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國內外首個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機構——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經審批通過成立。作為創立者，浙大歷史系教授陳紅民說，他意識到“人民公敵蔣介石”離客觀的研究對象又近了一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代表一個被革命推翻的政權，政治‘敏感’使學術研究的開展也顧慮重重。”

        2010年，“蔣介石”第一次出現在大陸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的標題中。浙江大學主辦“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并同步出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叢書。面對國內外同行的詫異與好奇，陳紅民不得不一次次解釋：“我真沒走什么‘高層路線’。會議能召開，說明我們國家的開放，已經有足夠的雅量與自信去評價一個爭議人物。”

        同時，浙江民間社會也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浙籍人士”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表現出很大興趣。中心成立之初，浙江恒勵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與浙大共建，并設獎學金資助以蔣介石相關研究作為碩、博學位畢業論文的研究生，目前已有24人獲得資助。

        與出生地相比，在蔣介石統治了20多年的臺灣地區，他的境遇則大不如前。今年2月以來，臺灣多地掀起拆除蔣介石銅像運動，威權時代留下的蔣氏銅像遭噴漆、被用垃圾袋套頭，甚至被“斷頭”。

        對于蔣介石的評價，為何在不同的時間、空間里大相徑庭？從1949年退兵臺灣，到1975年去世結束統治，蔣介石究竟給臺灣社會留下什么樣的“遺產”？為什么說他的后半生每隔10年就會遇到一次大危機？陳紅民教授在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專訪中回答了這些問題。

        澎湃新聞：蔣介石在臺灣26年，幾乎占其政治生涯的一半，相關研究卻較大陸時期少得多，原因何在？

        陳紅民：中國人說“蓋棺定論”，對蔣介石來說，臺灣時代可能比前一段更重要，這一階段呈現出與許多大陸時代不同的方面。對此我們的研究空白太多。

        對臺灣學者而言，蔣介石在世時，基本是在個人崇拜的專制文化之下，很難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后來臺灣社會迅速變化，威權主義不在了，研究蔣介石仿佛變成了一個“過氣”的題目。

        首先是政治氛圍有變化。民進黨上臺之后要“去中國化”。“去中國化”本身是抽象的，具體的比如不說中文、不寫漢字、不吃中餐，他們又做不到，于是就要“去蔣化”。他們聲稱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蔣介石是當時的領袖，通過“去蔣化”來打倒國民黨是一個重要的策略。拆毀臺灣各地的蔣介石銅像是其中一個表現，最嚴重的是2007年，把臺北的“中正紀念堂”改成“臺灣民主紀念館”，“大中至正”四個字改成“自由廣場”，甚至要把蔣介石的遺體從大溪遷到公墓去。

        而現在的國民黨為了選舉成功，也有意和蔣介石劃清界限。

        當下臺灣民眾對蔣介石的認識是不全面的。很多人在民進黨的煽動下用一種不理性的視角來看待蔣，包括渲染“白色恐怖”、“二二八”事變，拿現在的制度作參照，指責蔣獨裁。但如果當時蔣介石不能維持臺灣社會的穩定，也不會有后來的經濟發展、社會開放。比如陳水扁自己也說，他家屬于臺灣社會最窮的三甲貧戶，能考上臺大、讀法律系、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這只有通過土改、教育平等的措施才有可能實現。所以只說蔣介石壞，不看他的貢獻，其實是另外一種不理性。

        對大陸學者來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1949年之后的整個臺灣社會都不太了解。1985年我的導師茅家琦教授最早開始研究當代臺灣史，當時是一個敏感題目。我們跟著他一起寫《臺灣三十年》、《八十年代的臺灣》這幾本書，開始逐漸了解臺灣到底經歷了哪些階段，每個階段大致什么情況，包括臺灣的流行音樂、電影、鄉土文學，以及經濟如何起飛、思想文化怎么變化。了解這個社會之后，你才能（研究）政治結構如何變化，然后執政黨、黨的領袖是什么樣的。如果你都不了解這個社會，就談不上評價執政黨或黨的領袖。這是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海峽兩岸有更多交流，但這時臺灣社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蔣介石也過世已久，關注的人也就不多。

