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學文研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視野”系列論壇第三場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本場主題為“政治文化視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盧華、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教授孟永、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呂彥霖主講，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博士后黃江軍主持。

論壇現場

黃江軍在開場詞中表示，情感和心靈是政治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率先闡述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國學者阿爾蒙德就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一定時期內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作為政治行動的先導因素，政治文化高度關聯于情感、傳統、記憶以及儀式等等。梁漱溟也曾提到，人的行動不是知識要他動作的，是欲望與情感要他往前動作的，認識問題是偏于知識一面的，而感覺到那是我的問題則是情感的事。史學界以及革命史研究中，情感、感覺、欲望等歷史行動中的非理性因素，正愈發得到史家注意。人的精神活動至為復雜，前述非理性因素能否構成獨立的研究對象呢？歷史行動者往往會通過理性活動，為其情感、態度做支撐或進行正當化處理。進一步地，用學術理性去解釋非理性精神活動又何以可能？本場主題為政治文化，但三個報告不約而同聚焦于革命史中的情感和心態，多少體現不同學科（史學、文學、政治學）青年學人的共同關切。本次論壇的報告，呈現報告者具體討論的議題外，對政治文化史研究亦將有方法論的提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博士后黃江軍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教授孟永報告的主題是“中國階級革命興起的心態維度”。他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何以發生、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體系何以在中國落地生根，一直是中共黨史研究的經典議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論斷從宏觀上講很有道理，也很形象。而從時間節點看，十月革命發生于1917年，直到1920年共產黨早期組織才開始在中國出現。因此，學術研究中還需要闡述和分析兩個時間點之間的若干重要環節和在此過程中時人心態的演變。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教授孟永

孟永認為，思想體系的吸引力是以社會心理需要為基礎的。巴黎和會侵犯中國主權一事對中國知識人內心的沖擊是社會主義思想（包含馬克思主義）逐漸被接受的一個關鍵性事件。一戰使得西方文明暴露危機，而和會侵犯中國主權則有力地沖擊致力于民族救亡的中國知識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幻想，不少民主主義者由此親身體會到西方文明的虛偽性。蘇俄此時發表《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對華侵略性條款。于是，一批親社會主義的、致力于改造中國的社會團體紛紛涌現，這就為在當時作為社會主義思想一系的馬克思主義落地生根提供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在當時其他各種致力于改造中國以救亡的社會主義思想經實踐證明失敗后（如工讀互助團、新村實踐等），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明顯標識的馬克思主義被慢慢廣泛接受，成為一支重要社會思潮。

孟永指出，思想是所以然的解釋，心態則是不得不如此的反映。在中國傳統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雙重政治文化危機的大背景下，五四后眾多親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大特征便是鄙視現實政治，通過純潔個體和組織，力求在中國現實社會之外另造一個新社會。這種心態正是當時政治實況的惡濁所導致的失望情緒及由此而產生的煩悶感、幻滅感所致，是中國現實環境不斷惡化的產物，也是救亡思潮不斷激進化的自然結果。中共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中成立的，是此種普遍心態的組織呈現，中共對純潔性的苛求乃是當時知識人改造中國方案的邏輯演進。中共“一大”對其他黨派的排斥性態度，其實是懷著排斥中國黑暗現狀的心態來改造中國的早期中共黨人革命情緒的另類表達，是針對當時黑暗腐朽的現實社會而提出的對于共產黨組織純潔性訴求的一種表現，所以“一大”彌漫著純無產階級運動精神，此時還不可能主動去聯系中國實際。從這一心態維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是救亡方案之一種，它提供了一條具體路徑；無產階級革命是早期中共黨人的自主行為，是中國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早期中共黨人正是以階級本位、組織強化的方式將純潔性訴求納入到對黨員群體的精神世界之中。階級話語的意識深處仍是民族情感的波瀾，中共也正由此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無比頑強的意志以階級革命的方式實現了民族革命的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盧華在與談時表示，一戰前后中國與世界的時勢都有巨大變化，在思想和政治上表現出斷裂和延續性并存的局面。斷裂性一方面表現為知識青年對以往政治的反叛和對新政治、新社會的追求，大正時期的日本如此，一戰期間創刊的《新青年》也是這一時代思潮的體現。另一方面，一戰的爆發極大地加劇了對西方文明的整體懷疑之心，而十月革命則提供了另外一條政治-社會革新的出路。從民國的內外政治看，巴黎和會上中國交涉的失敗讓讀書人對美國威爾遜理想的期盼幻滅，部分人不得不把眼光轉向革命后的蘇俄。國內圍繞護法問題南北談判的失敗造成了南北政府對立的事實，陳獨秀等知識分子和新式青年學生對兩邊政治都不滿，這一對上層和精英政治的失望，確實構成了對新的、徹底更新的新政治觀的呼喚。延續性則體現在晚清以來的精神-政治危機加劇，穩固的權威一直無法在民國確立。思想上，中共創黨之前的純潔性訴求——道德嚴格主義，其思想和心靈層面的探索，晚清即已出現。民初各地的地方社團、互助組織吸收了基督教和日本無政府主義新村運動的一些特質，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共在各地組織中的地域性實踐和中共的創設。

