部分的十五局復盤，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如下六大致敗病因：

        1，一廂情愿的道德烏托邦

        無論是對萬國公法的迷信，還是對“不自我先開釁”的堅守，乃至對“以忠信為甲胄,以禮儀為干櫓”的極度自信，都是一種一廂情愿的道德烏托邦的表現。其實質是理想主義徹底壓倒現實主義的表現。

        本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并不矛盾，相反，卻恰恰具有高度的互補性。理想主義的本質是終點哲學，研究的是人們應該向什么方向、什么目標發展，以及為什么是向這個方向、這個目標發展。現實主義的本質是起點哲學，研究的是人們處在何種現實之中，以及此種現實是如何形成的。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道德烏托邦，往往自以為卓爾不群，本質卻是脫離現實，其認定的方向和目標可能并不正確；或者雖然其本身正確，卻永遠找不到在現實世界中實現的坦途大道。純粹的現實主義者則是精神的懦夫，永遠只是在起點上原地踏步，并美其名曰知悉現實，實際上只是遷就現實，而不敢改變現實，甚至不敢深入思考現實。

        因而，真正能推動歷史向良善方向前進的，是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和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但晚清精英的主體恰恰奉行的是徹底的道德烏托邦。其原因在于：

        （1）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傳統中國發展過于成功，從而導致如下兩個結果：（a）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均遠遠超越鄰國，從漢字和儒學經典的傳播范圍就能清晰看出，這個時代的中國屬于上位文明，從而形成了濃厚的文化優越感和道德優越感。此種優越感積淀過久，嚴重削弱了國人在國際政治層面的現實感覺。（b）在農業文明時代的在遠東形成了“一超無強”的天朝體系，實質是令絕大多數鄰近性國家追隨自己，再與少部分遠國保持平和關系，從而極大的限制了對抗性、競爭性思維的發展，疏于對抗和聯盟關系的思考。

        （2）自南宋以降，隨著理學的興起，儒家學說的心性學派大盛，外王學派則日趨衰頹。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國人的道德性思維，而逐漸喪失了“霸王道雜之”的智慧。久而久之，“中國知識分子習慣以道德想象進行思考，你跟他不同就覺得你卑鄙，而不是理性地討論問題。”

        此種歷經數百年積淀的文化傳統，很難被幾場戰爭的失敗擊倒。相反，當國人習慣于此種道德思維路徑后，反而更執著于從道德層面思考問題。晚清文人官僚長期沉溺在科舉考試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中，既忘記了中國何以為中國，也從未認清西方何以為西方。 李鴻章等具備實戰經驗的官僚，至少了解中國的現實事務，但無奈對1500年以來的現代世界極度隔膜，從而極大的限制了其思維能力和行動能力。正如本書正文部分揭示的那樣，李鴻章等實務派官僚和純科舉出身的文人官僚之間，在道德立場這個問題上，實在是相似大于相異。

        而西洋列強開啟的現代世界，其實是一個多元化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競爭、對抗持久恒常，斗爭手段雖屢有變遷，但圍繞權力的國家間博弈始終存在，則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工業化為這個博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動力，全球化則將這個博弈推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國人糾纏于道德原則，反而把自己局限在過高的道德標準之中，進退失據。以中日關系而論，中國強勢時大談以德報怨，弱勢時迷信萬國公法。反而令日本可以在弱勢時大談中日親善，以行緩兵之策；強勢時則開關擊敵，踏著中國的身軀步入列強俱樂部。如果說日本是“中國存在”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就是“日本存在”的最大受害國。

        2，不合時宜的優勢意識

        在農業文明時代，國力和戰力主要依賴人力與畜力，而人力與畜力的數量繁衍都依賴于土地，空間尤其是土地空間的大小直關國家的強弱。所以孫子才說：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孫子?形篇》）

        同樣的原因令管子認為：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保ā豆茏?重令》）

        孟子亦認為：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保ā睹献?梁惠王章句上》）

        但是，隨著工業化、全球化的展開，全世界形成了“完成轉型的先發群體”和“未能完成轉型的后發群體”兩大陣營。在同一陣營之內，空間大小和數量優勢仍非常重要，但在不同陣營之間的對抗中，則呈現出先發國家雖小卻強、后發國家雖大卻弱的現象。甲午戰爭的背景，是中日兩國的近代化轉型。當日本在轉型工作上走在中國前列，形成了不對稱優勢后，中國雖大，已沒有多少優勢可言。但國人陷在農業文明時代的思維定式中，意識不到已經不能從國家的大小上直觀的判斷國家間強弱。無形中形成了一種虛假的優勢感。總以為日本蕞爾小國、黑子島夷，不足中華上國一擊，這就極大的麻痹了國人對日本的警惕，也嚴重妨礙了理性的對日備戰工作之展開。

