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1945》的中譯本來得正是時候。今天評價國際沖突時傾向于訴諸武力的年輕人，通常不明白戰爭為何物。布魯瑪選擇了1945年這個戰爭結束的歡騰年份，通過親歷者的眼睛和回憶，帶我們回到戰爭的年代，體驗當時的人心百味。慶祝勝利的大氛圍中，有正義的清算，也有可恥的報復，有英國的階級覺悟，也有美國的冷戰盤算，而戰爭痛苦記憶的陰影，至今籠罩東亞。在二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我們應該時刻銘記喬治·馬歇爾的名言：“人類打贏一場戰爭的唯一方式，就是防止它發生。”（The only way human beings can win a war is to prevent it. ）

伊恩·布魯瑪1951年生于荷蘭海牙，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觀察家》雜志編輯，《紐約書評》最活躍的撰稿人之一，也是東西方關系國際評論家中的一位先驅。現任美國紐約州巴德大學民主、人權與新聞學教授。圖為澎湃新聞李媛繪

        澎湃新聞：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徹頭徹尾的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相較之下有了意義，因為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而且二戰之后西方世界經歷了一段繁榮時期，有福利國家、經濟增長、歐洲聯盟……您本人就出生在戰后的繁榮年代。那么是什么動因促使您回望戰后零年，去反思戰爭及其后果呢？

        布魯瑪：因為近年來鷹派漸多，他們時常主張打仗并且真的去付諸實施（例如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阿富汗戰爭），而這些人通常自己并沒有上過戰場，也沒有戰爭記憶，所以我一直想寫一本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后果的書。小布什政府的主要成員中只有一位經歷過戰爭：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去過朝鮮。那些把戰爭看成快速解決問題的途徑的人，往往會忘記，即便正義的戰爭（比如打敗了納粹德國的二戰）也會涂炭生靈：社會分崩離析，之后常常導致內戰，數以百萬計的人流離失所，挨餓受窮，要承受可能一輩子難以愈合的心靈創傷。

        我的確很幸運，成長在戰后的西歐，但那些在戰后蘇聯成長起來的人，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提到戰爭剛結束時，您父親回到學校，他戰前加入的類似兄弟會的校園組織決定重啟入會的整人儀式，于是您父親又忍受了一遍各種折磨考驗，但他不以為意，只為了能有回歸正常生活的感覺。不過在其他地方，您也寫到，有些經歷過戰爭的人受不了日常生活的沉悶平庸，向往戰場上與戰友并肩作戰的刺激（如《上海書評》2014年11月16日刊發的您為理查德·弗蘭納根的小說《通往北方的小路》撰寫的書評《俘虜營里的隱喻詩歌》）。戰爭的面相往往復雜而充滿悖論。那么您最感興趣的是哪些面相？

        布魯瑪：我想你的問題是關于戰后時期，而不是戰爭本身。如果你要問的是戰爭本身，我覺得我最感興趣的是人們在戰爭中面臨的道德困境：要不要抵抗？要不要冒著牽連家人的危險去幫助抵抗者？如果抵抗者使用的暴力反超了侵略者，那么抵抗行為是否還有合理性？

        戰后的主要問題除了重建被拖垮的經濟、喂飽挨餓的人民之外，是要在正義與和解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要重塑社會，你需要得到社會中大部分人的同意和配合，這就包括許多在戰爭中曾與敵方合作，或是被迫為敵方工作過的人。如果你企圖清洗或是追究所有通敵者，社會就會四分五裂。但如果你不追究主要通敵者的責任，人民會覺得正義沒有得到伸張。

        所以法國這一個案就很有趣。戰時法國的半壁江山由親法西斯的傀儡政權統治，許多法國人都支持與德國合作的貝當元帥。在德國戰敗后，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內戰。于是戴高樂將軍在戰后為了聯合所有法國人，索性假裝所有人都是反對納粹的愛國者。只有到了1960年代甚至更晚，法國戰時的真實歷史才慢慢浮出水面。不過等到那時，內戰已無可能再發生了。

        如果說德國和奧地利懲處的戰犯太少，可能也沒錯。因為在冷戰時期，美國庇護了部分納粹戰犯，因為美國人覺得他們對付共產黨有一定的經驗。聯邦德國也是反對蘇聯的重要盟友，所以1940年代末追捕懲處戰犯的熱情就漸漸熄滅了。