黃江軍指出，道德理想主義是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重要視角。類似傾向在法國大革命中表現亦較為強烈。史華慈從啟蒙思想的系譜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遺產雙重脈絡中，注意到中共革命道德主義取向的淵源。從建黨到革命，再到建政實踐，中共百年史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張力，即基于階級觀念的純潔性追求與基于現實情境的統戰性政策之間的張力。與此相關的是，史華慈還分梳了道德主義與工程主義的兩種啟蒙取向，這兩種取向的拉扯，實則也貫穿于中共革命歷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盧華

盧華帶來了主題為“作為生活方式的革命：一個革命青年的感傷主義與抗爭政治”的報告。他首先闡述了情感在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中的意義。傳統的思想史和革命史研究理性主義色彩較重，往往忽視情感的作用。另一方面，革命以及政治-社會運動中的情感因素雖然無處不在，卻不好把握。情感如何通過史料呈現，并被史家把握也是最近才開始在學界中得到關注。第三，相比較以往的革命思想史研究，大人物的思想、言說和話語實踐得到了極大的關注，這是由他們的重要性以及相關文本的獲取難易程度決定的，中下層的人物中情感的因素可能比抽象的理論話語影響更大。而在革命思想史的研究中，意識形態、主義和組織的重要性又讓學者多側重于從自上而下的視角，討論革命組織的建立、革命意識形態與革命青年的塑造等。這些都限制了我們關注情感在革命思想史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近年來，隨著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轉向，以及對理性主義的反思和重新定義，中外學者普遍關注到了情感和心靈在政治活動和政治-社會組織中的關鍵意義，相關概念性梳理可參照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的《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和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對于革命青年主體能動性的關注，以及對其承接革命文化的家庭背景、人際網絡和思想、心靈世界的認識，有助于加深革命史和思想史領域的研究。這一視角，對詮釋20世紀中國革命中革命組織持久的自我重塑和對于新式青年的塑造，可以起到重要的補充。

盧華的此項研究圍繞革命青年許邦和（1931-1934）的經歷展開。許邦和出生于富賈一方的買辦商人家庭，先后就讀于南開中學、上海交通大學，后于193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成為該校黨支部書記。他的人生經歷和所思所感都詳細體現在其日記中。許邦和活動的年份正好是后五四時代國民大革命前后，民國變動不居的時代。對許邦和而言，情感、閱讀和人際交往型塑了他加入中共的心靈世界。

