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B. Golden,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x + 178 pp.

        中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相較于中國在世界史學界中所受到的重視，中亞的研究相對來得稀少許多。針對這個課題的專論，主要有以研究中國史聞名的艾茲赫德（S. A. M. Adshead）在1993年由圣馬丁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書。其余則散見于各相關書籍。如今在前揭書出版18年后，學界終于出現一本由中亞史家所撰寫的專著。作者為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以突厥民族史研究享譽學林。

        本書除導言外，正文共分為九章。導言以“民族的層積”為題，說明了中亞的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作者將中亞分為東西兩大部分。中亞西部以前蘇聯的中亞五國為主，即歷史上所稱的西突厥斯坦，當地居民主要為操突厥或波斯語的穆斯林。不過中亞穆斯林世界還可以納入今天的新疆，即歷史上所稱的東突厥斯坦；而中亞東部則包括蒙古國、內蒙古與西藏等地，主要信奉佛教。在語言上，中亞的兩大語系為阿爾泰語系與印歐語系。在歷史上，草原牧民與周邊農業國家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對中亞的主要知識。而定居社會對于這些游牧民族的歷史記載則充滿了文化偏見。

彼得·高登原著中使用的當代中亞地圖

        第一章“游牧與綠洲城邦的興起”從現代智人（Homo sapiens）于距今4萬年前從非洲進入中亞談起，探討中亞的史前史。人類約在公元前4800年馴化馬匹，公元前3700年掌握騎馬技術，公元前2000年游牧發展成熟。而人類對馬匹的控制加上復合弓的發明，使得騎馬民族取得軍事上的優勢。早期的馬車技術很快就為昨日黃花。動物則是重要的財產與食物來源，其中馬、羊是衡量財產多寡的主要標準，另外還有駱駝、山羊與牛等畜群。游牧民族的領袖一般會設法控制綠洲城市，因為當地的商業與農業能夠為他們帶來食物與稅收，而游牧民族與綠洲城市兩者間有著共生關系。

        第二章“早期游牧民族：‘戰攻為其生業’”從公元前3000至2500年間操印歐語的民族在歐亞大陸分為兩支系談起，一支進入新疆成為吐火羅人（the Tokharians）的祖先，另一支亞利安人（the Aryans）則向東進入西伯利亞、蒙古、新疆與巴基斯坦北部。在中亞，操伊朗語的游牧民族被波斯人稱為塞人（Saka），希臘人則稱之為斯基泰（Scythians）。他們以擅長騎射或使用戰車聞名。稍晚從伊朗與吐火羅邊境進入蒙古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于公元前128年興起，并且與南方的秦漢帝國對抗。而在同時期的西方，貴霜帝國（the Kushan empire）與匈人（the Huns）也逐漸形成。貴霜帝國崇奉祆教與佛教，并且大力支持農業、商業與藝術，融合了印度與希臘羅馬風格的犍陀羅藝術盛行一時。公元230至270年間，貴霜帝國衰微并被波斯薩珊王朝（the Sassanids）取代。在公元4世紀時，后者受到來自北方的匈人襲擊。這個長時段的遷徙也導致了公元440年匈人領袖阿提拉（Attila）入侵羅馬。但無論是匈奴或匈人，都未能對中國或羅馬造成致命威脅。

貴霜帝國的錢幣

        第三章“天可汗：突厥與其后繼者”從漢朝與匈奴崩潰后的歐亞局勢談起，提到新興的三大勢力，包括控制中原的北魏拓跋氏、控制蒙古的柔然（即阿瓦爾人），與控制貴霜舊地的嚈噠。這三個國家對整個歐亞產生了漣漪作用。公元6世紀初，柔然的內亂加上鐵勒的反叛成為突厥興起的背景。學界對于突厥的祖源仍舊不太清楚。不過其統治世族名為阿史那，可能是源自東伊朗語ashsheina或吐火羅語ashna，意為藍色，這在突厥以顏色命名方位的傳統（可能借自中國）中有東方之意（p.37）。在乙息記可汗科羅與木桿可汗的先后統治下，突厥的版圖快速擴張成為史上第一個東起滿洲西至黑海的跨歐亞帝國。而突厥可汗受命于天（Tengri）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后世游牧帝國效法的對象。

