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7日，是央視著名主持人敬一丹60歲的生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悉，4月30日，將是她最后一次主持《焦點訪談》。

        是的，敬一丹退休了。

        她用了2年時間來提醒自己這一天要告別的現實，其中用了1年時間，以寫書的形式，把20多年來走過的路，做過的一個個節目統統回憶了一遍，“我不是稀里糊涂說再見了，要給自己和觀眾一個交代。”

        馬上到來的5月，敬一丹的新書——《我遇到你》，即將出版。

        4月25日，中國傳媒大學，敬一丹特意將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引到我國著名播音藝術家齊越老師的塑像前，說:“齊越老師是我的導師，他是嚴師。”她還指著前面那一片小樹林：“這就是我們那時候練聲的地方。”

        “八百標兵奔北坡”，“如果馬上有人接：‘炮兵并排北邊跑’，那一定是咱播音系的。”敬一丹說完，就是一連串兒爽朗的笑聲。

        圈內人管敬一丹叫“敬大姐”，她在自己40歲、《焦點訪談》一周年的時候加盟其間，從此再未離開。她攜手那時才20多歲的白巖松們一路走來，白巖松有句話在令人感慨唏噓之余，又激發著人們無限向往那個黃金時代：“那個時候我還叫小白，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白頭發……”

        媒體環境在發生巨變。“我遇到廣播的時候，廣播很強勢，后來又趕上了電視的發展期，我很幸運地體會到電視的巔峰期。到今天新媒體時期，我想安然退休，但新媒體的發展速度比我想象得更快。我就想，干了那么多年電視，我能不能經受住新媒體的沖擊。”

        敬一丹試圖說服自己，“其實這樣也是一種機遇，我遇到一個生機勃勃，很難預料能發生什么變化的態勢，也是一種豐富。前面有目標，后面有來者，會讓人更積極。比如明年，我們會共同面對什么？這是讓人很興奮的事情。”

        60歲的生日，敬一丹將在工作中度過。“以后的生日無論怎么多彩，我都會珍視2015年的這個工作中的生日。”

        當被澎湃新聞問及這是什么意義上的退休，敬一丹的回答想必能讓所有喜歡她的觀眾松口氣，“別以為再也見不著我了，我只是不做《焦點訪談》這樣的固定欄目的主持人，一些非固定欄目、特別節目還會有所參與。”

        澎湃新聞很好奇：“你會像你的很多前同事一樣，加盟某個網絡新媒體嗎？”

        “央視網算新媒體嗎？”她認真地反問，“我對傳統媒體依然有某些特殊情結。”

        走在母校盎然蔥翠的校園里，談及未來，敬一丹說也許會按五年的節奏做計劃，“現在先定定神，遙望一下，還有各種可能，但可以確定的是，會有更多的機會在這片校園里遇到。”

如果回到20歲

        “我真想再遇到一次20歲，讓我有更多選擇。”

        1976年，21歲的哈爾濱姑娘敬一丹，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被推薦來到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僅半年后，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77級）也進入了大學。

        原本覺得自己是幸運兒的敬一丹立馬知道了“區別”：為什么他們大學要讀4年，我們2年就畢業了？為什么他們可以學英語，我們不能？為什么他們可以像像樣樣上專業小課，我們就得在宿舍上？

        敬一丹頓悟：哦，原來我這個算不得正宗的大學生活。

        帶著諸多的不滿足，敬一丹畢業了，旋即開始思考：如何再回到母校。路只有一條：考研。

        最大的攔路虎當仁不讓是英語。彼時的敬一丹剛剛夠認識26個字母，于是到處打聽研究生英語考什么，結果周邊沒一個人有此經歷，也罷，直接進考場看試題。

        第一次進考場，看別人都在刷刷刷地寫，敬一丹硬著頭皮亂涂一氣，掐著表一到30分鐘能交卷了，她立馬逃也似地離開考場。這個“第一次”讓她痛定思痛回去攻克英語，終于到第三次，她英語考了66分，得以成功回到母校。

        敬一丹的導師齊越，就是1949年開國大典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播音的那個齊越。當敬一丹顫顫悠悠地告訴齊越，自己的畢業論文想研究節目主持人的語言時，齊越在表示支持之余，更給當時最響當當的幾位主持人分別寫了小紙條：“我的學生小敬正在做……請您能夠幫助她。”

        “當時中國的主持人實踐剛剛開始，別說現成的研究文章，連一篇學習體會都很難找到。”敬一丹告訴澎湃新聞。

        可見，敬一丹是從一個研究者，后來轉型為實踐者的。

        畢業后留校任教，敬一丹的第一批學生中，就有今天家喻戶曉的張澤群、孫小梅、張政等人，“當時看著孫小梅他們一張張聰明的臉龐，心底直發慌，哎喲天哪，我拿什么獻給他們？”敬一丹用“瘆得慌”的語氣形容當年。

