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0日，國府行政院致函內政部、教育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等單位：“蘇俄政府藝術部為宣揚中國文化，定本年九月在莫京開中國藝術展覽會，已搜集我國藝術品千五百余件，另請我方搜集我國近代及古代藝術品若干。關于近代作品，已請邵力子兄負責接洽辦理。關于古代作品：(一)在安陽出土之商殷時代青銅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二)周秦漢銅器、陶器、玉器、骨器；(三)漢魏唐宋雕刻及唐宋明清之繪畫等，均請商請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關系機關負責將每種搜集數件，于本年七月前海運來俄，其可贈與或必須歸還者均須分別標明，運費由蘇俄負擔，并希電復。”

        

        每一單位乃至個體的感受，總會與國家意識有距離。尤其是那些文物的發掘者與保管人。

        九一八后，隨著日本侵華戰爭機器步步緊逼，華北失去屏障。1933年2月至5月，國民政府責令重要單位將文物圖書檔案緊急南遷。故宮博物院的19000箱文物從北平運至上海，一年后又轉運到首都南京新落成的朝天宮，并設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眼看南京危急，文物分三條路線緊急轉移：選出80箱精品文物以汽車運載，走南線，經長沙、貴陽，運往貴州安順；船載9369箱文物為中線，經漢口、重慶、宜賓運抵樂山，落腳安谷鎮七家宗祠；7281箱文物裝火車，北線經由寶雞入川運至峨眉山寺廟。

        如同“救焚拯溺”，故宮博物院除了辦事處少許人遷往重慶，絕大多數人員分赴各處參與押運工作。院長馬衡押送文物走北線，有《過明月峽》詩為證：“驅車明月峽，暮色上征幨。辟路才容軌，巉巖似覆檐。云開清幛出，江緩碧波恬。屈指中秋近，清輝耀素蟾。”（《馬衡日記附詩鈔》，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250頁）青年研究人員莊嚴回憶，“在碼頭或車站搶運文物的時候，一有警報，大家就馬上躲起來，藏在火車下或是屋檐邊，警報過去又出來繼續工作。”他押運80箱精品文物走南線，先到長沙借湖南大學圖書館暫存，再經桂林到貴州。妻子與三個幼子隨他鞍馬勞頓，風雨兼程。最后，這批文物運到貴州安順縣城外的華嚴洞存放。莊嚴的第四個兒子莊靈即生于此地。彼時物資匱乏，薪水有時無法按時匯到，家屬為補貼家用，常去兼職教書。此地雖無敵機轟炸之虞，但山洞潮濕，且多白蟻，于是天氣晴好的日子，他們得開箱查驗和晾曬文物……

        得知國家要組織文物送展蘇聯的消息，故宮博物院同人顧慮重重，即向院理事會提議，“古物由各機關酌選運俄，但不得贈送；運輸宜循陸路”。6月1日，故宮博物院回覆行政院，“擬在貴州安順縣華嚴洞保存文物中選唐、宋、元、明、清繪畫及織繡五十件，古玉器四十件，銅器十件，編制目錄，裝箱待運。”一批文物因曾參展1935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故一批外包箱可直接使用。這樣就省去了很大部分工作量。

        按行政院意見，送展最重要的古物即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物，那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中研院史語所）足可傲世的偉績。戰前十年，他們組織的15次河南安陽發掘和3次山東城子崖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和近兩萬片有字龜甲骨，為此獲得法蘭西學院授予的“儒蓮獎”。這批文物，使公元前約一千四百年的殷代傳聞變成了信史。而在蘇俄所在的歐亞大陸北部，直到公元6世紀前還處在氏族公社時期。

        “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冰心《繁星?春水》）要將那些珍寶送展，對于史語所的學者而言，如同兵荒馬亂時送走自己的孩子。抗戰以來，傅斯年率領中研院史語所，帶著圖書文物，從南京到長沙，再遷昆明。1939年1月20日，在昆明城外龍泉鎮，傅斯年為四歲愛子傅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圖上題記，“小寶的一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他要兒子記住這段苦難經歷。

        除了對送展文物的愛不釋手，還有對蘇聯的不信任。1932年6月19日，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他在晚年（1950年）的文章《自由與平等》中寫道，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獨占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選拔式的封建主義”、“唯物論的東正教會”。（傅斯年《自由與平等》，載《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史語所畢竟是代表國家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1939年5月28日，傅斯年致函中研院總干事任鴻雋，提出實施意見：