        第四章“絲路城市與伊斯蘭教的到來”討論的是阿拉伯帝國入侵中亞河中地區以前的絲路城市與貿易。當時控制絲路貿易的商人多半為粟特人（the Sogdians），他們多半以家族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在主要城市與地方聚落中設立據點。在中國，許多粟特人也出任官員和將領，或以農夫與牧馬人為業等。其社群領袖被稱為薩寶（sartapao，源自梵文sarthavaha，意為商隊領袖）。在當時，諸如塔里木盆地的喀什、焉耆、庫車與和闐等是中亞東部的重要綠洲城市。唐朝與吐蕃帝國雙方都曾試圖控制此處。在中亞河中地區則以花剌子模、撒馬爾罕與布哈拉等為主。當時波斯語成為中亞主要的書面語，但是突厥語則成為重要的共同口頭語。公元11世紀末編寫《突厥語大詞典》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d al-Kashghar?）就曾經指出在中亞城市中多數的人口都能使用突厥與粟特雙語（p.62）。

涼州薩保史君墓石槨上的粟特商隊圖

        第五章“新月高掛草原：伊斯蘭教與突厥民族”介紹了突厥帝國崩潰后到蒙古帝國興起以前的中亞情勢。不同支系的突厥民族彼此互相攻戰，也產生了大量的民族遷徙，例如公元770年代被葛邏祿（the Qarluqs）逐出中亞河中地區的比千（the Pechenegs）后來被迫遷徙到東歐。另外這個時期是伊斯蘭教從城市傳布到草原地區的重要時期，其中波斯的薩曼王朝（the Samanid）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伊斯蘭教神祕主義的蘇非派（Sufism），由于其形式與突厥薩滿信仰類似，因此突厥游牧民較易接受。而突厥人伊斯蘭化之后則反而逐漸強大，并且控制了原先的伊斯蘭腹地，例如賽爾柱帝國（the Seljuk empire）。

        第六章“蒙古旋風”討論的是蒙古如何從一個部族聯盟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成吉思汗憑借著伴當（n?k?r）之力于1206年統一蒙古各部，并且迫使畏吾兒歸順，征服了西遼、花剌子模，1227年在遠征西夏時過世，被穆斯林稱為“上帝之鞭”。其后裔延續了其擴張事業，征服了中國、伊朗與俄羅斯。不過后來中亞的蒙古征服者在語言上逐漸被當地的突厥與波斯人同化。蒙古帝國對全球史影響巨大，各種工藝、飲食與商旅都在這個時期產生交流。它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陸上帝國，歐亞大陸上首次建立了統一的通訊管道。部分學者認為這是早期世界體系的開始，也是現代世界的先聲。

        第七章“之后的成吉思家族、帖木兒與帖木兒帝國的文藝復興”討論蒙古帝國崩潰后在中亞代之而起的帖木兒帝國。蒙古帝國崩潰后，整個中亞在語言上的突厥化與對于成吉思家族后裔的忠誠成為重要特征。帖木兒（Temür）巧妙利用察合臺汗國內部的部族與氏族傾扎，于1370年掌握大權。受制成吉思汗黃金家族（altan urugh）后裔者不得稱汗的原則，他娶了成吉思家族的后裔，并且以駙馬（küregen）自居，對穆斯林群眾而言，他則被視為大異密（the Great Am?r）。他的勢力從中亞直達印度北部與小亞細亞。其子沙哈魯（Shahrukh）與其孫兀魯伯（Ulugh Beg）崇奉伊斯蘭教，并且獎掖科學與文藝。天文學、數學、波斯與察合臺突厥文學和細密畫等都在這個時期得到發展。另外帖木兒在與鄂圖曼帝國的戰爭中使用了火炮，這也使得火藥在中亞進一步得到傳播。但是當周圍定居帝國的火器技術上日新月異時，中亞卻陷入停滯。這也使得中亞逐漸失去武力優勢。

