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論壇”第143期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主題為“概念史視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應星，文研院邀訪學者、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孟慶延，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蔣凌楠主講，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道炫主持。本次論壇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視野”系列論壇之一。

論壇現場

論壇伊始，黃道炫教授簡要介紹了三位主講學者的學術經歷和研究興趣。他指出，概念史研究應當突破單純語言學意義上的概念分析，關注概念的落地與概念意涵的演變，寫作“活的概念史”、“有生命的概念史”。具體到中共革命而言，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階級、蘇維埃等關鍵概念仍值得分析探究。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道炫

應星教授開門見山地強調，理解中國革命，概念是要害所在。學科的學術化程度體現在其概念化程度上，中國革命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近年來，應星教授尤為注意處理革命研究中“經”和“史”的關系。他認為學者要“兩條腿走路”，在復原歷史事實的同時，關注如列寧式的政黨、階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等概念——它們是理解中國革命的核心。而研究諸如人民戰爭、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統一戰線等中共革命的關鍵概念時，研究者更要注意實現黨的語言與學術語言兩套話語體系的銜接和轉換，努力發掘概念與史實之間的聯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應星

那么，這些概念是怎么來的呢？應星指出，中國社科學術界創造概念大體有三種方式：第一，借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概念，如近來特別流行的“內卷”一詞；第二，中國學者自主創造，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即是如此；第三，從日常生活或政策術語中發現概念并加以闡釋，如“單位”“拔釘子”“揭蓋子”等。最后一種思路尤為應星教授欣賞。對比而言，中國革命的概念也可按“外來”和“自創”分為兩種起源。“外來”概念中，既包括長時段的，從清末民初開始流行的“主義”“革命”“階級”等概念，也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蘇俄傳來的 “民主集中制”等概念。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以自身的革命經驗為基礎創造了很多概念，如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群眾路線” “翻身”“訴苦”等等。

研究不同類型的概念需要不同的分析工具。中國當前的概念史研究，主要受三種西方傳統的影響。第一種傳統側重從觀念史角度展開討論，以德國為代表。第二種傳統則更接近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以英國為代表。第三種傳統來自法國，其主要代表福柯的譜系學研究理路，對應星教授啟發最大。應星教授指出，《知識考古學》是福柯早期的作品，較大程度受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而晚年出版的《規訓與懲罰》，雖然仍圍繞“規訓”這一概念展開，卻與話語/非話語實踐及權力機制的分析緊密結合，可見其重點已經從知識考古學轉向了權力譜系學。

應星認為，來自德國和英國的概念史研究傳統皆是在這些國家的制度史、政治史已經發展成熟的基礎上作為新路徑而出現的。而現階段黨史研究的學術積累有限，因此更得注重將概念的溯源析義與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結合起來考察。因此，從學術借鑒的角度來說，應星更重視法國的權力譜系學這種分析路數，更強調“話語實踐”與“非話語實踐”的結合及其張力。

應星從概念史研究的含義、起源及方法等角度勾勒了概念史研究的綜合圖景，同時結合自己對“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展開了進一步反思。應星教授自陳，比起分析如“主義”“革命”“政黨”等大的概念，自己的研究興趣更偏向“民主集中制”這種制度性和中層性的概念。

具體而言，作為中國共產黨最為重要的組織機制，“民主集中制”由蘇俄傳入中國后如何落地，又如何與更具體的概念（如紅軍中的“前敵委員會”）結合起來？應星認為，中共革命走的是軍事革命道路，而十月革命勝利之后蘇俄方才建立紅軍，這是中蘇革命道路最大的不同之一。中蘇革命的不同現實背景，使“民主集中制如何與武裝斗爭和軍隊組織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對于軍隊而言，什么是“民主”的邊界，什么是“集中”的內涵？