        后來，敬一丹很幸運地被學校派去電視臺實踐，當時的任務是：積累素材，回來寫電視播音講義。結果，同樣年輕的敬一丹被電視臺緊張、刺激、新奇的生活深深吸引，她告訴播音系主任，自己想去電視臺工作，40歲以后再回來教書。主任當時自然不答應，直到一年多以后，這位主任理解了敬一丹。

        1988年，敬一丹正式成為央視一員，但對母校，她至今不忘當年的承諾：隨叫隨到。

輿論的力量

        “幸好我在40歲，特別容易產生惰性的時候，到了一個年輕的團隊里，太年輕了這些人。”

        1993年12月2日，央視新聞評論部正式成立。

        1994年4月1日19：38，《焦點訪談》開播，央視一套每天《新聞聯播》之后的渾厚男中音：“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說——每日請看《焦點訪談》”，開始響徹大江南北，這四句話在節目開播六周年的時候，濃縮為“用事實說話”。

        敬一丹是《焦點訪談》一周年的時候加入的，今年整20年。她是這樣理解這個節目的：“它也會改變一些人的個人命運，但它更大的意義是喚起關注，改變個人命運是偶然的。”

        今天有人質疑《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作用弱了，敬一丹并不認同，“《焦點訪談》初創時是一枝獨秀，現在輿論監督遍地開花，人們對《焦點訪談》的期待，還希望像當年那樣引人矚目。原來人們不知道輿論監督是什么，看了《焦點訪談》才知道原來可以這么監督，現在再厲害他也覺得不夠。所以現在是主戰場分散了。”

        曾參與創辦《焦點訪談》、現任央視副臺長的孫玉勝在其作《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中，這樣評價輿論的力量：輿論的力量只是一種間接的力量，它能否作用于被監督人，能否影響被監督事件的發展，那得看整個社會是否有一個良好的“信息采信”系統和“輿論征用”環境。換句話說，新聞媒體本身是不能獨立完成監督的，一個社會的監督手段也不能是惟一的，除新聞的監督外，還應有行政的監督和法律的監督。“輿論”只有與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接通之后，才能切實有效地作用于社會。

        而對《焦點訪談》的生存與成功，孫玉勝認為：“顯示了政府的成熟與自信。正是有了這種自信，才有了寬松的輿論環境。”

        如果說《焦點訪談》總給人帶來很多“陰影”，主持每年元宵前后的《感動中國》節目，使敬一丹仿佛置身“春天里與好人約會”。

        “13年了，這是我職業生涯最珍貴的積累，它使我有信心。對未來、對人、對時代的變化有沒有信心，這對媒體人太重要了。”敬一丹說每每主持完心里都特別飽滿，“幸虧我遇到了。”

        人生的魅力在于永存希望，而希望就意味著總是面臨很多選擇。如何選擇在于自己的判斷力，而不同的選擇往往指向不同的人生際遇。

        曾有人向敬一丹當面指出，“你很有道德感召力，但沒有票房號召力，你要是像崔永元那樣有點缺點就好了。”

        敬一丹非常重視這個評價，覺得特別準，“其實意思就是你有點個性就好了。”

        但是，誰又能說她一點兒個性沒有呢？從高校到央視，從經濟部到新聞評論部……每一次選擇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我由衷地喜歡，我知道自己適合什么。”敬一丹自覺是一個“內心一旦涌動起來，就會非常珍視”的人。

        今天，敬一丹再次面臨選擇，“也許我會去回訪那些我采訪過的孩子們？也許我會追隨我的女兒去做公益？”

        是呀，誰知道呢？

【對話】

敬一丹談公益：中國更靠譜的公益慈善要靠新一代

        澎湃新聞：大家都猜測你退休后也許會投身到你女兒參與的公益項目“美麗中國”去。

        敬一丹：實際上關注公益事業，還是我女兒首先進入的。郭美美的事情出來以后，我女兒跟我說，要看看規范的、可持續的公益慈善方式是什么樣的，所以她就進入這個領域了。

        澎湃新聞：當時她是在跟你商量嗎？

        敬一丹：這事她還真沒有跟我商量，實際上只是一種“告知”，全家一塊兒吃飯，席間她很正經地說，這一星期她已經辭職了。

        澎湃新聞：那時候她做什么工作？

        敬一丹：主要做市場銷售工作。她后來給我看辭職信，她提到，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也很有鍛煉，但是她還有一種心理上的愿望沒有辦法得到滿足。

        澎湃新聞：辭職就去了“美麗中國”？

        敬一丹：是的，這樣我才關注到“美麗中國”，我女兒負責募資。這在我看來是太有困難的一項工作了，但我看她可以用不同的“版本”跟人介紹公益項目，30秒的、2分鐘的、2小時的……她看機會就說。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4月18日你參加了“美麗中國”在上海的慈善晚宴。