        于是這種情況會讓人們覺得正義未能充分伸張，尤其在德國。不過還有一種情況也是真實的，那就是不少戰時的納粹分子在聯邦德國成了忠實勤勞的好公民。清洗和復仇一樣，往往會導致反清洗。有時和平的代價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澎湃新聞：盟軍對德累斯頓的報復性轟炸在當時看來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這次轟炸的批評越來越多，以今天的標準看，它更有可能被劃入“無意義的暴行”這一范疇。人們對二戰的觀念一直在演化，二戰結束七十年后的今天，最顯著的態度變化是什么，將來還會有怎樣的變化？

        布魯瑪：即便在當時，對轟炸德累斯頓也有疑慮。丘吉爾幾乎立刻就感覺不妥。一些德國民族主義者也喜歡用德累斯頓轟炸來為德國犯下的戰爭罪行尋找相對主義的借口。他們忘記了，轟炸德國的城市無論多么值得譴責，依然是戰爭行為，而這場戰爭正是德國人自己挑起的。它不能與打著意識形態的旗號對無辜人民進行系統化的大屠殺相提并論。

        而這直接導致了歐洲對二戰的觀念的重大轉變。猶太人大屠殺直到1960年代還不太有人提起，那之前對二戰的討論多半是以軍事術語進行的。今天，大屠殺是二戰最廣為人知也最頻繁討論的話題。

        如今我們也知道如果沒有占領區（從挪威到匈牙利）當地人口的積極配合，納粹德國是無法實施大屠殺計劃的。我們也知道日本在亞洲的侵華戰爭加速了去殖民地化的進程。如果沒有西方帝國的欺凌、日本人的侵略，印度尼西亞、緬甸和馬來西亞的民族獨立不會來得這么快。毛澤東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

        澎湃新聞：讀完《零年》的一大感受是，您試圖重建的是1945年人們的感受，而不單單是歷史事實。這一重建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布魯瑪：的確，我對個人故事的興趣要比對宏大歷史的興趣大。大歷史關注的是戰時領袖的會面之類的大事件，過去已經有許多敘述了。我想讓讀者去體驗度過那段日子之后到底是什么感覺。

        最難的部分不是寫作本身，而是整本書的結構，如何組織章節，如何賦予全書一個連貫的形狀。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在這方面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去考慮。一旦我腦中有了結構，寫起來就很快了。

        澎湃新聞：在《零年》中，埃德蒙·威爾遜、斯蒂芬·斯彭德、永井荷風和其他文學人物常常成為故事的敘述者。您從這些文人的敘述中看到了什么？

        布魯瑪：我是有意避開引用專業人士、歷史學家的敘述。我希望能帶領讀者設身處地去感受當時的氛圍。所以我只引用在場者的敘述、回憶錄、小說和日記。有時候小說可能更能揭示真實，我引用的小說都是那些真正經歷過戰爭、有戰爭記憶并且文字極佳的作家寫的。

        澎湃新聞：您時常寫到戰時和戰后的情欲，有女性通敵者，有占領軍的性優勢，還有戰后對德國女性的報復性強暴，日本的潘潘女……性到底在戰爭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布魯瑪：首先，性被當成了一種武器，一種暴力形式，占領部隊往往會對被占領地區的女性進行性規訓。強奸是羞辱敵人的一種方式，不光是對婦女（她們往往遭到最惡劣的對待），對男人也一樣。

        不過強奸在許多占領軍眼中都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殘酷的軍官往往告訴下級士兵要蔑視當地人，不要把他們當人看。日本侵略中國時即是如此。日本士兵被自己的上級虐待，同時又被允許甚至鼓勵去隨心所欲地虐待中國人。這在中國激起了極大的民憤，導致中國的抗日力量不斷強大。作為權宜之計，日本軍隊指揮決定設立專門解決軍人性需求的妓院機構，強迫韓國、中國和東南亞的婦女去當慰安婦。

        也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當勝利一方的外國士兵（尤其當他們是以解放者身份出現時）相對更富有時——比如在歐洲和日本的美國大兵——也會吸引許多姑娘。他們帶來了雙重解放，軍事解放和性解放。他們解放了被占領的國家，還讓許多女子品嘗到了一種全新的自由滋味。本地男子對這種事兒通常不太高興，盡管他們也是被解放的對象。所以在歐洲的盟軍和當地男性總有點兒緊張，雖然盟軍來打跑德國人的時候可是相當受歡迎的。

        還有一種帶有性成分的是對戰時通敵者的報復。在戰后追究或起訴通敵者時，總有不成比例的女性，因為她們和德國士兵睡過覺。這些女性中很少有人是因為真心支持納粹，不過她們的“橫向結合”在當地男人看來是一種深深的屈辱，所以她們在戰后必須被公開懲罰，而這些公開懲罰往往要比懲處那些通敵行為更加嚴重的人要嚴厲得多。

