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塌臺，盡管其具體案由目前尚未見披露，但“嚴重違法違紀”的官方措辭，足以表明這個一度風光無限的政治明星已墜至人生谷底。

        一段時間以來，輿論對仇和的倒掉不乏嘆惋。即便是直指其貪贓自肥、作法自斃者，也每每難掩落寞。畢竟，在過去十幾年間，仇和被寄予了太多的民間熱望和公眾期待。“能官”、“改革先鋒”的美譽，固然不乏媒體好事者推波助瀾，卻也在波瀾的間隙中有些民意的基礎。

        老百姓見多了混日子、熬資歷、拼關系的，這類“庸官”能干事卻不干事、不干正事干邪事，而仇和一上來就大刀闊斧，搞城建、推改革、抓作風，雷厲風行，民眾顯然不無好感。即便發現這類官員也可能權錢交易、利益輸送，但看在“能官”的分上，尚可忍受。這并不意味著老百姓缺乏底線意識、是非不清乃至法治意識薄弱，不過是在“光貪不干”、“不貪不干”與“貪卻干事”的選項中，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而已。

        這實在是一種悲哀，卻是冰冷堅硬的現實。過去幾十年間，我們一直在禮贊這些“改革明星”的強勢與能干，大大小小的仇和們也因此一度成為輿論寵兒，“一路被舉報，仕途卻一路驚喜”。仇和是這樣，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也是這樣。

        就這樣，很多人包括這些“能官”本人，往往沉溺于事功，或以事功為招牌，有意無意地忽略規矩，從而長期游走于法律、制度的邊緣卻不以為意，甚至錯誤地認為，越軌逾矩本身就是在突破、在改革、在不斷創造新的“××模式”。

        在沭陽，仇和曾強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在沒有當地政府任何補償的情況下，要求離馬路較近的住戶拆房重建，自己不拆，當地政府就出動推土機來推。在宿遷，仇和曾片面地理解“市場化”，無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將當地醫院與學校推向市場一賣了之，貽害至今。在昆明，仇和曾經的“強”與“能”則發揮到極致，無論是搭積木一般地搞城市建設，還是訓孩子一般地整治官場作風，都堪稱登峰造極。

        目前尚難對仇和的“功”、“過”進行精確切割與科學評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仇和那種以GDP主導的政績型發展模式，越來越不得人心。如果發展的錦囊中裝滿了個人算計、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甚至以犧牲法律的威嚴為代價，則這樣的發展注定了最終會損害公共利益。

        說到底，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都在探索如何有效約束公權力。“有權就任性”幾成定律，哪怕這“任性”可能會銷蝕公眾的基本權益，當其權勢炙熱之時，往往只剩下歡呼“鐵腕”、頌揚“能官”這一種聲音。對“仇和模式”的反省，也只能在其“出事”之后。

        此外，我們的重大公共決策也一直沒能真正走出“一把手”說了算的怪圈。仇和為什么“一做正職就張揚，一做副職就消停”？這不過是“家長制”遺風、專斷決策的慣性使然，由此也可見重大公共決策中“公共”的稀缺。

        “仇和之殤”關乎治道無關“能官”，若想破解魔咒，還需多方面措手，而不能僅僅是在他們落馬之后事后諸葛地進行一番空泛分析。

        一方面，應該認真清算傳統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把手”思維，建立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規則和秩序，不僅要依法治事、依法治民，更要依法治權、依法治政。“能官”之“能”首先應體現為恪守法律、遵從人心，體現為邊界意識、法治思維，而不該體現在對法律制度、民眾權益的突破甚至踐踏上。

        另一方面，也該進一步強化社會監督以約束、規訓權力。以內部監督而言，下對上可能會出現失語，而上對下則可能出現失聰。不妨暢通媒體監督、民間舉報等外部渠道，以健康、積極的公眾輿論對“能官”及其作為品頭論足，在避免只出現一種聲音的同時，或可起到一定的矯正補救作用。

        當然，對于那些有個性的“能官”，社會公眾也可以多一點審慎，少一點歡呼；多一點挑剔，少一點寬縱。“能官”是盯出來、管出來的，而不是拍巴掌拍出來的。（原文標題為《仇和之殤：“能官”不是拍巴掌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