        敬一丹：我那天是作為志愿者去的。我親眼看到了那些孩子的變化。“美麗中國”從中國一流大學招募優秀的、對教育有熱忱、具有領導力的畢業生，經過嚴格密集培訓后，輸送到教育落后地區完成兩年的全職、一線教學任務。他們給當地的孩子們創造了很多的“第一次”。比如這群云南彝族的孩子們，四個小老師組織了一個合唱團，問孩子們會唱什么歌，他們怯生生地、只會唱一句國歌。但經過小老師們的努力，我看過一個視頻，孩子們唱的是《天空之城》，眼神完全變了。

        上海那天的晚會，這些孩子們的合唱贏得了全場最熱烈的掌聲。我問他們：你們唱歌和不唱歌有什么不一樣呢，小老師們來了之后你們生活有什么不一樣呢？一個孩子說：我們生活有樂趣了。我聽完這話都要掉眼淚了。

        澎湃新聞：你似乎特別喜歡孩子，記得你采訪過很多孩子……

        敬一丹：我的新書有一章叫做“草樣年華”，就是講我職業生涯采訪遇到的孩子們，我看著他們覺得眼熟，有一種熟悉。

        澎湃新聞：這種“交流”也是雙向的。

        敬一丹：有一個小老師說，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在看清生活本來面目以后依然熱愛生活。我心想，我像他們這么大的時候可沒有這個認識。作為志愿者，這也是我走近他們的一個機會，我看到每一個人都特別有故事，有很多海歸，很多北大、清華的高材生，都特別優秀。

        澎湃新聞：你女兒的“可持續研究”怎么樣了？

        敬一丹：我女兒不像我，我比較感性，比如我會為這些孩子、教師動感情，我女兒會想這有什么問題，她是學理工科的，凡事都是想問題。我看她確實在一邊做一邊研究，她是在中國公益慈善最低谷的時候加入的，她就想著解答慈善這件事在中國為什么就做不下去，怎樣才能做下去。現在需要一些有頭腦的，不光有感情還要有智慧的人，去探討并實踐一個可持續的、靠譜的、有信任感的、規范的公益慈善。

        澎湃新聞：你想過你能做什么嗎？

        敬一丹：在我退休以后，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做這件事，盡管我和這些小老師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我不如他們。我就想，我能給他們開什么課呢？我女兒啟發我，說我可以培訓一下小老師們的普通話，也可以給小老師們談一談與人溝通的技巧。

        澎湃新聞：在你參與女兒做的公益事業之前，你對公益是怎么認識的呢？

        敬一丹：那時候就是偶然的事情，我遇到了，偶然地參與下，還真沒有怎么想過那種規范的、可持續的公益事業。

        澎湃新聞：其實你如果要組織公益慈善，應該也是可以做到的。

        敬一丹：也有人說我在這方面應該還是有一定號召力的，但我想號召力和能力還是兩個詞，要張羅那么多事，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澎湃新聞：現在公益領域問題還是比較多的，包括政府層面，對一些公益或NGO組織，還有些不放心。

        敬一丹：其實如果下功夫去了解的話，有可能就會減少誤解。NGO的生存，包括環保組織等等，對社會有它的積極意義。1990年代，沙塵暴非常猖狂的時候，我加入了“自然之友”，也是一個環保組織。我對空氣清新的晴天格外的珍惜，每一個晴天在我心里就似乎是一個節日。我們有幾位同行是中國第一屆的環境使者，當時是環保部任命的，他們當時就希望用一些民間的力量、媒體的力量來擴大影響，我記得當時崔永元就說，“這個我愿意當”，表現得非常積極。

        澎湃新聞：你觀察下來，你女兒募資難不難？

        敬一丹：難。

        澎湃新聞：現在我國的捐贈文化還遠沒有成熟，社會上要捐贈了就去找排行榜上的富豪們，很多富豪出于對自己捐贈的負責，漸漸都自己成立基金會，自己親自做慈善，而不是通過慈善組織。你覺得募資難的問題主要出在哪兒？

        敬一丹：我只能說點感想，這個話題我女兒會比我談得更專業。我覺得公益慈善還沒有形成一種文化。比如說我們對公益慈善的參與，很多時候是偶然的，就是碰上了。其實我自己也是，我剛才說有緣遇到，這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不是說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當它成為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它就成為生活中的一個安排，生活中的一個內容。這個文化需要多年才能養成。

        我在“美麗中國”上海的工作間看這些年輕的孩子做著極其瑣碎的事情，任何細微的事情都自己做，盡力呈現完美。我從心底里喜歡、佩服他們，但我在心里也在衡量，這個事恐怕我還干不了，所以我想中國更靠譜的公益慈善要靠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