        澎湃新聞：在英國，一戰耗盡了一代貴族青年，而二戰一結束，贏得勝利的丘吉爾還是保守黨黨魁，人們就立刻投票把保守黨踢出了局。戰爭往往會打破原有的權力平衡，那么誰是二戰最大的受益者？是歐洲左翼還是美國右翼？還有中國？

        布魯瑪：前面提到過，毛澤東肯定是受益者。國民黨氣數已盡，在經歷了多年的流血戰斗、腐敗和經濟崩潰之后，早已人心渙散。共產黨更有紀律，有更好的領導力，而且知道如何精確打擊國民黨政府的薄弱之處。在歐洲，左翼風光過一段時間。之前被占領國的保守派基本都沾上了通敵的污點，而大部分反抗納粹的抵抗組織都是由左翼領導的。在英國，戰爭讓士兵們有了更多的政治覺悟，他們不想再回到戰前等級分明的階級秩序，而出身貴族階級的丘吉爾正是等級秩序的代表。

        然而等到冷戰開始，在聯邦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韓國的保守派精英就開始卷土重來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可都是和日本軍國主義或歐洲法西斯主義同床共枕過的。不論如何，西歐的社會民主派作為抵抗納粹精神的遺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其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蘇聯顯然也是二戰的受益者，它很快成為主導世界的兩巨頭之一，另一個當然是美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成了非共產主義世界的主導力量。

        二戰的其他受益者包括一些前殖民地，被日本占領后迅速脫離了西方帝國的奴役。不過它們在日本統治下受的罪一點兒也不少，而且之后的獨立斗爭也異常艱苦，以至于我很猶豫該不該稱它們是“戰勝國”。

        澎湃新聞：二戰的陰影依然籠罩著東亞。東亞各國之間的仇恨很容易被點燃，各國政客出于政治需要都在不斷歪曲歷史。對于今日脆弱的中日關系，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不該做什么？

        布魯瑪：因痛苦的記憶而導致的仇恨很明顯是東亞政治的要素之一。但我覺得中日之間的敵意，既關乎歷史記憶，同樣關乎國內政治。毛澤東去世后，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開放了商業機會，其中包括日本，而日本的官方意識形態愈趨民族主義。中國的反日情緒時不時地會調動一下，但情緒又決不能像“五四”運動那樣激烈發展到危及自身。

        在日本，民族主義是被右翼煽動的，他們從來不喜歡美國占領時強加于日本的戰后秩序，尤其是美國人制訂的和平憲法。右翼民族主義包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等舉動，不光光是針對中國，也是針對日本國內的自由派和左翼。民族主義者想要修改憲法，使日本轉向更為保守的政治。歷史修正主義就是這一政治圖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歷史的“辯論”其實是對日本憲法的辯論，對美國強加的戰后日本秩序的辯論。

        很明顯，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日本來說，讓這些緊張上升到武力沖突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更多地去理解鄰國的政治會有一定幫助。最重要的是，要誠實地面對歷史，不要把歷史當成政治宣傳的工具。

        澎湃新聞：您好像一直對人類是否能夠做到以史為鑒、避免犯同樣的錯誤表示懷疑和悲觀，那么您覺得人類會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嗎？如果是，最可能的導火索是哪里？亞洲還是伊斯蘭世界？它和前兩次大戰會有什么不同？

        布魯瑪：目前看來，最危險的地區可能是俄羅斯和東亞。中東雖然被局部戰爭搞得四分五裂，但這些可怕的沖突不太可能超出區域范圍導致大型戰爭，即便在歐洲和美國，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如果以色列和美國愚蠢到與伊朗開戰，這必定會導致巨大的暴行，但我還是懷疑它是否會升級為另一場世界大戰。

        同理，我也不認為東亞會點燃一場世界大戰。任何一次愚蠢的失誤都可能導致中日緊張加劇，達到燃點，但這肯定會自動牽涉美國。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美國會在事態失控之前約束日本。而中國肯定無法從戰爭中得到任何好處。不過話說回來，戰爭是可能從小事件引發的，想想導致了一戰浩劫的，是薩拉熱窩一個小青年刺殺了斐迪南大公。

        無論歐盟還是美國，都不會有胃口為了克里米亞或是烏克蘭與俄羅斯開戰。但普京在玩很危險的游戲，不斷得寸進尺，想測試靠武力和威懾能走多遠。外界很難知道領導人的真正想法，尤其在輿論被限制的國家。普京可能會犯許多威權國家領導人犯過的錯誤，假設民主國家太過軟弱老朽以至于無力打仗。他可能是對的，但這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內。挑釁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戰爭就會自動成為唯一的選擇，這已在1940年之后的歷史中上演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