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27日，“美國最受信任的人”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坐回了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主播臺。克朗凱特剛從越南回國，臉上還稍有疲憊，但他的話卻如一顆炸彈般轟動了美國——美國軍隊在越南的血腥經歷將以僵局告終。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特區，肯尼迪總統被刺殺后接替他上臺的約翰遜總統帶著意外的神色關掉了電視，幾年指揮戰爭的倦怠少見地浮在了臉上：“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美國的中間階層。”一個月后，約翰遜宣布退出下一任總統選舉。

        克朗凱特對越戰的立場正如人們對這一時期美國媒體的印象：比起越南戰場的廝殺，美國媒體在國內掀起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某種程度上說，正是他們的持續反對，才讓政府退出了越戰。

        但少為人知的是，多數人的印象并不準確——越戰初期，美國媒體不僅對越戰抱有樂觀態度，甚至一度與政府合作，支持越戰。即使是像克朗凱特這樣作為冷戰時期美國最負盛名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也曾是支持越戰隊營中的一員。

        

1961-1968：我們終將勝利？

        越戰初期，美國媒體對戰爭并不反感。《紐約時報》在報道軍方即將派遣部隊進入越南時就充滿正義感地評論說：“美軍的干涉行動旨在限制越南內戰的擴大”。同樣持樂觀態度的是《新聞周刊》，1968年前，印度支那問題專家和評論家伯納德·福爾在《新聞周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態度積極的文章，使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努力不會失敗。

        在整個20世紀，美國媒體與政府的關系如此親密的情況并不多見。不僅是《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當時揭露戰爭殘酷本質的報道在《華盛頓郵報》或電視上也甚少看到。當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約翰遜決定暫停對北越的38天轟炸時,電視稱此舉動為“偉大高尚的美國人在尋求和平,反對邪惡的北越人”。

        媒體與政府的親密合作與冷戰的氣氛有關。美國政府于1960年代提出“多米諾骨牌效應論”，聲稱如果印度支那的一個國家“淪陷”于共產主義統治之下，那么西方陣營在印度支那的整個防線就會像“多米諾骨牌”那樣紛紛倒塌，以致全部淪陷。很顯然，媒體對這一說法并不反感。

        另一方面，當時處于蓬勃發展期的電視也對越戰報道采取限制。根據當時規定，在五角大樓通知死傷者家屬前，媒體不可播出有關美軍傷亡的圖片，那些過于血腥和可能引起麻煩的鏡頭也被要求刪除。在此背景下，電視對戰爭的報道多是蜻蜓點水。據統計，越戰初期的報道僅有20%是戰斗情況,此外則是官方聲明或是電視臺偏好的私人小故事，即便是對戰斗的報道也是單調乏味的——人們只能看到大兵們在叢林里跋涉并且開始射擊,卻看不到敵人……

        

        媒體報道自然也影響到公眾對越戰的態度。1965年8月，當蓋洛普民意測驗詢問“你同不同意約翰遜政府對越南政府的處理結果”，57％的人表示同意，25％的人表示不同意。

        當然，反對的聲音在這段時間并非沒有。例如在1963年1月2日的“邑北戰役”中，美國與南越軍隊的表現并不完美。但包括《時代》和《新聞周刊》在內的許多大報刊的報道卻一致夸大南越軍隊的負面表現。《紐約時報》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月8日，專欄記者羅迪克發表評論認為，邑北戰斗值得人們對政府政策進行一次“深刻的反思”。

        《華盛頓郵報》對越戰的報道也益發多元。1965年9月，為了“回應”政府“戰場上正取得節節勝利”的說法，《華盛頓郵報》登載了戰地記者埃德加發回的報道，其中描繪了距西貢不遠的古芝縣的景象：“縣城中甘密河里漂著一具具美軍尸體，河水和血液交融在一起，在陽光下泛著墨綠色，偶爾有幾個越南兒童經過，有木棍撥弄著尸體，尋找值錢的東西。”