        澎湃新聞：退兵臺灣初期，局面一度非常混亂，蔣介石如何處理國民黨內的矛盾，以及與臺灣本地人之間的問題？

        陳紅民：蔣介石剛去臺灣的時候遇到了第一個大危機。

        他退守臺灣的設想是，臺灣海峽作為抵擋解放軍的天然屏障，沒想到后來解放軍把海南島也打下來了，說明渡海作戰沒問題。而美國在內戰結束之前就不再支持他，袖手旁觀等塵埃落定，任其自生自滅。

        但這時朝鮮戰爭爆發，臺灣的地位突然變得很重要。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解放軍要渡海作戰勢必會和美國發生戰爭。所以美國的介入化解了外在環境的危機。

        蔣介石初到臺灣時是“下野”的狀態，指揮軍隊也不方便。這時“代總統”李宗仁又稱病跑去美國不肯回來。蔣介石到臺灣后面臨三件事：首先統一黨政上層，然后穩定社會秩序，最后談備戰打仗。

        1950年3月蔣介石“總統”復職，之后他開始整合國民黨內部力量。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是一個很松散的黨，到臺灣以后通過“改造運動”把黨員干部重新規劃組織起來，嚴格整頓。比如，將所有黨員重新登記，雖然少了很多人，但留下來的都是中堅分子，投機的中間派都剔除出去了。他整頓派系，不光是反對他的桂系等被清洗，連曾經倚重的陳立夫、宋子文、孔祥熙都不再重用。國民黨內部更新換代，起用陳誠、周至柔、蔣經國等年輕一輩。這樣國民黨基本實現了黨政團結。

        然后蔣介石開始整頓軍隊，淘汰老兵。過去國民黨軍隊很松散，他通過建立政治部制度，就是一種監視部隊軍官的制度，使得軍隊很快穩定下來。

        黨政大權的統一，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到的。

        另外，蔣介石還去了解共產黨的經驗，他讀過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共七大的文件等等。

        他向共產黨學習了全民動員的經驗。蔣介石過去主要依靠軍隊，黨和民眾也沒什么聯系；到臺灣以后，他首先建立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把高中以上的青年都集合起來，團長是蔣經國；同時把婦女也集合起來，組成“中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主任是宋美齡。這樣就把他在大陸時期忽視的事情做起來，整個臺灣社會被他控制住，系統也更加嚴密了。

        另外他給民眾一些好處，比如“土地改革”。臺灣當時是個農業社會，開始先減租（“三七五減租”），有步驟地實行公地放領，最后“耕者有其田”。農民有自己的土地，也就穩定了。

        還有“白色恐怖”。蔣介石推行非常嚴厲的鎮壓政策，徹查“匪諜”，對共產黨人，“寧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當時甚至有這樣的情況：被認為是共產黨的人就裝進麻袋直接扔到海里，沒有任何審查。有些跟共產黨沒有關系的左派人士也遇害了。

        用這樣恩威并施的辦法，蔣介石把臺灣控制了起來。美國插足兩岸事務為他贏得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以后，他能夠比較從容地進行內部整肅，安穩度過了第一個危機時期。

