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的一個晚上，底特律東北部的純白人社區Grosse Pointe，威爾森夫婦為18歲的女兒克里斯蒂舉辦了一場豪華的成人禮派對。這場歡宴花掉他們8.5萬美元（相當于今天的近70萬美元）。賓主喝掉20箱法國香檳，數百枝藍色鳶尾、數千盞意大利燈和幾萬朵黃色塑料花浪擲在湖濱鄉村俱樂部，把它變成一座法式花園。所有的墻壁都消失在奧地利產的金色護墻板和閃閃發光的鏡子后面。

這一晚在底特律乃至整個美國歷史上占據獨特地位。濟濟一堂的白人賓客中，出現三位黑皮膚的年輕女性。因為18歲的克里斯蒂喜歡她們，她的父母又一貫無法拒絕女兒的要求，這才出現這番罕見景象——以21歲的戴安娜·羅斯為首的黑人女子三人組合The Supremes應邀為這場成人禮派對助興。第一次，一份主流報紙《紐約時報》圖文報道了白人工業巨子和摩城代表的黑人文化身處同一物理空間的景象。

The Supremes

這個夏天之前，The Supremes已經是美國最知名的組合。成員戴安娜·羅斯、瑪麗·威爾森和弗洛倫絲·巴拉德來自與Grosse Pointe十英里之遙的Brewster-Douglass社區。這里最早是底特律政府為貧窮的工人階層設計的廉價房，需要夫妻雙方至少有一位擁有工作才能申請入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該社區由于入住條件放寬而導致犯罪率上升，不久沉淪為犯罪天堂。有一天，三個男孩登門拜訪戴安娜·羅斯，以男孩組合The Primes的身份邀請戴安娜、瑪麗和弗洛倫絲做他們的“姐妹組合”。他們引見姑娘們加入摩城唱片，三人組在全城唯一一座錄音棚為大牌們伴唱數年后，拿到摩城的一紙珍貴合約。1960年代初，第一支熱門單曲眷顧她們的時候，她們還只是高中生的年紀。1964年8月至1965年6月間，The Supremes已經手握五支全美第一單曲，以流行、時尚巨星的身份紅遍全美。

1960年代是個舊船布滿裂縫，松動和變化開始的年代。美國南方，黑人歌手仍經常需要走廚房邊門進入俱樂部表演，在餐廳和旅館“享受”隔離待遇。在富裕的北方工業城市，不止黑人，連上流階層的白人也接受了The Supremes的音樂和形象。《紐約時報》采納主流社會的觀點，稱她們為“搖滾組合”。從她們出身的社區角度，三位唱詩班女生的音樂無疑更接近“靈魂樂”。今天，我們把這支組合劃歸流行的范疇，將她們視作第一支黑人超級流行組合。

三人中，單飛踏上孤身星途的戴安娜·羅斯是發展最成功的一位。她從故鄉的摩城起步，在54俱樂部（上世紀70年代紐約俱樂部文化的代表之一）被戴上“迪斯科女王”的桂冠，賣出1億張唱片（1993年打破史上最成功女性音樂人吉尼斯紀錄），影響過不計其數的人，被LGBTQ群體視作永遠的偶像。

1981年5月，《Interview》雜志刊登了戴安娜·羅斯的封面專訪

1981年5月，《Interview》雜志刊登了她的封面專訪，采訪者是安迪·沃霍爾。沃霍爾對她的一切都感興趣，從發跡史、服裝和舞臺設計，保持身材和外表的秘訣，對電影和歌唱事業的看法，和孩子們的關系，洋洋灑灑一大篇。

2020年的Glastonbury因疫情取消，原定登臺的戴安娜·羅斯把精力轉向新專輯的制作。《Thank You》將是22年以來她的首張原創錄音室專輯。完整作品尚未出街，封面上的戴安娜滿屏黑色卷發，煙熏妝、紅唇、強烈的面頰陰影。她活得夠久，耐力強勁，活到2021年目睹她曾引領的流行幾度回潮，自己依然在浪尖。

1970年，The Supremes最后一首冠軍歌曲《Someday We'll Be Together》宣告戴安娜·羅斯離隊。單飛后，她以更高的發鬢，更夸張絢麗的衣物亮相。沃霍爾問她：“你的衣服都是自己設計的嗎？”“是的，而且全部為手工縫制。我在服裝上花了太多的錢。”

The Supremes本已是全美女性的穿衣榜樣。各種平權運動風起云涌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她們憑借對美的敏銳直覺和音樂天賦，以一次次充滿想象力的亮相贏得無盡贊美。