14世紀蒙古各汗國總疆域的地圖，其中西亞深灰色部分為其后不同時間建立的帖木兒帝國

        第八章“火藥時代與帝國崩潰”探討自16世紀初起，中亞處于周邊帝國的夾縫中，并在競逐過程中逐漸落居下風的過程。在西方，立基于伊朗的薩法維帝國（the Safavid empire）將伊斯蘭教什葉派定為國教，并且切斷了以當時信奉遜尼派的中亞與其盟友鄂圖曼帝國的聯系。在北方，在征服了金帳汗國的后繼者之一伏爾加汗國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立為沙皇（tsar），并視自己為拜占庭皇帝與成吉思汗家族的繼承人以及基督教的保護者。此后俄國的勢力開始進入中亞，并且在中亞傳布東正教。當時中亞牧民正苦于天花與其他疾病肆虐，這也有利于俄國的侵逼（pp.108-109）。俄國對中亞的入侵一直到17世紀后期遭遇由滿洲人建立的清朝才首次受阻。在東方的清朝作為藏傳佛教的保護者也正向中亞擴張。另外在這個時代中，蒙古重新信奉藏傳佛教的結果則是造成中亞世界分裂為以穆斯林為主的突厥－波斯世界與以佛教徒為主的蒙古世界。在這個時期，中亞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武力平衡也逐漸打破。17世紀中葉，前者的復合弓與后者的火繩槍之間還算平分秋色。但是到了18世紀中葉，燧發槍已經取得優勢。有些游牧民族拒絕使用槍炮，因為這種武器并不適合傳統游牧民族的戰術；有些則愿意接受槍炮，但是大部分缺乏量產的工業能力或是足夠的財力來購置。因此總體來說，中亞游牧民族在軍備競賽上逐漸落居下風。到了19世紀末時，中亞大部都已在沙俄與清朝的控制下。

燧發槍

        第九章“現代性的問題”從19世紀初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角逐（the Great Game，又譯大博弈）談起，討論中亞對于外界認識的增長以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當時俄國治下中亞的哈薩克與布哈拉、浩罕與希瓦三汗國，清朝治下的新疆與蒙古，人民的生活條件普遍惡劣，疾病與貧窮困擾著中亞人民。蘇聯成立后，中亞各地紛紛改制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并逐漸演變成今日所見的中亞五國。但是在蘇聯時期所進行的民族識別與國家建構，在中亞傳統的部族與氏族身份上，增加了新的身份認同，在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后仍然持續影響至今。至于在清朝治下的中亞，在清朝崩潰后，外蒙古獨立，成為蘇聯的保護國，蘇聯崩潰后成為民主國家。新疆則被數個軍閥所掌握，直到1949年中國重新取得控制，但是仍然存在東突分離運動的隱憂。

        就本書的特點而言，前述艾茲赫德一書受到美國內亞史家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 Jr.）的“歷史連鎖”（interlocking of histories）理論影響，因此在記述上詳于1200年以后的歷史。而本書則是按照時序所寫的中亞史導論，因此從上古到今日的中亞史都濃縮在這本不到兩百頁的小書中，在寫法上較為平鋪直敘，也壓縮了分析的空間。除了引用美國世界史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與前揭艾茲赫德的研究外，本書似乎也絕少引用世界史學者的近作。但是這并不表示本書自外于新的學術潮流。

        首先，本書吸納了近年中亞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過去學界認為匈人與稍早的匈奴之間并無關連，但是作者指出近二十年來的研究則轉而承認兩者間的關連，并認為是匈奴帝國崩潰后東邊游牧民族西遷的結果（第33頁）。另外，本書也回應了近年來學界對于中亞在近代世界體系中所處地位的爭辯。過去學界認為由于16世紀歐洲通往東方與美洲的海路貿易發達加上17世紀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所造成的氣候變遷與全球危機，導致了中亞的衰退與邊緣化。但是本書引用新研究說明近代史上中亞仍然是世界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只是在貨品與通路上有所改變。貨品的流通從過去的東西向改為南北向。中亞成為俄國與中國、印度貿易的中繼站。奴隸、馬匹與毛皮成為主要貨品。但是中亞某些地區確實出現經濟衰退與人口減少的現象，這與沙俄和清朝的侵逼有密切關系，例如哈薩克人與衛拉特蒙古人（pp.115-117）。據此看來，作者實揭示了這個問題在不同層面上的復雜性。

        最后，作者所用的各種語言轉寫系統都是學界所廣為接受的，并不會有很難上手的問題，書末并附有轉寫發音指南。書末的大事年表也相當有用。此外價格也很合理。簡而言之，本書是近年新出版、篇幅簡短而且內容深入淺出的中亞史入門書籍，適合作為大學中亞史與世界史相關課程的指定讀物。

       （本文原題為《評彼得?高登<世界史上的中亞>》，載《全球史評論》第7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