        澎湃新聞：雷震、胡適、殷海光等知識分子的批評，對于蔣介石的影響有多大？

        陳紅民：現在很多人強調或渲染了胡適、雷震、殷海光他們宣傳的“民主”、“自由”對蔣介石的影響，我認為這其中有夸張。

        首先是“秀才造反”，只是輿論上的宣傳。其次，這幾個人的蛻變過程也有意思：胡適本來跟蔣介石是好朋友，胡適從來沒敢說跟蔣介石決裂過，甚至在多數情況下是幫蔣介石的。雷震本人也是老國民黨，長期以來他負責跟青年黨、民社黨這些社團聯系。他辦《自由中國》的時候，臺灣也正需要這樣的宣傳，所以最初的《自由中國》雜志是官方資助的，是“教育部”給錢的。1950年代末期它才慢慢獨立出來，因為它老跟“政府”唱反調，慢慢走到反對的路上。而且，雷震從來沒說過反對蔣介石，他要反對蔣介石下邊的那些人，或者一些具體的政策，或者蔣介石參選“總統”不對，但他從來沒有要推翻國民黨。

        而且，蔣介石也抓這些人，他很從容地考慮怎么處理。我們都知道雷震的案子是從《自由中國》批評當局開始，后來發展到雷震組建政黨，叫“中國民主黨”，黨章都出來了。但蔣介石抓人的時候不用這個罪名，他說雷是“匪諜”。胡適跟蔣介石說，雷震影響那么大，你竟抓起來，而且他是普通百姓，怎能用軍法審判？蔣介石說哎呀，別的問題我都放，但他現在是“匪諜”。這樣胡適也無法跟他爭辯了。蔣這種方式雖然很拙劣，但他對外宣稱追隨三民主義，不會用民主方式來作為一個罪名，他的邏輯在表面上能自圓其說。

        所以，這沒有危及到蔣介石的統治，只是讓他很難受。他警告過雷震好幾次，沒有效果，就抓起來了。

        孫立人案件也是這樣。蔣介石當時完全能夠掌控臺灣全部的軍隊，他把孫立人抓起來之后，沒想好怎么定罪，日記里寫了兩三個月，討論來討論去，怎么處分他，甚至怎么告訴他、告訴美國人……也就是說，蔣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對他來說這不算一個危機。

        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真正的危機是“心腹之患”，心臟出了問題是要死人的；但是現在這些人不過是“肘腋之患”，就是胳膊肘，雖然也難受，但不至于死人。

        而真正的心腹之患，是能置他的政權于死地的事情，往往和國際格局有關。

        澎湃新聞：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給蔣介石的沖擊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紅民：這是蔣介石在臺灣的第二個危機時刻。雖然有美國的艦隊擋在臺灣海峽，但如果大陸方面執意要開戰，又會打破蔣介石苦心營造的平衡。

        此前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但1956年臺灣和美國簽訂了所謂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等于是把美國幫助防衛臺灣“法律化”了，這導致了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當然中共的戰略考慮是多方面的，我們現在看來，毛澤東就是試探一下美國的態度，但蔣介石不知道。他感覺到的是，解放軍又準備好了，通過情報也了解到大陸在廈門也做了很多軍事建設，同時赫魯曉夫又訪問中國，蔣介石就覺得這是真的要合作攻打臺灣了，非常緊張。當時世界其他國家也很關注，畢竟臺海局勢是一種平衡。

        而且，炮戰第一天，臺灣就損失了金門的三個防衛副司令——趙家驤、吉星文、章杰。蔣介石措手不及。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第一美國人幫他守臺灣，第二，如果混得好，說不定美國人愿意幫他“反攻大陸”，金門開火正是一個機會。但美國人不會干這種傻事，所以這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蔣介石極力地加強臺灣跟金門的聯系。其實美國人一直希望他從馬祖、金門撤兵，因為這兩個島離大陸近、離臺灣島太遠，維持成本很高，不如撤兵固守本島。但蔣介石堅決不同意，兩個原因：一是軍事考慮，那里是前沿，進攻可作跳板，防守形成鎖鏈；第二，他認為那兩個島屬于“福建省”，臺灣島是“臺灣省”，也就是說，他蔣介石不是只有一個島，還是一個全中國，只是暫時還沒反攻大陸——這個心理上的觀念很重要。所以他堅決不肯退兵。

