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日下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東廳主持了盛大的儀式，頒授前一年度的“國家藝術勛章”和“國家人文勛章”。前者的10位獲獎者中，包括鋼琴家范·克萊本和電影演員梅麗爾·斯特里普。后者12位，按姓氏字母順序，以3位著名的學者為首：同為哈佛大學榮休教授的丹尼爾·艾倫（Daniel Aaron）和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Bailyn），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榮休教授、文化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Barzun）；其他的獲獎者還包括小說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和菲利普·羅斯。因為年事已高，那一年已經98歲的艾倫和104歲的巴爾贊都沒有到場，由家人代他們從總統手中接過獎章。

        總統宣讀了簡短的表彰詞，說明作為文學研究學者的艾倫之所以得此殊榮，是由于他對美國文學與文化所作出的貢獻。其中特別提及，艾倫作為《美國叢書》的創始主編，將美國最杰出的著作以權威版本付梓，有助于國家文化遺產的保存。

        上個世紀的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期間，艾倫是我最尊重的前輩學者之一。但我初次見到艾倫，得追溯到我還在復旦大學外文系念本科的時候。當時他來校做了一個講座，從我當時的簡短日記上，知道那天是1980年6月4日，星期三。那一年67歲的他，叼著煙斗，侃侃而談。當日的講題是美國現代文學，可是他演講的范圍卻極為廣泛，從流浪漢體小說的傳統開始，講到現代主義在歐洲的崛起；從存在主義的哲學，講到拉爾夫·埃利森的《隱形人》和索爾·貝婁的《奧吉·馬奇歷險記》。裊裊煙云中，他奕奕的神采，瀟灑的風度，淵博的學識，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989年艾倫與筆者在哈佛大學沃潤樓（英文系）前合影，艾倫辦公室在2樓203室。

        英文有句成語：“世界很小。”時隔不到3年，我再次見到艾倫時，空間已經轉換到哈佛英文系所在的“沃潤樓”2樓，他那間滿架圖書的辦公室。我是通過我在復旦念本科時的外籍教授之一、加拿大教育學家許美德（RuthHayhoe）的介紹，來敲他的房門的。當時我剛到哈佛不久，很快就要在比較文學系開始我的博士課程，對于研究生院的教學方式和研究生的水準心中無數，有些惴惴不安。艾倫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他還是叼著煙斗，透過淡淡的煙云，跟我交談。這位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毫無拿腔作勢的架子，談了沒多久，我已經感覺到，他是位我可以信賴的老前輩。

        當天我帶去了我在復旦念本科時寫的兩篇論文，艾倫非常爽氣地一口答應留下來讓他過目。過了沒幾天，我就接到了他的電話，約我再度去他的辦公室。見面時他立刻將我的論文還給我，一面肯定了我的成績，一面也給我提了不少具體入微的中肯意見。我在哈佛研究生院邁出的第一步，是和艾倫的鼓勵分不開的。

        在以后的數年中，我成了“沃潤樓”他那間辦公室的常客。我們聊天的范圍極廣，由世界各地的風云變幻，一直到平時涉獵的作家作品。他是英文系的教授，而我在比較文學系攻讀，我去時他常常問我最近上課的情形。有一次，我在一門課上讀了保加利亞籍法國批評家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1939年生）的一篇分析亨利·詹姆斯中短篇小說的文章，覺得寫得非常精彩。我跟艾倫說起，他說從來沒有讀過，很感興趣，要我把文章拿給他看。我當然照辦了。再一次見面時，他謝謝我讓他讀了一篇好文章，讓他對所謂“結構主義”批評家刮目相看。

        還有一次，我跟他說起唐太宗的說法：“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帝范·卷四》）隨后我問他平時寫文學批評的文章，在當代作家當中，哪一位的文筆堪稱上品，值得取法。他立即向我推薦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執教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Said，1935-2003），我有些意外。可是后來讀了薩義德的許多著作，包括他寫的古典音樂評論，覺得在當代批評家中，他的英文確實寫得漂亮，不是其他那一班所謂“后現代”和“文化研究”的文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一兩年后，我們比較文學系曾力邀薩義德來哈佛任教，可是當時他還沒有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阿拉法特鬧翻。作為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的成員，他經常為巴勒斯坦代言、出力，也許因為待在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能占地利之便，所以他并沒有接受哈佛的“挖角”之邀。