首先是他對自身家庭出身的反叛和抗爭方式。許邦和中學時就曾參與學校的學潮和五卅運動，希望改造社會。這與父輩實業救國、做好個人本職工作的期待產生嚴重沖突。在日記中，他多次將家庭比作“牢獄”、“囚籠”，左翼革命文學的閱讀讓他接受了這一社會認知建構，并認為其自身的性格弱點，如妥協軟弱、貪圖享樂等，都是“資產階級家庭”背景和教育的產物。其二是對戀愛和社會階級的認識。許邦和在日記中記載了三段戀愛，但因其對愛情的理想化想象、對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憂懼而終了。一方面，許邦和愛上的女子均受過一定教育，對許邦和而言，她們卻并無真正“獨立”的思考，對世俗成功的渴望和金錢的看法正是她們不夠獨立的證明。另一方面，許邦和對自己愛上這樣的“教育程度不夠”、“未完全啟蒙”或者說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女的結果又非常矛盾。日記中多次表現出民粹式同情的許邦和也無法找到情感上的出路。許邦和對自己的家庭出身抱有的懺悔和反省心態在日記中加劇，認為像自己這樣的資產階級子女，在這樣變動的時代中，應該通過加入到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去，實現個人情感和道德的救贖。其三是閱讀新文學的體會。許邦和酷愛托爾斯泰的《復活》，也對魯迅、茅盾等作家撰寫的左翼革命文學充滿興趣。他在交大特別組織了讀書俱樂部，希望在閱讀新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的過程中，為自己強烈的救贖情感尋找革命同道和出路。他還常常光顧當時中共外圍組織在上海成立的光華書局和水沫書店等各色“新書店”，閱讀與馬克思主義有關的書籍，希冀著未來能夠從事這樣正義的事業。不過，閱讀并沒有如其所愿，幫助其克服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反而加重了其反省心態。許邦和逐漸意識到，僅憑自身反省，恐難以克服自身階級的弱點，因此需要通過組織來改造自身和周圍社會，由“自省”實現“他省”。這一尋求組織的過程，最終通過與中共人士的接觸，參與馮雪峰、王學文等人在暑期班的講習班而加入了中共。

盧華總結說，許邦和的個案展現出后五四青年在國民大革命期間和之后接受教育，更極端地接受了后五四的革命文學中對于“傳統”和“家庭”的批判，出現了更加普遍的煩悶心態。解紐的社會綱常和人生倫理，以及戀愛中的不順讓他們強烈的個人自主和個人解放觀念加劇了人生觀的危機。他們試圖從閱讀和日常生活的反抗中尋求情感出路，各色革命文學和蘇俄、日本引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作品讓他們模糊地產生了加入革命的心態，并通過日常生活的實踐（讀書會、創作）等找到一個解決煩悶的友愛共同體。倘若能與同時代其他青年的日記進行比較，結合加入中共的不同代際青年的文獻資料，或可揭示出這一代知識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普遍情感特征和機制。

呂彥霖在與談時表示，盧老師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有別于西方思想史的“框架式”研究，類似于“貼著寫”的東洋思想史的呈現方法——即不拘泥于特定的理論框架，而是貼合于歷史人物自身的發展脈絡。這種研究方法看似瑣碎，卻往往能從多維度烘托出人物的立體形象及其精神的“內面”。他指出，許邦和的事例有助于探討作為“文學生活”的閱讀將如何塑造人的好惡和情感結構的問題。例如，許邦和對勞動階級懷有深切同情，而巴金早年也對家中的“下人”深表同情，但最終卻走向了無政府主義，二人的認識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人道主義的“同情”如何向“階級意識”轉化，是值得探索的話題。與此同時，盧華老師對許邦和幾段無疾而終的感情的深描，呈現了“革命”與“戀愛”在不同性別青年中的深層差異，而這也是我們發掘啟蒙的情感結構之復雜性的有利切入點。

黃江軍認為，“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代際已是認識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一個經典視角。以往學人看重代際之間的差異，較少注意到代際之間存在著延續或不斷疊加的政治話語基底，也相對忽視這種差異與歷史記憶和書寫的建構存在密切關聯。許邦和的早逝，提供了一個思考未經歷史敘事包裝的革命者案例。許邦和的活躍時期處于國民大革命和“一二·九”兩個特征鮮明的代際之間，沒有經過宏大的政治運動浪潮洗禮。他（們）并非是區別于前后兩代的自成一代，而恰恰呈現較少被渲染的代際之間的政治話語基底。家庭與青年間的矛盾，往往因后者的性情與接納的時代風氣被放大，從而為家庭革命以及由家庭而入革命張本。此一問題發軔于晚清，到許邦和的年代，有更具革命色彩和更有正當性的話語作支援。盧老師提煉出“作為生活方式的革命”說法，在處理許邦和對家庭是抱怨還是革命的態度時，比較謹慎和細膩。這提示著，討論家庭與革命的關系時，更多要因人而異，避免陷入時詞的誤導。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呂彥霖