前敵委員會職能不斷演進的過程，也是中共領導人在軍隊中不斷探索這一問題答案的過程。南昌起義時期，“前敵委員會”首次出現在中共黨史上。此時前敵委員會采取合議制，成員多是政治領袖，主要擔負軍事指揮職能，無權管理所在地區黨組織。同時，舊軍隊中以軍事首長為中心的傳統也對紅軍中對黨的領導的強調有消極的影響。而在大革命時期積累了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的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部隊時，深感地方與軍隊分隔管理的不利，于是在革命實踐中嘗試打通地方和軍隊，逐步擴充前敵委員會的職權，使其成為既領導紅四軍又領導湘贛邊界地方黨組織的機構，而后又進一步擴展到對江西等省級黨組織的領導上。與此同時，經過古田會議，毛澤東確定了前敵委員會在紅軍中的具體運作機制：“會前精密考察，會上民主討論，會后嚴格督促”，其中第一、三環節均以前委書記為核心。毛澤東希望藉此保證工作決策中既有充分討論，同時又能防止極端民主化和單純軍事觀點的問題。此后，隨著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上述工作方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基本的領導方式。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本是較為模糊的概念，但進入中國后，中共領導人在處理地方黨組織與軍隊的關系、前委書記一把手與委員合議制的關系等問題時，創造性地把模糊的概念轉變為具體的實踐，實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具象展開。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孟慶延

孟慶延副教授從個人研究出發，首先分享了自己對概念史的理解。孟慶延認為，雖然當代社會學、歷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日益發展，但各視角之間的聯系不容忽視：若不討論行為，無法研究心靈史；若不考慮經濟背景，很難深入研究政治史；若干巴巴地描述制度，不涉及文化要素，也無法展開制度史的分析——同理，如果只從語義角度分析概念，這樣的概念史也不令人滿意。其實，無論是何種流派的概念史，背后總蘊含著一種整體史的視野。

隨后，孟慶延回顧了個人研究的緣起。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階級革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有著自身的社會結構，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在20世紀初工業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社會中的階級分化情況與當時西方社會不同，也與當時的蘇俄社會不同。當時，支配中國的分類方式主要是血緣和地緣，產業工人的力量很薄弱，黨的領導也主要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中小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階級這種非本土的分類方式與分化方式，是如何進入中國的革命實踐的呢？

20世紀70年代起，受社會科學研究“底層轉向”與基層檔案開放等原因影響，革命的大眾動員成為研究核心議題。求學時期，孟慶延曾參與“20世紀下半期中國鄉村口述資料搜集計劃”。當時前輩學者的研究關懷在于探索革命如何在具體的村莊中展開，村莊原有的矛盾如何進入革命場域，又如何與土改中的階級劃分疊合在一起。無論是《翻身》還是《十里店》，均以這一主題為描述重心。學術界的研究，更多側重于討論革命的“在地”過程，也就是說，更多地通過對基層史料的爬梳來展現革命的微觀進程，進而理解革命政黨對社會結構進行改造，對底層民眾進行動員的歷史進程。黃宗智曾經用“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來概括革命的大眾動員。

如果說之前大部分學者的討論更多的聚焦在“客觀性現實”這個層面上的話，近年來孟慶延轉換的相關的視角，聚焦于“表達性現實”的生成過程。在他看來，土地革命中，干部們帶著一套階級分類標準來到地方，其任務是落實、執行黨的階級政策，同時完成對新的社會結構的塑造。那么，這套被援引為標準的“表達性現實”，究竟從何而來，又如何產生？階級如何從理論上的言說變為可以操作的概念？初步操作化的過程中遇到了何種問題？其中有哪些關鍵的“擔當者”在推動調適與變革？

孟慶延在研究中注意到，1946年土改時推廣的是1933年的階級劃分標準，而過往的土改研究集中于1946年以后，探討早期階級劃分標準仍有不少空間。例如，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并無“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階級劃分方式。而無論是陳獨秀撰寫《中國農村問題》（1923）還是毛澤東先后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似乎均未受到蘇聯影響，更多是按照租佃方式（即“地主—自耕農—佃戶”）來理解當時的鄉村社會結構，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圍繞鄉村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討論，更多是一種理論分析，“階級”概念，尚未落實到具體的革命實踐中。