        在艾倫的直接推薦之下，我兩次參加了美中學術交流會在首都華盛頓地區組織召開的學術會議，見到中美兩國許多杰出的學者，獲益匪淺。也是在他的引薦下，結識了他的好友、后來成為我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之一的海倫·范德勒（HelenVendler）。盡管我日后在范德勒教授的影響下，決定專攻抒情詩的比較研究（英、中、法），和美國文學的姻緣日漸淡薄，但艾倫始終是我在哈佛最為信賴的導師之一。我個性比較保守，講究師道尊嚴，但是在他的堅持之下，我總算慢慢習慣了以他的名字“丹尼爾”的昵稱“丹”當面稱呼他，這在我當時所認識的哈佛教授當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艾倫親筆撰寫以及經他精心編輯的著作，共達40余種。20世紀初葉，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十月革命成功的影響之下，美國的邁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約翰·里德（JohnReed）等知識分子，以及包括德萊塞等著名作家在內的“同路人”，試圖在他們的創作實踐中引進、糅合共產主義的理論，但是隨著斯大林“大清洗”等事件的發展，這些美國左翼作家的熱情理想，成了夢幻泡影，這一熱潮到了40年代初已經灰飛煙滅，成了美國文學史上幾幕簡短的插曲。這一段歷史，就是艾倫在1961年發表的《左翼作家》的主題。作為研究20世紀美國文學史的一部必讀書，此作奠定了艾倫的聲名。

        19世紀的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然而在文學史上，至今不見任何以這場戰爭為主題的真正杰作。馬克·吐溫、亨利·詹姆斯等主要作家的作品中，鮮少觸及這場內戰，而麥爾維爾、惠特曼、福克納等極少數作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則是這場戰爭的悲慘與殘酷。為什么這樣一場被普遍視作正義戰爭的大事件，被作家、尤其是主流大作家，避之唯恐不及？艾倫在1973年發表的《無人下筆的戰爭：美國作家與內戰》一書中，通過對19、20兩個世紀大量的美國小說、散文、詩歌以及日記、私人信函的研究，對以上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討，并且審視了美國內戰對于文學創作和作家思想意識的影響。

        2007年，艾倫的《美國研究者》一書問世。這一年，艾倫已經95歲高齡。這是一部回憶錄，從他的童年、求學、執教一直寫到晚年，以及他一生與美國內外許多著名作家和學者的交往。評家以為書中所描寫的人物，幾乎就是一部20世紀美國文學的名人錄（Who’sWho）。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說艾倫的書他全部讀過，而且都很喜歡，可是他認為艾倫將以這部200頁的回憶錄留在讀者的記憶之中。布魯姆欣賞艾倫在書中所拿捏的分寸和節制：“他既是、而又不是書的主題。”他又說作者在流暢的行文中捕捉到了一個已經消逝了的世界，而我們今天所在的世界，卻又源自他筆下的這個世界。

        1912年8月4日，艾倫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母是來自俄國的猶太裔移民，父親是位律師。1917年，艾倫5歲，他父親開始出現了多發性硬化的癥狀，舉家搬到了天氣比較溫暖的洛杉磯，住在好萊塢一帶。洛杉磯有條東西走向的交通干道，叫威爾榭大道（Wilshire Boulevard），由洛杉磯市中心出發一路西行，穿過好萊塢、比華利山莊、洛杉磯加大所在的西木市，一直到圣塔莫尼卡的太平洋海濱。

        在艾倫的回憶中，這條如今極為繁華的要道，在他的童年時代，很多地方還是泥土路。他在這條路上著名的“大使酒店”（Ambassador Hotel），見到過從法國來美訪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功勛卓著的福煦將軍（FerdinandFoch）。艾倫兒時的游伴，包括常給卓別林配戲的童星杰克·庫根（JackCoogan）。未久，家中迭逢巨變，父母先后去世，艾倫12歲那年，一下成了孤兒，跟他的4位兄弟姐妹一起，遷回芝加哥投靠親戚。他在那里上了中學，又進密西根大學念本科。1933年從本科畢業后未久，他就被哈佛大學研究生院錄取，入英文系攻讀博士學位。

        艾倫在哈佛研究生院，一待就是10年。1943年，他獲得英文系的博士學位之后，應聘去馬薩諸塞州西部的史密斯學院任教，在那里一教就是30年。哈佛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很少能直接得到哈佛的教職。他們必須離開校園，去別處跌爬滾打，等到功成名就之后，才有可能由哈佛主動請他們“回家”。艾倫也不是例外。