FX的電視劇《姿態》深潛上世紀80年代紐約的LGBTQ群體文化，抖開裹住凌晨三點鐘絢爛舞會的黑夜，把時尚先鋒戴安娜·羅斯和她的擁躉們凝固在照片上的姿態活化為二十一世紀的新時尚。

當初，是安迪·沃霍爾的知識分子女同朋友們向他力薦戴安娜·羅斯。她們崇拜她，實際上整個LBGTQ群體都崇拜她。這份純粹的景仰不僅僅因為她1980年的名曲《I'm Coming Out》，一舉成為所有驕傲日游行的頭號主題曲。

戴安娜·羅斯的身上，有少數群體、邊緣人以及所有不想“合乎潮流”的人亟需的特質。她有逆流而上的勇氣和絕對自信。1999年她告訴《倡導者》報紙：“愛就是愛，無需法律認可。女人、男人，隨便什么人，應該無需一紙法律合約就能生活在一起。”

1979年7月12日，芝加哥科米斯基公園球場， 成噸的迪斯科唱片在爆炸聲中灰飛煙滅。那一夜被稱作“迪斯科毀滅之夜”。在恐同（迪斯科與同性戀文化之間淵源甚深）、對黑人音樂的反感、搖滾迷對迪斯科滲透的不滿等種種因素的疊加下，兩位芝加哥頗有影響力的搖滾樂迷號召只要帶上一張迪斯科唱片來到公園，就能以95美分的價格購買一張芝加哥白襪和底特律老虎隊的比賽門票。當晚，超過五萬球迷涌入球場，迪斯科唱片被塞進一只1.8*1.2*1.5米的箱子里，在“Disco Sucks”的標語前被炸得粉碎。當年的7月21日，美國音樂排行榜的前六名都是迪斯科。這一夜過后的7月22日，迪斯科歌曲從前十名榜單中消失。風靡一時的迪斯科從主流音樂競技場中銷聲匿跡，被視作“不酷”，轉入暗夜中的俱樂部。歌手們不再以迪斯科的元素取悅歌迷，只有戴安娜·羅斯，于次年發布同名迪斯科專輯，里面包括《I'm Coming Out》及《Upside Down》兩支名曲。

看過《姿態》的人會認同這個群體光榮的價值觀。不管如何掙扎在溫飽、賬單、失業、艾滋的泥沼中，無論個體之間有什么恩怨，秀場都是他們把難題拋下的圣殿。想象力和美是這群暗夜才閃光的人的秘密武器，大殺四方人生的苦難。

雖然戴安娜· 羅斯是天生的女性和異性戀者，這個驕傲的群體依然奉她為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給予她“老板”（The Boss）的綽號。戴安娜·羅斯削瘦緊實的身形酷似《姿態》的女主角之一、芳華絕代的“母后”Elektra（多米尼克·杰克遜飾）。細看羅斯的臉，有種特異的極簡。她的雙眼和嘴型皆是兩頭尖梢，微微鼓起的形狀，蕩漾開的眉眼輪廓和法令紋-下巴，鼻子的形狀，無不是這種形狀的復刻。這張臉雖然有足夠多黑人的特征，但極簡的重復淡化了種族特征。她可以是任何人種，來自地球上的任何族群。血統的象征很容易被忽略，她絕不雷同的造型和姿態吸引全部的注意力。

戴安娜·羅斯知道，觀眾喜歡聽老歌，愛看全新造型。所有工作中她投入最多的，便是《姿態》中那些人為之癡迷的人生奧義——盡可能把自己打扮得光彩奪目，將大千世界統統納入舞步，定格在最光輝的一刻——Pose~~~~~

《姿態》里有一集，大家聚在公寓開派對，主題是觀看追捕O.J.辛普森的電視直播。一群人在電視機前大呼小叫為辛普森的命運揪心。鏡頭拍到他的豪宅外圍，有人說看看這條車道和整齊的灌木，O.J.根本不能算黑人了，他已經是個白人。之后案件的發展佐證了他們的觀點，辛普森早就學會白人的那一套規則。他比他們玩得更好，深諳富貴和名聲的駕馭法律之道。

那么在這群飽受艱辛之人的眼中，戴安娜·羅斯是黑人還是白人？她擁有龐大團隊，光巡演樂手就有二三十人，還有工作人員、簽約藝人一大票人需要她負責。她很自律，吃得很少，健身、跳舞、設計服裝和舞臺，似乎沒有成癮的煩惱，事業常青，勝過絕大多數黑皮膚和白皮膚的同行。這或許讓她看起來更像白人。另一方面，她像“母后”Elektra有強烈的家族觀念，像照顧“家人”一樣關照團隊成員，忠于酷兒們不以血緣分親疏，在艱難世道創造家庭、文化、傳奇的精神。

她是黑是白還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