        這些聲音雖然不多，但在1968年越共發起“新春攻勢”后，美國媒體中反對越戰的聲音逐漸成為主流。

        

1968-1972：“美國什么時候停止這該死的戰爭？”     

        1968年1月31日，越南農歷新年期間。北越打破雙方的停火協定，對南越的美軍發起全面攻勢。這一被不少軍事研究者稱為“越戰轉折點”的戰役也標志著美國媒體報道立場的轉移，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官方說法與媒體說法開始出現分歧。

        “新春攻勢”期間，美國陸軍部的官方報紙《星條旗報》頭條報道：“美軍經過一整天的浴血奮戰，消滅了128名越共分子。”但其他媒體的聲音卻截然相反，本文開頭提到的沃爾特·克朗凱特的評論即在這段期間發出。

        而此前在越戰問題上支持政府的《華爾街日報》也開始質問“事態的發展是否已弄亂了我們原先可駕馭的目標……如果還沒準備好的話，美國人民應該準備好接受：整個越南事件前景黯淡。”3月10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一個越南特別節目的結尾很快成為美國媒體的普遍聲音：“放下一切爭辯，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必須正視問題——難道只有摧毀越南才能拯救越南？”

        當時的情況正如英國學者蘇珊·L.卡拉瑟斯(Susan L.Carruthers)在其著作《西方傳媒與戰爭》中所言：“1968年以后，幾乎每位到過越南的記者都有一個殘忍的故事要講，現在他們有機會了。”

        

        其實，美國媒體態度的轉變并不突然，因為在美軍參戰的7年時間里，已經動用了全國近1/2的地面部隊、1/5的空軍和1/4的海軍，但作戰目標卻并未達到。這一時期美國還出現了361億美元的龐大財政赤字。

        此外，1968年正值美國的大選年。政府的反對派和一些政治精英也相繼表達了反戰意見，例如“新春攻勢”發生的第二天,部分議員就公然發問:“我們能否忽略國內的問題,能否承受得起人民的疏遠，能否賠付得起那些為一個不確定的事業而犧牲的美國人的生命？”

        更為重要的是大量媒體記者相繼進入戰場，顯然，他們被殘酷的戰斗震撼了。在后來被譽為“起居室戰爭”的媒體現象就出現在此時，據統計，“如果每位電視觀眾平均每周看五次晚間新聞，他就會看到3.9次平民傷亡和城市破壞的鏡頭，這是整個越南戰爭期間平均數（0.85次）的四倍。軍事傷亡的鏡頭由每周2.4次上升到6.8次。”

        很快，越戰時期最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事件發生了。“五角大樓文件”是五角大樓的一些文官對越戰政策做出的全程回顧，最后得出的結論是“美國不管派去多少人，河內都可以吃掉，根本就別指望戰爭會結束”。此文件內容在1971年被《紐約時報》公之于世，普通民眾對越戰中美國取勝的希望大打折扣，反戰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進入新的高潮。

        

        約翰遜總統對媒體的“背叛行為”氣憤不已，但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1969年11月，尼克松上臺，并宣布了戰爭越南化政策，讓美國國防軍逐步撤出越南。

        1975年4月30日，西貢鬧市區，美國人的身影幾乎沒有了，只有卡拉維爾飯店樓頂上的一小群記者，注視著一架直升機從美國大使館運走最后一批工作人員。他們在隨后的報道中寫道：“星條旗再也不在交戰中的城市上空飄揚了，西貢已經投降，為民族統一而進行的長期戰斗的最后階段也結束了。龐大的美國軍事機器像二十一年前的法國人那樣，成了胡志明的追隨者們堅持不懈斗爭的犧牲品……”

        參考文獻：

        1、于桂雙：《美國大眾傳媒對越南戰爭的影響》，吉林大學世界史碩士論文，2005年。

        2、埃德溫?埃默里、邁克爾?埃默里：《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2001年。

        3、Archer, Jules, The Incredible Sixties : the Stormy Years that Changed America ,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