        蔣當時非常緊張，白天打仗，晚上派蛙人把軍需用品送到金門島上。自己不能上前線，就派蔣經國去，蔣經國代表他上了好幾次前線慰問官兵。

        毛澤東當時主要是試探臺灣和美國的關系，打一段時間后突然停戰幾天，說你們可以補充物資，然后我們再打。于是停戰一周，臺灣真的開始大量運送物資。然后毛澤東又說，你運送物資可以，美國軍艦不能護送，護送就要打，因為這是中國內戰，和美國沒有關系。

        一開始真的有美國軍艦護衛臺灣軍艦，解放軍就往運輸船和護衛船之間發射炮彈，美國軍艦便跑開不再護送。毛澤東就說，你看美國人真的不是你朋友，我們說讓你送，你好好送就行，非得讓美國人來，我們一打炮，美國人就往回跑，他也不是你的朋友。

        毛澤東當時沒有要通過打金門來解放臺灣的計劃，但是金門炮戰對蔣介石沖擊非常大。

        澎湃新聞：1971年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臺灣的“外交”大潰敗時期。此后蔣介石在內外政策上有何變化？

        陳紅民：臺灣時期蔣介石基本上每10年就遇到一次大危機。繼1950年代初、1950年代末以后，到1970年世界形勢發生變化，他又遇到了第三個危機。

        蔣介石面臨的是聯合國席位的挑戰。聯合國席位的重要性在于，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代表權，誰占有位置誰就有國際社會承認的合法性。對蔣介石來說，已經失掉大陸，聯合國是他和各個國家尤其是美國保持聯系的紐帶，也是證明他在臺灣統治“合法性”的象征。

        所以，每年10月聯合國開會之際，臺灣所有的“外交”都圍繞保住聯合國的席位展開。臺灣的席位之所以能維持住，就是因為冷戰格局，因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支持。最初美國人幫忙，討論議程的時候，中國代表權問題不進入表決議題，就是不討論。到了1960年代，國際社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許多非洲的殖民地國家獨立，第三世界國家進入聯合國。聯合國是一國一票，所以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給了我們很大支持。這樣再不討論這個問題就不行了。1961年聯合國把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定為“重要問題”，要求三分之二國家同意才能通過。臺灣方面非常生氣，因為此前中國席位問題根本不討論，相當于有“防火墻”，現在三分之二通過就承認，是退了一大步。

        蔣介石派“副總統”陳誠到美國訪問，跟美國發了很多火，但是臺美關系中美國是主導，蔣介石沒什么籌碼來討價還價。

        1965年，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西方國家陣營里隨之出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更多國家有意愿與我們建交。

        蔣介石日記里有大量相關記錄，就是每年聯合國各國的投票，慢慢朝著對他越來越不利的方向傾斜。1971年聯合國26屆聯大召開時，蔣介石就考慮，“退出”聯合國。

        蔣介石這個人總是能自圓其說，臺灣有聯合國席位的時候，他說聯合國是“正義”的化身，“共匪”進不去，但到聯合國快要驅逐他的時候，他就說聯合國已經失去正義，沒有公義可言了，我們不要也罷，主動退出。他此前好幾次都提出，我們“退出”聯合國算了，被趕出來是很屈辱的事情。

        1971年10月開會，3月他就在考慮，臺灣今年要不要派代表團去聯合國，要不要先退出，退出就不存在“被驅逐”的問題。有點過了今年又擔心明年的感覺，聯合國席位問題成了他一個很大的心結。但最后他還是決定要去。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是共和黨，堅定的反共分子，本來是蔣介石的好朋友，他于1950年代2次訪問臺灣，但后來他擔任總統，面對世界格局的變化，首先還是考慮美國利益，部分放棄臺灣。

        1971年基辛格訪華時，蔣介石就預感到聯合國席位不保，但他仍想做最后的抗爭。在聯合國大會投票之前，臺灣評估無法通過，才指示代表團宣布“退出”，因為聯合國已經沒了“正義”、“被‘共匪’影響”。聯合國接著就通過了驅逐臺灣的決議。