隨后，呂彥霖以“一個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態：以姚雪垠對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修改為中心”為主題進行報告。他先對作者及小說的背景知識予以鋪陳。《春暖花開的時候》是作家姚雪垠在青年時期的代表作，這部小說創作于1939年，原是作者構思的百萬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說描寫了抗戰初期在大別山一個經歷革命風雨的縣城里，羅蘭、黃梅、林夢云三位出身各異的進步女青年（“三典型”）在進步青年羅明、陶春冰、張克非等的教育領導下與地方反動勢力斗爭，最終突破了守舊家庭羈絆的故事。該小說剛一問世就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曾在短時間內連續再版，成為大后方的“暢銷書”。但這本小說很快先后遭到了“胡風派”以及編輯胡繩的批判，被迫“冷藏”四十余年。

改革開放后，姚雪垠萌生了修改《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想法，并于1986、1987年兩次大改。較之初版本，再版本明顯改動105處，補寫14萬字。其主要改動包括：根據人物的階級立場和思想，對人物進行再定性；修改了小說情節中有悖歷史主流敘述的部分；在小說中注入了大量的私人經驗，特別是在男主角陶春冰身上加入了許多作者本人的特征和經歷；等等。這些改動導致小說文本產生了巨大的斷裂，呈現出迥異于前的審美取向和意義結構。

呂彥霖指出，作者采取如此的修改策略的內在動機和時機選擇都值得細致探究。雖然通常來說，“現代文學”作品進入當代，出于發表的要求，都或多或少都需要按照新的評價標準進行修改，譬如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等都曾按照主流意識形態需要進行修改；但姚雪垠的修改行為顯然更加耐人尋味。首先，姚雪垠修改小說之時已是改革開放時段，歷史情境已經相對寬松；其次，此時作者已恢復了名譽，廁身重要作家之列；再次，此書被他本人視為青年時期的代表作，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且他年事已高，深信再無修改的可能。凡此種種，都說明這些修改行為確實來自于他本人的主觀意志。

作者究竟為什么這樣修改？呂彥霖認為，其內在動機需要放置于具體的歷史結構中予以探尋。1986年，姚雪垠介入了和劉再復關于文學主體性的爭論。姚雪垠不滿于單獨強調，乃至突出文學的“主體性”，反對強行區分文學的“內部”與“外部”規律。按照他的觀點，文學的“外部”規律和“內部”規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文學無法切斷與政治、經濟的關系。這場爭論使得姚雪垠在八十年代被目為“左”的衛道士。然而回顧其早期的創作經歷，從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反對政治過度干涉文藝創作，并呼吁給予作家相應的創作自由，與文藝體制內部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展開斗爭。這似乎又與其在八十年代的表現相互牴牾。

呂彥霖隨后指出，姚雪垠的自我身份定位——“革命文化人”對于解釋這一矛盾具有相當關鍵的作用。所謂“革命文化人”，就是不滿于現實的黑暗，將革命視為國家民族重造的唯一前途，但又慣于按照文化的規律來處理所面對的問題，對革命懷有個體化且理想主義的認識。這種自我定位乃是一種互相貫通的二元結構，“革命意志”和“文化人底色”分居個人情感結構的兩端，并始終保持一種因時代語境而主客轉化的動態平衡——面對政治形態或者文藝機制日益激進化的局面，則作為副線的文化人特質可能翻轉變成主線；而當歷史走向另一個維度，居于其精神結構核心位置的革命意識則將被喚醒、進而重回中心，使之重新成為勇于任事的“作家兼戰士”。從這個角度來說，姚雪垠對青年代表作《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修改，似乎并不能視之為純粹的文學藝術實踐，而更應當視為一種因應八十年代歷史情境的精神底色的恢復和自我價值的重新證明，乃是一個“革命文化人”的“六經注我”。