由此出發，孟慶延以“富農”為切入點，探索階級概念與中國傳統社會互動融合的歷史過程。1926年，瞿秋白在《世界農民政黨及農民協會》一文中將“富農”概念翻譯成中文，將“剝削勞動”作為理解富農（大農）的重要標準。毛澤東在1927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第一次明確使用了這一概念，但并未明確其內涵。直到1930年《富農問題》決議案出臺前，“富農”更多還是一個理論層面的概念：一方面，當時黨內并未形成對富農概念的更為具體的“操作化”界定；另一方面，當時的農村社會并不能找到“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主”，也就是說，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當時中國鄉村社會的具體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實際上，階級成分的進一步操作化，本身也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不僅如此，詳細的劃分階級需要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員和比較充裕的時間，同時還需要相對穩固的政權環境，1920年代末剛剛開辟赤色割據政權的情況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并不具備詳細界定鄉村社會階級成分的外在條件。因此，1930年代，早期土地革命中更多執行的是“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強調“一要分、二要快”，本質上并不涉及非常細致的鄉村社會階級劃分問題。

1930年6月，《富農運動》決議案出臺，明確將富農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半地主性的富農，自己耕種同時有多余土地出租；第二種是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不把土地出租，有些還向別人租入土地，雇用工人耕種；第三種是初期的富農，他們既不出租土地，又不雇傭工人，單以自己勞力耕種，但土地勞力農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糧食出賣或出借。而第二種資本主義性的富農數量最少，這就修正了瞿秋白1926年給出的定義。

孟慶延認為，1930年，“富農”得到明確定義與兩個因素有關。首先，是來自蘇聯的影響。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內部圍繞中國革命的階段、性質與任務展開了一系列討論，對革命的性質、階段以及具體的策略路線做出了一系列相對溫和的決策。然而，會議結束后，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逐漸醞釀并發展，具體策略上體現為對富農與富農經濟的消滅。1929年，共產國際接連發表“二八指示”“六七指示”，將富農定義為“革命敵人”。既然富農問題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核心問題，中共中央自然有必要做出回應。其次，時任紅四軍前委領導的毛澤東與代表贛西南地方黨組織力量的“本土干部”之間在土地政策與軍事路線上都有著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其中涉及到土地革命中如何處理宗族公共田地的問題，當時以李文林為代表的地方革命者，主張保留公田，同時支持當時的立三路線，這些主張上的差異，實際上構成了我們理解決議案出臺的背景——這些革命實踐中的復雜狀況與不同主張，呼喚著有關階級劃分的明確標準的出臺。

1933年，中央蘇區政權相對穩固后開展“查田運動”，毛澤東發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闡明鄉村社會各階級的具體意涵，嘗試通過階級分類推動土地革命。然而，“查田運動”中依然出現了各種因為富農標準過于模糊而導致的矛盾，因此，10月蘇維埃政府發布《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以更為細致的量化方式界定富農概念：富裕中農一年剝削收入的分量，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農則超過百分之十五。然而，農民并不會在實際生活中按照這一邏輯計算收入，且習慣于通過換等方式共用生產資料。因此，這樣一種更為細化的階級成分劃分方式，并沒有解決革命實踐中的富農難以算清的問題。由于中央蘇區戰事頻繁，且醫療保障水平不足，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以及“圍剿”與“反圍剿”的戰斗都在大量“消耗”成年男性。因此，很多原本占有少量土地，但同時失去了成年男性勞動力的家庭，很容易在上述定義下成為統計數據意義上的“富農”。

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問題后，指示干部做出調整，不要以“算階級”代替“查階級”。因此，土地改革中的階級其實有三重屬性：經濟屬性（量化階級標準）、政治屬性（對革命的態度）、社會道德意涵。經濟屬性是正當性的表達，也是指導土地改革的基本總則，但實踐中，必須與后兩種屬性結合。

孟慶延認為，從譜系學與整體史的角度開展概念史研究，進而展開對中國革命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的實踐形態與偉大歷史進程。實際上，很多關鍵概念的在中國社會中的“落地”過程，正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相結合的歷史進程，從學理上認識這一過程，是學術研究的使命，也是學者的時代擔當。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蔣凌楠

蔣凌楠助理研究員首先分享了自己進入概念史研究的過程，并介紹了新近完成的“蘇維埃”研究。20世紀初以來，思想文化史研究蓬勃發展，學者們早先關注方法與理論，近年則不斷開展具體研究。而概念史的興起，則與近代知識轉型的關系更為密切。德國概念史家曾提出，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歐洲歷史發展兩個高峰時期中的過渡時期，此間舊的語言體系不斷瓦解，新的概念蓬勃而出。