        緊接著日本、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都和中國建交，臺灣面臨“外交大潰敗”，對臺灣社會沖擊很大。

        但另一方面，臺灣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蔣介石個人權威已非常鞏固，社會穩定。1965年美國取消對臺“經濟援助”，但這時臺灣經濟已經開始“起飛”，可以獨立發展。而聯合國席位問題由來已久，此時臺灣社會大眾的承受能力已經比較強，特別是1960年代的“重要問題案”以后，感覺這一天早晚要到來。

        蔣介石發了文告，號召臺灣民眾“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以后只有靠自己了，內部要團結。1972年臺灣“總統”選舉，已經兩次連任的蔣介石表示本來準備退下來了，但因為世界局勢變動，抵抗“共產逆流”的責任不敢放棄，又繼續當“總統”。但這是他戀棧不愿放權的一個托詞。

        澎湃新聞：總體上蔣介石遷臺后的心態有何變化？

        陳紅民：1950年代以后臺灣社會相對穩定了，他的心態反而超脫一些。早期行政的事情就交給陳誠，后來是嚴家淦，再后來是蔣經國。

        如果說蔣介石的后半生有特別要批評的部分，就是他晚年戀棧，迷戀權力，不肯放權，而且自私。大陸時代他也迷戀權力，但那時他畢竟有任務，打日本、打軍閥，要統一權力。但到了臺灣，局勢穩定，1960年“法律上”也規定他不能連任，陳誠亦表現出治理的能力，他還不愿意放權，找很多理由。大陸時期他主動“下野”過三次，他還有點自信。臺灣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認為應該交給陳誠，他堅決不肯讓，完完全全是出于私心了。

        這件事的動機、結果都不好。如果說再遠一點，在大陸的失敗使他對任何人都不相信，陳誠那么忠誠的人都不相信，最后他覺得只能傳給自己的兒子。

        澎湃新聞：從對今日臺灣的影響來看，您如何評價1950-1975年的蔣介石？

        陳紅民：如果站在今天臺灣社會來看，蔣介石早期的作為有合理的部分。最初那種恩威并施的方式也是因為兵荒馬亂的特殊環境，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對他來說太慘痛了。

        他學習共產黨的經驗，穩固下層社會，把國民黨建成一個有戰斗力的、集中統一的黨，在軍隊里做“政治工作”等等。陳永發主持過一個1950年代的兩岸發展比較研究的項目，認為1949年以后大陸和臺灣發展的某些過程很相近，比如土地改革、發展經濟的五年、十年計劃等等，另外雙方也都為鞏固社會基層的統治、肅清敵對勢力做了很多努力。

        蔣介石為什么在大陸會失敗，到臺灣以后能夠維系政權？外在的因素前面談過了，還有他個人性格的原因。我認為蔣介石個人能力不夠強，政治眼光不夠遠大，氣魄也不夠大——有人批評他“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他拘泥于小事，事無巨細地管。事必躬親是他的優點，但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還欠缺點，作為一個軍隊的統帥他也欠缺一點，但他如果做一個軍長，一個省主席，他的個性、他的能力可能更匹配。過去我們一直批評他，我個人認為一個人的個性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匹配。

        還有，蔣介石在臺灣時期外部環境很有利，從來沒有遇到大陸時期遭遇的各種挑戰。一方面美國給了強有力的支持，一方面臺灣內部從來沒有出現一個有組織、有武裝的反對力量。至于為什么他有時反應過度，那是在大陸時期失敗的教訓，過去反對他的人太多，且多是有武裝有組織的。但到了臺灣之后就基本上沒有這樣的麻煩事。除了前面談的三次危機之外，他的統治環境相對穩定，不像大陸時期那樣，“按下葫蘆又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