        一、揀選之時間。查本院及故宮博物院所保管之古物均分存各地，在山洞中或鄉村中堆積如山，為揀選有代表性之一套，勢須開箱在一半或三分之一以上。因交通之不便及避免敵機轟炸，因而不能遷入城市整理。有此事實上之困難，故揀出此一套古董勢須有兩個月左右之時間。

        二、運輸之道路。該院長來電“海運來俄”，查所謂海運來俄當有三路：甲、海防至海參崴。查此路直達航線須轉上海，勢必為敵人扣留，故不能行。乙、由昆明運至海防轉香港或星埠然后西運，或由昆明經陸路運至仰光然后西運。以上兩路無論走何一路，由昆明至星埠或仰光皆須計算需時一個月。因各路擁擠，貨運之方便甚不講求也。丙、至波塞(Po rtsaid)后，經達靼海峽至里海北岸入蘇境，此須至少二十日至一個月。或經地中海、大西洋、北海至列寧格勒，此須至少一個月。故無論走何一路，自昆明啟程至莫斯科至少須三個月。……總之，“七月前”之說乃絕不可能。

        三、范圍。查屬于本院者，僅有原電第一項：“在安陽出土之殷商時代青銅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等。查此類大件運輸極不易，如必運，即更需延長其時間，以便裝箱。小件多殘者，甲骨以在路上必碎，每次遷運至一地，即須由主管者重新粘成。此次展覽本院勢不能派人隨往。故其大部分應以照片代替，至莫斯科加以放大，以便展覽。

        四、押運人選。本院因經費照六三折發，裁員甚多，目下無干員可派。故如決定舉行時，應請他處人員代為料理。

        五、贈送。本院發掘安陽古物，與河南省政府及地方人士原有約定，不得贈送國內外任何機關或個人，故此事出于本院權能之外。……

        6月1日，行政院召開藝術品運俄展覽案審查會，相關單位負責人陳克文（行政院）、陳禮漢（教育部）、張繼周（內政部）、馬衡（故宮博物院）、朱希亮（中研院）等與會。經過討論，擬定以下意見：

        一、時間 1.鑒于中央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所保管之古物，現均分存各地山洞或鄉村中，如須開箱提選，中央研究院約須六星期，故宮博物院約須一個月，始能畢事。2. 原電稱赴蘇海運可分三路：(一)由昆明至海防轉海參崴，經西比利亞鐵路以達莫斯科，須時將及兩月；(二)由昆明至海防轉香港至星埠，或由昆明經陸路至仰光，然后西運以達莫斯科，均須三個月，合計上列甲、乙兩項所需時間至少三個月或四個月，故最早亦不能于九月前運抵莫斯科。

        二、海運安全問題：查由海防至海參崴，中間必須經過上海，此路極不安全，如由海防轉香港至星埠，亦有相當危險。為慎重起見，如能援照參加倫敦藝術展前例，來回由蘇聯派艦接運，則可無虞。

        三、提選范圍：照原電第一項所列安陽出土之殷商時代青銅器、骨甲刻片及玉石雕刻等件，系屬中央研究院所保存，此類古物大件運輸不易，裝箱更費時間，小件多殘缺，骨甲易碎，每運一次必須重粘一次，大部分應以照片代替。原電第二項周秦漢銅器、陶器、玉器及第三項漢魏唐宋雕刻及唐宋明清繪畫，故宮博物院僅有銅器、玉器及繪畫等，其它悉付缺如。

        四、押運人選：至少須派主持者一人、助手二人，且須對于古物具有經驗及通曉俄文或其它外國語文者，以資辦理保管、陳列、宣傳等事宜。

        五、贈送：中央研究院所發掘之安陽古物，前與河南省政府及地方人士原有約定，不得贈送國內外任何機關或個人。故宮博物院所存古物，亦無可贈送之件。

        六、經費：運費雖可由俄國負擔，但押運人員之來往旅費、古物裝箱費、由貴陽運往昆明、昆明運往海防或仰光之運費等，似不能不由政府籌撥。應俟決定參加后再行編列概算呈核。

        依照上述各點，七月前將古代藝術品由海道運抵俄京事實上決不可能，即于九月會期前運到亦極困難，至海運之安全問題、押送人選暨經費等項似亦須事先決定。此項展覽其意義自極重大，究竟應否提選古物參加，抑如何辦理之處，擬請院會決定。

