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筆者在“澎湃”發(fā)表的一篇小文中提到，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主要是指美利堅民族平等建國的集體平等權而非個人平等權，引起學界朋友的一些疑問。那么，此平等究竟是誰的平等，看來值得探討一番。

        古典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是美國憲政的兩大基石。隨著20世紀中葉新共和主義史學的興起，一些學者更多地強調古典共和與公民美德在建國中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強調，自由主義在現(xiàn)代美國憲政精神中無疑居于強勢。在1787年《憲法》取代《邦聯(lián)條例》并解決了國家建設的難題之后，特別是美國聯(lián)邦通過南北戰(zhàn)爭克服了南方的州權思想之后，民族認同和國家能力建設的緊迫性似乎隱入幕后，自由主義成了推動美國歷史的顯性思潮。

        在此背景下，開國時期一系列文件中的概念原意受到了新的解讀甚至偷換。比如，“民主”從一個貶義詞變成了美國制度自詡的標簽。再如，個人權利取代集體權利成為了主流話語。最典型的例子是關于憲法第二修正案持槍權的解釋爭議，最終2008年赫勒案和2010年的麥克唐納案確立了“個人權利說”對“集體權利說”的勝利，個人持槍權壓倒了各州人民集體持槍權的解釋。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的解讀，也應該放在這個大背景下。

 “獨立”與“平等”

        獨立前的北美，按18世紀的世界標準，可以說享受著高度的自治、自由和經(jīng)濟平等。最近不斷“躺槍”的托克維爾君，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大為驚嘆美國的平等。

        北美殖民地沒有封建傳統(tǒng)，在英國和歐洲大陸根深蒂固的大地產(chǎn)和大貴族在這里都不存在。來自歐洲的移民脫離了老家的等級關系，自然不會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新的等級桎梏。北美有著幾乎無窮無盡的土地供應（如果將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土地“產(chǎn)權”忽略不計的話），打破了資源稀缺性的市場魔咒，使任何人想讓別人依附于己的愿望落空。因而，北美享有英國母所不具有的經(jīng)濟平等。

        同時，早期移民中有不少是與英國貿易公司簽訂了契約而來，是一種商業(yè)性移民，因而居民與殖民地之間有著類似于股東與股份公司的關系，那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主要體現(xiàn)在市鎮(zhèn)議會中）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了。因而，在托克維爾這樣的歐洲貴族看來，北美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殖民地人民當然也會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平等沒有很迫切的訴求。

        但是，獨立運動引發(fā)了平等的意識。北美殖民地對英國的不滿由來已久，但獨立問題被提上日程始自1765年《印花稅法》。英國原來不怎么干涉殖民地事務，無奈英法七年戰(zhàn)爭使英國背了一屁股的債。英國合理地認為，這場仗是為保衛(wèi)你們各殖民地而打，那么你們多少也出點血，于是開征了這個印花稅。這引起了一個爭議：英國議會能否對殖民地立法？北美人對英王一向絕無二心，“不怨皇上怨太監(jiān)”，他們只是對英國議會頗有微詞。所以當時北美語境中的“獨立”，僅指獨立于英國議會的管轄權，而非獨立于英帝國。在這個前提下，北美人所說的“平等”，指的也不是與英國的平等，而是在英王統(tǒng)治之下，殖民地與英國本土的平等。

        可是，一個突發(fā)事件——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改變了聊天的氛圍。來自英國議會的懲罰措施，使一些人開始悄悄議論從英國獨立這個大逆不道的話題。原來，英國議會即使對殖民地擁有管轄權，一般也只在《航海條例》所覆蓋的涉及整個帝國商業(yè)流通的領域中行使管轄權。現(xiàn)在，議會拿著1766年《公告令》，威脅要管殖民地的“任何事務”（in all cases whatsoever），這就過于“任性”了。結果矛盾升級，雙方在萊克星頓打響了第一槍。殖民地和國王之間仍有點中世紀色彩的“效忠換保護”關系被打破了，殖民地認為自己已經(jīng)解脫了效忠義務。托馬斯?潘恩的《常識》更是添亂，一通大罵把國王拉下了神壇。很多人開始希望能夠完全獨立，在這個背景下“平等”逐漸變成了北美殖民地與英帝國本身的平等。