        3，內傾型國家結構與脫離時代的國際政治觀

        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對內習慣于大一統格局，對外安于一超無強的體系，嚴重鈍化了與對等對手（此對等既包括力量對等，更包括文明程度對等）進行交往、交涉的能力，無意間形成了一種高度內傾型的國家結構。晚清始終沒有也不愿正面1500年以來的國際政治事實，甚至遲遲不愿承認在這世界上還存在對等的外交對手。傳統的涉外機構已存在“有禮部和理藩院而無外交部”的重大缺陷，遭到西力東漸的打擊后建設的新機構也問題重重，包括總理衙門最初的全稱，也不是“總理外國事務衙門”，而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更有意思的是，總理衙門別稱“譯署”，涉外教育機構叫同文館。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出此類涉外機構的特點是：（1）潛意識里仍不愿直面多元化的國際政治現實；（2）只知有國際商務，不知有國際政治；（3）翻譯色彩過于濃厚，而缺乏戰略和國際政治內涵。不知不覺中形成了“外語+外交禮儀+萬國公法+國際商務=外交”的認識，在人才養成上步入嚴重誤區，更意識不到，在多元化的現代格局中，外交對一國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進入了內政服務于外交的新時代。能成為列強者無不是高度的外傾型結構國家，故而以外交部長為第一部長，外交官群體亦深具戰略智慧和實戰精神。但不幸的是，晚清的身軀雖然進入了這個新時代，頭腦卻還停留在有內政、無外交的傳統格局中，始終無法形成敏銳的外交感，自然難以捕捉現代國際政治的實質，如此勢必影響到國家戰略的制定。等到八國聯軍事件后，列強強迫清政府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并將該部置于各部之上，實質是讓該部充當列強在華權益代理人的不光彩角色，這就進一步扭曲了國人對外交、外交官和外交機構的觀感，更不利于中國的現代外交轉型。實則是一個長時段的諱疾忌醫、因噎廢食。

        4，戰略能力的低下

        正如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成功及其在二戰中的失敗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國家的戰略能力對其國運影響極大。而一國的戰略能力又來自于：戰略家、戰略思想、戰略著作和戰略教育機構的合力。

        如上所述，在科學未興的農業文明時代，實踐的意義遠大于學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傳統戰略家基本上都是生出來、打出來的，而很少是教出來、學出來的。此種戰略家的出現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其能否得君行道，亦有很大的偶然性。且難以復制、傳承。但是，進入現代之后，如何通過對戰略史的研究，提煉戰略思想，進而將思想學說化，學說教育化、制度化，就成了決定一國戰略能力的關鍵。何以英美兩國能蕭規曹隨的確立全球霸權？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國率先形成了被絕大多數精英認同的戰略思想共識，乃至無論內閣如何更迭，外相往往不變，且無論是外交系統還是軍事系統、商貿系統，都非常注重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思考問題。而美國更近一步，完成了戰略思想的學說化。今日美國聚集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戰略家，這些戰略家又幾乎都是現代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精英，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最足令國人沉思。當年的日本雖然達不到美國的程度，卻一度接近了英國的程度，所以形成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戰略接力，其能戰勝中國，橫行東亞，甚至一度幾乎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目標，亦不能視為偶然。但終于沒有形成傳統，實際上是尚未完全達到大英帝國的戰略水準。

        5，輕視軍事學說和軍事條令建設

        軍人的任務是打贏現實中的戰爭，至于歷史中的戰爭，是否了解、能否打贏，并不重要。尤其是在農業文明時代，技術變革周期漫長，科學知識低下，相對于研究，實踐具有更重大的實戰價值。在這個時代，學者往往帶有半祭祀的性質，探討的多是超越性問題。假如讓這些人去教軍人打仗，教農民種地，則必貽笑大方。此即孔子所謂“君子不器”、“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的時代背景。

        進入現代之后，技術變革周期越來越短，科學體系日趨發達，戰爭行為愈來愈復雜化、專業化。必然要拆分出大量獨立學科，要求軍人掌握越來越多的專業技能，這些技能如在實踐中摸索，不僅代價高昂，且緩不濟急。相對于實踐，課堂上學來的知識更有價值， 且成本低下、效率極高。所以必須建立完善的軍事教育體系，發展完善的軍事學說，進而將學說條令化，以貢獻于軍事力量的建設。