至于東亞歷史的過渡時期，則是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當近代社會知識轉型的高潮逐漸退去，革命初興。此后，蘇俄的政治文化伴隨革命涌入中國，在制度、觀念、策略層面產生諸多影響，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知識層面基本用語的輸入在革命前已漸進尾聲。因此，如何結合革命史與知識轉型，自然成為需要探索的問題。概念史家科澤勒克提出，所有的分支學科之間都有關系網絡和結構分層，并以語言的形式顯現出來。而概念史作為社會史研究的變體，能夠統攝其他史學的研究取徑。蔣凌楠希望未來有可能開創以口號、語法、修辭、習語、言說的假設等內容為主要議題的“革命概念史”，探索人們在日常事件中表現出的反應及其內在慣例和規則系統。這要求學者選擇既有社會文化表征意義、又足以成為行動因素的概念，展開深入研究。

此外，概念史研究還應當注意語用學這一范式。所謂語用，即指概念的運用及其語境。研究者應注意發掘概念背后維系著的政治想象，解讀概念試圖排斥、遮蔽、解釋的歷史圖景。英國思想史家斯金納指出，追問概念的根本是為了追問意圖。人們使用概念時，不只是為了辨析其意涵，還將通過駁斥、贊美、批判、嘲弄將概念轉化為批判的武器。因此，學者在從事概念史研究時，不應當把自己的任務局限于澄清學科基本概念、術語的內涵，而是要從概念的社會、政治影響出發展開思考。蔣凌楠曾長期關注20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梳理論戰中各方的不同認識，并探討不同群體如何為各自目的爭奪革命話語權。從文獻積累與理論素養方面看，共產主義信仰者一方在20年代的這場論戰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但其長處在于行為語言（speech act）較之對手方更為豐富，他們常常跳出學理，質疑對方的外語水平或直接批判對方的立場錯誤。

蔣凌楠還介紹了自己研究“蘇維埃”概念的成果與心得。民國初年，“蘇維埃”這一概念傳入中國。早先西方語境下，“蘇維埃”概念乘西方國家反思代議制之潮流，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歐洲各國的政治發展。然而，第二國際和蘇俄對“蘇維埃“的理解存在差異，并導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對蘇維埃制度設計的內涵持不同看法，這是第一層差異。

“蘇維埃”傳入中國后，因中蘇國情不同、闡發群體不同又導致了新理解的產生。當時的政治學精英將“蘇維埃”理解為代議制的新范式、西方政治的新思潮，希望從中找到走出民初政治亂局的出路。而傾向于列寧理論者，則從“蘇維埃”中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元素。盡管雙方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但出于不同的想法，均歡迎蘇維埃概念的傳入。

若將眼光拉長，結合具體的革命實踐來看，中共最終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蘇維埃”作為人們自發形成、推動革命的組織的觀點并未被采納。不過，為從底層發動群眾，中共仍需要解決群眾組織的問題。蔣凌楠指出，農民協會在基層起著“蘇維埃”的作用，而農民協會與軍事武裝建立起來的政權關系也有著復雜的面相。

應星認為，“蘇維埃”概念的落地過程有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從起源來講，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是中共打出蘇維埃旗號的關鍵原因。而蘇維埃制度引入后，其組織與前委產生怎樣的沖突，隨后蘇維埃制度又如何引發黨內的爭議和分歧并最終走向終結，也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間。若能扣住關鍵制度，將上述實踐要素引入討論，研究將展現出更為豐富的面向。

孟慶延則指出，研究中共革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共產主義革命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因此，他特別關注政黨如何引入、修改、實踐諸多概念，以及這一過程展現出怎樣的模式和慣例。具體而言，“蘇維埃”在中共內部的命運與早期托、斯二人的分歧有什么關系？論戰中活躍的左翼知識分子在1920、1930年代中國的各種思想論戰中占據什么地位、其主張與政治立場又怎樣的關系？在孟慶延看來，概念絕不僅僅只是一種說法，因此概念史的研究除了實現語義的澄清和層次的揭示，還應當呈現概念實踐過程背后政治文化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