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門口400米就有一所小學卻不能上，可孩子卻要“舍近求遠”，可能要跑到2公里外另一所小學去上學。南京市民顧先生認為，根據“就近入學”規定，他的孩子應該上離家最近的學校，遂起訴該市建鄴區教育局。

        南京首例就近入學“民告官”案，于4月24日下午宣判。據了解，這起罕見的、希望以個案來推動教育部門正視基礎教育公平問題的公益類訴訟，已引起各方關注。

        當天，南京市建鄴區法院作出裁定，顧先生在起訴時，由于其女兒未滿6周歲，不屬于“適齡兒童”，起訴人與被訴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因此駁回他的起訴。

        南京法院系統的人士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裁定駁回起訴，并不存在勝訴、敗訴問題。“教育局的行為是不是合法，這次沒有審理。希望哪一天有機會審理，這真正涉及教育公平問題。”

        顧先生則對澎湃新聞說，“打算上訴，我肯定要上訴，較真到底。”

距家近的小學上不了，要去2公里外的學校

        今年46歲的顧先生，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2008年10月出生，今年9月就要上小學了。實際上，從去年開始，顧先生就開始操心上學這事兒。

        家住建鄴區吉慶家園小區的顧先生說，2014年4月，離家400米外，一條馬路之隔，新出現一所小學——南師附中新城小學北校區（以下簡稱“新城北小”）。

        他原本以為女兒會上這所小學，去咨詢建鄴區教育局后卻得知，2014年吉慶家園小區的學區依然在南湖三小，在2公里外。

        “如果去南湖三小，要經過8條馬路8個紅綠燈，對小孩不太安全，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顧先生對澎湃新聞說。

        為啥要去更遠的學校？區教育局告訴他，“就近不等于最近入學”。這讓顧先生很不滿意。

        2014年7年，顧先生替女兒起訴建鄴區教育局，認為教育局違反了《義務教育法》中“就近入學”的政策精神，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權益，請求法院判決確認2014年建鄴區教育局劃分小學施教區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

        澎湃新聞了解到，建鄴區法院一開始并沒有受理此案。后經南京市中級法院裁定，該案才由建鄴區法院立案受理。

提前維權，被教育局駁斥為不具有訴訟資格

        今年4月2日，建鄴區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

        在法庭上，顧先生稱，自家距離新城北小400米，女兒卻不能去上。而距離新城北小約3公里外的雨潤國際廣場以及還在建設的其他3家新樓盤，卻都被劃入新城北小的施教區，而且全都是雙學區。他說，“這違背了教育資源公平的原則。”

        對此，建鄴區教育局的代理人則認為，學區劃分所要考慮的不僅是“就近”原則，要根據本區域內的小學布局、入學兒童的數量及分布情況，確定公辦小學的施教區范圍和招生規模，學區分布呈不規則多邊形。

        除了就近原則，顧先生的代理律師說，“不能把學區劃分結論直接放在網上公示，而沒說為什么這樣劃分，也沒征求群眾意見、廣泛討論，這在程序上是違法的。”

        雙方的爭論焦點，還集中在顧先生的女兒是否有資格提起訴訟。建鄴區教育局稱，2014年7月，顧的女兒還未滿6周歲，是學齡前兒童，不是本案適格主體。

        顧先生的代理律師則認為，“小孩不能等、不能拖”，不能等她成為事實上的受害者，顧先生才起訴。在明知會受害的情況下，原告和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打個比方，明知這狗每年都咬人，不能等到被咬了才起訴，在狗咬人之前，就必須依法制止它。”

        顧先生也對澎湃新聞說，2015年施教區會在5月份公布，如果到時候再起訴，“那就晚了”，因為“小孩可能已經在南湖三小上學，傷害已經造成了，所以只好提前維權了”。

此案為學區紛爭提供一個可訴樣板

        建鄴區法院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提起行政訴訟的必要條件。

        本案中，起訴人顧某（顧的女兒）年滿6周歲前，不屬于適齡兒童。換句話說，顧某2008年10月出生，在去年7月起訴時，還不滿6周歲，不能上小學接受義務教育。從而，教育局行為設定的權利義務也就與顧某無關，她不是該行為的行政相對人。

        該案主審法官對澎湃新聞解釋說，顧某不是適齡兒童，不能起訴。“打個比方，如果可以提前一年起訴，那么是不是可以提前兩年、三年，好幾年呢？”

        此外，建鄴區法院還認為，顧某屬于2015年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區教育局還未做出2015年公辦小學招生計劃及施教區的實施辦法。也就是說，不能確定今年其所在的吉慶家園是否會被劃到南湖三小的施教區。

        主審法官對澎湃新聞說，“從邏輯上講，即使前10次是這個結果，不代表下次就是這個結果。”

        最后，法院裁定，“起訴人與被訴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駁回顧某的起訴”。

        這樣的結果，出乎一些人的意外。顧先生對澎湃新聞說，“我本來有80%把握勝訴的。”

        主審法官說，“我沒有感覺到什么行政干預、壓力，我的本職工作是依法裁判。在我手上，也判過行政機關敗訴。”

        不過，該案的顯示意義已遠遠超過訴訟本身。

        有法院人士對澎湃新聞說，這給教育系統提了個醒，學區劃分應該“廣泛聽取意見”。如果沒有聽取意見，在合法性上是有問題的。不過，對于怎么征求意見，征求誰的意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目前仍有待于進一步的明確、明晰。

        顧先生的代理律師對此結果也不滿意，但他認為，這給學區紛爭的解決提供了一個渠道，至少“可以提起訴訟”了。這也可以推進學區劃分的決策透明化、公開化，比如，要聽取意見，教育局人員要家訪、要摸底；同時也推進決策合理性，讓大家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