        70年代初，他回到哈佛英文系執教，到了1975年，他榮任維克多·托馬斯講座教授。艾倫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是個“世界公民”，除了哈佛的教學，他先后在芬蘭的赫爾辛基、波蘭的華沙和英國的薩塞克斯擔任過客座教授。中美建交之后，他曾數度訪問中國。早在他獲得“國家人文勛章”之前，他已經在美國人文學界聲名卓著。1973年，他膺選為美國文理學院（AmericanAcademyof Artsand Sciences）的院士。1997年，他又被選為美國藝術人文學院（American AcademyofArts andLetters）的院士。

        我到哈佛那年，他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剛剛退休。雖說退休，他卻比退休前更見忙碌。每天一大早，他叼著煙斗，騎著一輛半舊不新的自行車，穿過哈佛廣場，到他的辦公室上班。我在哈佛的那幾年，艾倫將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國叢書》上。

        說到《美國叢書》，先得講一講法國的《七星叢書》。

        “七星”（Pleiades）一詞，源自希臘神話，為以肩負天的巨靈神阿特拉斯和大洋神女普勒俄涅七個女兒的總稱，身后化為天上金牛座的昴宿星團中最亮的七顆星辰。16世紀，以龍沙、杜貝雷為首的七位法國詩人，出于對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共同喜愛，以此為名，組成了一個“七星詩社”。

        時間到了20世紀，1908年，法國作家紀德、希倫伯格（JeanSchlumberger，1877—1968）等人，在巴黎創辦了一本題作《法蘭西新語》（LaNouvelleRevue Fran觭aise）的文學雜志，由紀德主編。當時的知名作家如法朗士等人，都為雜志撰稿，日后如薩特、馬爾羅等人，都在這本雜志里發表了他們的處女作。1911年，蓋斯東·伽利馬（Gaston Gallimard，1881-1975）加盟成為雜志的編輯，專門負責出版印刷事宜，由此便創辦了伽利馬出版社。

        這本雜志最初是月刊，由創辦至1914年第一次歐戰爆發，由紀德擔任主編。兩次歐戰前后，這本雜志兩度停刊，但是兩落兩起，延續至今。如今這本已經成為季刊的雜志的主編，是老伽利馬的孫子安東尼·伽利馬。至于伽利馬出版社這家老牌的家族企業，在創辦百年之后，已經成為法國最負盛名的出版社之一。

        1931年，有位獨立的年輕法國編輯雅克·希弗蘭（Jacques Schiffrein）心血來潮，想將經典作品以經過編輯校注的簡裝本的形式出版，以饗大眾，用《七星叢書》作為叢書的標題。當年9月10日，這套叢書的第一本（《波德萊爾全集》的第一卷）問世。幾年以后，這套叢書贏得紀德和希倫伯格的青睞，將他介紹給了伽利馬，雙方一拍即合，由1936年7月31日起，這套叢書就開始由伽利馬出版社接手出版。

        1939年，紀德成為叢書出版在世作家作品中的第一人。可惜好景不長，二戰中，納粹入侵法國，希弗蘭逃亡到了美國，1941年以后，《七星叢書》一度成為絕響，一直到1960年才重新出版。希弗蘭于1942年在紐約創辦了《萬神叢書》（Pantheon Books），日后被蘭登書屋收購，自60年代起，由希弗蘭擔任執行主編多年，這可是后話了。

        《七星叢書》每一部都是皮面金裝，用的是堅韌而不透明的“圣經紙”（亦稱“詞典紙”），看上去很像小型的《圣經》。因為用了這種又輕又薄的紙張，一卷書可以長達1500頁，也不顯得太厚重。叢書中最長的法文譯本《一千零一夜》上、中、下三卷，共達3504頁。

        叢書封皮的顏色，按照時代和文類而有所不同。古典作品為綠色，中世紀為紫色，16世紀為棕色，17世紀紅褐色，18世紀藍色，19世紀綠色，20世紀淺棕色；心靈勵志一類的作品用灰色，綜合選集則用紅色。每一部作品，都請專家學者，在往往長達數年的研究基礎上，加以詳盡的注釋、評論、版本考證以及其他的相關資料。凡是入選的外文作品，都專門請名家重新翻譯。每年大致出版11種上下，時至今日，已經出版了250多位作家的作品，共800余卷。作品以法國原著為主，但是也包括世界文學名著，例如莎士比亞的英、法語雙語版本，以及英國作家奧斯丁小說的法語譯本。作品能夠被收入《七星叢書》，意味著讀者與權威的雙重認可。除了紀德當年作品收入叢書之外，在世的法國作家，極少能夠得此殊榮。