在與談中，孟永肯定了從修改小說這一外在表征入手分析作者晚年心態的縱深式寫法，同時認為，不妨進一步透過姚雪垠對“革命文化人”定位的自我言說，走到作者背后，挖掘其如此修改小說和定位自身的心理傾向和社會背景；并指出黨史敘述中的若干提法是有講究的，研究者在黨史研究中提出一些新概念時要謹慎為之。

黃江軍認為，呂彥霖抓住姚雪垠修改行為背后的兩重“緊張”，即“姚劉之爭”體現的姚雪垠與20世紀80年代主流話語之間的緊張，姚雪垠早年觀點與晚年主張之間的緊張。這兩重緊張構成全文的問題意識，并最終落腳于“革命文化人”的闡釋，提供了學術寫作的良好范例。報告進一步提出革命與文化人的二元結構，認為姚的表現是一個動態過程。這個判斷富有啟發，中共以知識分子群體立黨，大部分革命者都兼具文化人的身份，革命文化人是一個普遍的身份。但這個身份的特征并非固定的，如果革命與文化人是一種二元結構，那么在此二元結構中，不同人處于光譜的不同位置。丁玲是一種，蕭軍是一種，甚至在另一些人那里，文化人是底色，革命則是附加物。

在互動環節，三位主講人就聽眾提出的“革命文化人”的具體內涵、組織左翼與精神左翼的區分、道德嚴格主義傾向的現實誘因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回答，并先后交流了自己的體會和感想。

孟永認為，時人心態是理解現代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維度，應納入思想研究的范圍。思想研究旨在更好理解現代中國，不是為了尋找新視角以博人眼球。當前許多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仍有不少值得發掘的謎團，許多歷史問題的敘述也還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這就為思想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發展領域。此外，應該擺脫既有理論框架的束縛，注意概念自身所帶有的化約特性，避免自我建構的困局，要將視野擴大到整個社會環境和社會思潮，要有國際視野，并要致力于學科融合。

盧華提出，目前國內學界的情感史研究還停留在理論引進、消化和吸收的階段，具體的寫作實踐依然較少，本次分享的研究只是一次尚不成熟的嘗試。從方法論上講，心靈史、情感史研究與傳統的組織史研究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作為生活方式的革命”就是對宏大的解放政治敘事的有益補充。這既可以讓歷史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真實和立體，也可以讓深描的敘事回歸到歷史研究之中。他對點評中提到的許邦和日記停止更新的原因進行了回應。他認為，客觀原因在于，許邦和入黨后承擔了大量組織上、宣傳上的事務，個人身體和工作的原因也讓他難以兼顧；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他對資產階級軟弱性進行了深刻反思，并意識到文字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改造社會的關鍵在于付諸行動。

呂彥霖認為，在技術主義的時代，人文學科存續的根基可能在于人文學者們能夠關注，乃至于試圖把握那些難以言說的微妙情感和難于賦形的思想取向，而這些研究對象無疑將向我們展示人之復雜性，以利于我們重新審視歷史，理解自身；而包括黨史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實際上正是在不斷拓寬人文研究的邊界，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實際上是具有借鑒和指導意義的。他還結合自身研究經歷及點評人的建議等指出，思想史的研究當然需要立足于資料，但是我們需要“從資料開始”，而不是“到資料為止”，要從資料中挖掘研究對象“非如此不可”的內在動機甚至是潛意識；不僅要看到資料“在場”的言說，更要看到那些“知而不言”的背后所隱含的復雜心態和現實意圖。

黃江軍在總結發言提到，三場“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視野”論壇依次圍繞地域視野、概念史視野和政治文化視野等不同維度展開論述，呈現出當前革命史研究的多維面向。近年來，具有多學科背景的研究者進入該領域，提供了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等學科的不同研究范式和學術資源，激活并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空間。此外，本次論壇的三位主講人都是80后的年輕學者，呈現未來革命史研究的新鮮力量。他對兩個主辦方提供交流平臺表示感謝，并表示在前輩學人與青年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史研究的未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