        比對幾天前傅斯年的信，此次審查會的意見，極為相似，顯然是“傅大炮”的威力。6月12、13兩日，傅斯年、李濟接連致電任鴻雋，申告“一周檢定說絕辦不到，檢齊至少必須六周至兩月。此項發掘與豫省府原有約，今經陸運極易顛破，安全亦非倫展之比，故非經其同意未便擅動。有此各種困難，八月會期決趕不到。”“殷墟品多易碎或落皮，兼以時促，擬一律用放大照像精為選制，轉易有效。”

        6月15日任鴻雋回復，“兩電奉悉，已送行政院請轉電孫院長商洽。政院意仍望實物與照像并行，盼即分別著手辦理并電復。”任勸說老友可適當變通，“即選幾件不十分重要的古物裝置妥當，送空長途，……定完璧歸來，固是天下好事。”

 

        6月18日，傅斯年再致函任鴻雋，語中夾槍帶棒，頗有怨尤：“自發掘殷墟，十年矣。其初數年，雖自始即富有歷史的無上價值……侯家莊出之于前，小屯繼之于后(小屯之數量、美術品小得很多)……以歷史價值言，固自始即為頭等重要；……一般人看了，固莫名其然，只見其破碎乎。今孫公提倡之展覽，是美術，不是考古學。如作考古學之展覽。至少須給我們三個月的準備，用作說明……弟確認為系統選擇做不到……此所謂明知其做不好，做不成，而做要者也。”最后答應：“選品以重復者為限。重復之定義如下：質、形、花樣、大小全同者，擇出其一或一以上。”“自奉令核準此事之日起，至7月10日止，辦理此事，包括做箱子。”（《傅斯年全集》卷七，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8-201頁）

        傅斯年并非不配合，陳情確有其事。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所寫《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九年來籌備經過簡要報告》為據：“（1939年）本處自遷渝后，古物庋存沙坪壩倉庫，尚稱安謐。五月渝市慘炸，各機關奉令疏散，本處亦呈準遷移昆明辦公。沙坪壩存物乃有重策安全之必要，因議定擇地分存辦法，經呈準備案，分途進行。惟以交通工具困難之故，不能遽行起程，遲之又多方交涉，始于六月終獲運送首批古物五十三箱于昆明，七月終運送二批古物七十八箱于嘉定，九月終由成都運送川康標本十二箱于嘉定，均需妥為庋藏，派員駐守，并造具清冊，先后密呈教育部備案。十月初古物運完，乃依遵前令將處內人員、文物全部遷移昆明。”（《民國檔案》2008年2期）

        6月20日，孫科回復，“安陽出土之殷墟品既不宜陸運，自可用放大照片代替，已據情通知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矣。”但6月23日任鴻雋仍致電傅斯年稱：“政院得孫電言殷墟品可用放大照片代替，政院仍主略送實物，石刻模型可不送，如何，盼復。”次日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致函中研院，“隨古物赴蘇專家三人，應由故宮博物院委派二人，貴院委派一人。”

        

        幾經反復，行政院與中研院于7月1日商妥送展事宜：一、選送殷墟品照片約80幅，古物計甲骨、戈矛、車飾、爵杯、大刀、石刀、骨桕等20件；二、交通部公路總管理處已令西北路局抽撥一輛裝載展品的卡車，于7月10日在昆明接運；三、故宮所派專家兼押運員勵乃驥、傅振倫已先來重慶購制服裝，中研院如無專家可派，請派員押運至重慶，交托故宮所派之員押運赴蘇；四、車抵安順時，請至華嚴洞接運故宮古物。孔祥熙還密電云南省主席龍云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古物共裝載大卡車一輛，定7月10日由昆明起運經公路赴蘇，希酌派衛士隨車由昆明至貴陽、貴陽至重慶護送。”

        7月11日，中研院送蘇的兩箱殷墟出土展品，由史語所的楊雨生押送，自昆明啟運，7月19日抵重慶，交予故宮博物院勵乃驥、傅振倫接收。8月3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致函國府行政院，此行的出國路線“擬循川陜公路經甘、新而達蘇境。惟此次撥運之車客量甚少，非常局促，中途又曾發生障礙，故于過渝時經請加撥卡車一輛，以備不虞。”

        經過兩個多月的漫漫長路，這批國寶終于抵達深秋的莫斯科。10月27日，押運員、故宮博物院總務科長勵乃驥發回電報，“古物四箱及附運征品九箱均于本月21、22等日會同各方代表開箱驗視，并無損失，已點交蘇東方文化博物館暫代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