        更何況戰爭和醫學高度相似，不能隨便進行活體實驗，故而，軍事學說就相當于醫學理論，戰爭史則扮演了臨床案例的作用。和平時代越長，越需要汲取間接經驗。但是，自1500年以來，戰爭與技術的互動日趨專業化、復雜化、快速化，對現役軍人而言，如果同時研究現實中的戰爭和歷史中的戰爭，往往有“搏二兔不得一兔”的結果。不僅在軍事體系內要建立專業的研究團隊，以將具備實戰價值的成品提供給戰斗者以供參考。更要在軍事體系之外，利用現代大學、研究所、智庫，廣泛利用各種人力資源，擴展戰爭研究的范疇和力度，從而為戰斗者提供充足的間接經驗。

        德軍參謀本部革命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澄清了一個事實：現代戰爭日趨專業化、復雜化，從而造成了管理者和技能專家的分化。如何帶領若干軍隊抵達某個地點，并落實某個既定行動，這是管理者的工作。帶領多少師，在何等時間抵達何種地點，以何種形式遂行何種戰斗，則是技能專家的工作。一支軍隊的主官主要發揮管理者的職能，但同時也要精通軍事專業，至少要能判斷計劃的好壞。參謀則主要扮演技能專家的角色，其管理能力可以不夠強，但軍事專業能力必須超級強，從而與主官形成互補。同樣的道理，在軍事體系之外，也可以有高度專業的軍事事務專家，這種人未必真能帶一個營上戰場，但至少知道在何等程度下如何合理使用軍事力量。在這個新時代，一如學校體系培養出的農學專家可以指導農民種地。 系統訓練出的軍事事務專家，同樣具有讓職業軍人求教戰爭之道的資質。這就是祛魅時代、后學徒化時代的現代教育力量。

        因而，現代國家間的軍事競爭，絕非單純的“用什么戰斗”的競爭，更牽涉到“如何戰斗”的競爭。如果說前者主要是制造業與器物創新的競爭，后者則主要是學說競爭與條令競爭。

        但不幸的是，清王朝受農業文明時代重實踐、輕學說的時代特質的影響，潛意識里跳不出“戰爭中學戰爭”的思維限制。當光緒君臣以“將少宿選”為失敗理由時，正說明他們在戰后仍未認清現代戰爭的基本邏輯（參閱文末丁治磐關于日美中三國軍事能力的評述）。而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清廷要員，率多不懂軍事學說和軍事條令相結合的重要性，所以搞了一大堆純技能性培訓機構，而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軍事學說體系。這種忽視，造成了清軍上下戰斗能力的極度低下，以至于落伍于自己使用的武器！從這一點上講，就算清軍有了更先進的武器，更充足的財源，甚至更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精神信仰，最后還是很難取得戰爭勝利，或雖能勝利卻必須付出極其慘重之代價。

        6，系統性認知匱乏下的單一因素決定論

        在農業文明時代，技術變革周期緩慢，資源有限，交通、通信能力低下，人類的活動范圍和活動能力都有限，這就導致事務的復雜性和專業性較低。相對于對事務本身進行高度精密化、系統化的分析，傳統精英更注重人的道德和基本素養。但是，現代化之后，隨著全球化和工業化的展開，事務本身的復雜性、專業性空前提高，這就要求新時代的精英必須有一種高度專業化的系統性認識，才能把握關鍵，解決難題。

        很遺憾，晚清精英深受傳統格局的影響，將太多的精力耗費在“人”的問題上，而忽視了“事”的解決。事到臨頭，則寄希望于某個單一因素能戲劇化的逆轉現實敗局，無論是李鴻章對武器裝備的迷信，還是徐繼畬、郭嵩燾、張樹聲對民主制度的迷信，抑或日后一些學者對工業化、國民教育、經濟基礎、一神論宗教、文化傳統、階級斗爭的迷信，本質上都屬于單一因素決定論者，總想找到一個畢其功于一役的金鑰匙，而忘記了現實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是注定失敗的徒勞。在甲午戰爭前，清廷軍事轉型和國家轉型的失敗，很大程度上都是此種單一因素決定論思維造成的失敗。

        總而言之，中國的甲午病，其實是時代變遷中不合時宜的農業文明病和天朝慣性病的綜合癥。如果說近代日本是“不逢其時，恰逢其敵”，晚清卻是“雖逢其時，不得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