        1943年，艾倫剛去史密斯學院任教時，著名作家、批評家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去學院作系列講演，艾倫就此跟他結識，開始了與這位長他17歲的忘年之交長達將近30年的友誼。

        威爾遜從青年時代就重新發現了愛倫坡、愛默生和梭羅的魅力，終其一生，推崇美國本土文學可謂不遺余力。但是在他批評、講學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對于美國內戰期間的文化史進行研究時，發覺許多美國作家的作品早已脫銷、絕版，坊間難以覓得。向來注意歐洲出版界動態的威爾遜，非常喜愛法國的《七星叢書》，大力鼓吹美國應當仿效其做法，出版自己的經典名著。他雖然得到了一些文學界友人和少數出版商的支持，但由于種種原因，始終未能付諸實現。

        威爾遜逝世之后，艾倫決心要繼續推動這一計劃，實現威爾遜的夢想。皇天不負有心人，到了1979年，總算獲得了美國聯邦政府國家人文基金以及福特基金會的贊助，組成了編輯委員會，由艾倫擔任主席，著名詩人羅伯特·潘·華倫、小說家尤多拉·韋爾蒂、批評家歐文·豪等人，先后擔任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一年以后，也是在威爾遜逝世十周年的前后，《美國叢書》第一批8種問世，其中包括麥爾維爾、霍桑、斯托夫人和杰克·倫敦的小說，以及惠特曼的詩文。

        《美國叢書》的裝幀印刷，仿效《七星叢書》而略有不同，外面一律用黑色護封，里面的硬底封面則按照不同時代和內容采用不同的顏色。使用的高級無酸性紙張，永遠不會發黃、變脆，而且又輕又薄，書籍不重，便于攜帶；在裝訂方面不惜工本，務求能長期保存。每卷的頁數，由700頁至1500頁不等。每一種都請名家擔任主編，采用經過校訂的權威文本，有些甚至是從作家的手稿直接編輯、排印，并且在大量研究的基礎上詳加注釋，收入相應的參考資料。

        例如與艾倫同年獲得國家人文勛章的哈佛史學家貝林，就主編了美國《憲法》辯論文選兩卷，耶魯大學教授、詩人約翰·荷蘭德主編《十九世紀美國詩歌》兩卷，耶魯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主編愛默生的詩歌與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說家托尼·莫里森主編詹姆士·鮑德溫的小說和散文，薩義德主編亨利·詹姆斯后期的中短篇小說，均為一時之選。

        與《七星叢書》不同的是，《美國叢書》幾乎清一色全部是美國作家的英文原作，而絕大部分收入的作家均已過世。法國史學家托克維爾的名著《美國民主》新譯本，以及出生于1933年、仍然健在的小說家菲利普·羅斯，是被收入叢書之中極為罕見的兩個例外。自1980年以來，叢書每年都有作品付梓，少則五六種，多則十余種。到今年春天，已經總共出版了260余種。今年出版的，包括索爾·貝婁的后期小說、阿瑟·米勒的后期劇作，以及美國革命時期的活頁文選兩卷本合集。

        25年以來，叢書在美國出版界聲譽日隆，獲得過許許多多的出版物獎項。國家人文基金以及福特基金會對《美國叢書》的贊助，僅限于叢書出版的前3年。叢書問世以來，一直維持較低的售價，主要以美國大學和公共圖書館為銷售對象，每年銷售所得，不過在25萬美元以上。所以多年以來，叢書作為一個非盈利機構，必須依靠向私人和各種基金會募捐的款項才得以維持。

        艾倫擔任編委會主席6年，到了1986年就主動讓賢，但是茲后他還長期擔任編委，為叢書的編輯、出版、募捐繼續貢獻心力。直至如今，他以103歲的高齡，還擔任著叢書理事會的終身理事。可以說這套叢書，已經成為他的一座不朽豐碑。在寫下此文最后的句號之前，我從心底默默祝他健康長壽，愿他永遠保持他的幽默感和快樂的好心情。謝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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