        總之，在獨立運動前，美國的個人平等權已經(jīng)領先于歐洲，因而北美人沒有必要和動機去特別關切這種平等。在獨立運動語境中的平等，指的是集體的殖民地居民與英國本土的兄弟民族或與英帝國本身的平等關系。

《獨立宣言》的意圖與文本

        從《獨立宣言》的意圖和文本來看，“人人生而平等”指的都不應是個人的平等。

        從意圖看，《獨立宣言》是美國獨立的鐘聲。第一句話就說明了此宣言的宗旨，即“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同另一個民族的聯(lián)系……必須把驅使他們獨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最后一段話，宣言重申了這個目的，即宣稱北美殖民地是“獨立自由的國家”。與《邦聯(lián)條例》和《憲法》不同，《獨立宣言》沒有建立國內制度的功能，故不涉及個人平等權利的問題。

        從文本上看，“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這句話出現(xiàn)在最為大家所熟知的第二段中。杰斐遜后來回憶說，其實他最初并不是特別看重這段話，因為他認為這只不過是表達了當時社會的普遍觀點而已。不少后世的研究者也認為，杰斐遜在這段話中不過是重復了洛克的名言，只是將三大不可剝奪的人權從“生命、自由和財產(chǎn)權”改成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就是說，這段話沒有超出當時殖民地社會的普遍觀念。那么，基于前面對殖民地社會思潮和語境的回顧，個人平等權也不大可能是該宣言的重點。

        杰斐遜在此處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并非重點，而是他的邏輯起點。正因為人們生而平等，且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才需要建立政府來保護他們的權利。當政府破壞這個目標時，人民便有權更換或廢除之，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單從這個邏輯看，“人”既可適用于個人，也可適用于集體的人。然而字面上，杰斐遜在此處用了一個復數(shù)形式“men”。如果是特指個人權利，那么使用“every man”貌似更嚴謹，而非“all men”。事實上，在美國內戰(zhàn)前，就有廢奴主義者使用“every man”來聲張個人平等的權利。

        另外，從宣言的第二部分，即對英王罪行的控訴，也可看出其更多強調的是集體權利：被安到喬治三世頭上的這些指控，大多涉及英國在法律、貿易上對殖民地的不公正以及戰(zhàn)爭行為。受到侵害的是殖民地的集體權利（主要是商業(yè)精英的權利），與個人平等權利沒有太多關系。

        當然，嚴格來說，北美人民與英國人民在個人權利上確實存在著不平等，比如在英國議會的代表權。因而殖民地喊出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但《獨立宣言》第二部分沒有提到這個問題，說明它已經(jīng)不是殖民地的一個重要關切——當殖民地要獨立時，它們自然不再關心在宗主國議會中的代表權問題了，因而這種個人權利的不平等也失去了意義。

 林肯對杰斐遜的重解

        《獨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遜確實具有平等情懷。雖然終其一生都是奴隸主，死后也沒有給他的奴隸以自由，但是在宣言初稿中，他用了一大段來譴責奴隸制。不幸這段話被大陸會議刪掉了，宣言也失去了一次倡議個人平等的機會。

        作為美國憲法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獨立宣言》和1787年《憲法》有著非常不同的價值基礎。如果說宣言反映了洛克《政府二論》中的自然法觀念，憲法則具有精英主義共和的底色。特別是在平等問題上，宣言雖然沒有聲明，卻也沒有否定個人平等。憲法則明確以“其他人”來指代黑人奴隸，且在人口統(tǒng)計中規(guī)定一個黑奴只能折算五分之三個白人。因而，從宣言到憲法，在社會內部的平等問題上實際是倒退了。

        依據(jù)美國憲法的立法精神，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事實上呢？筆者選取比較重要的幾位美國總統(tǒng)的就職演說，比較“自由”和“平等”在其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也許可以反映出它們在美國價值中的重要性：華盛頓為6（次自由）：0（次平等）；杰斐遜為9：1；林肯為2：2；杜魯門為32：4；肯尼迪為10：0；里根為14：1；克林頓為5：1；小布什為7：1；奧巴馬為5：1。

        大家也許會注意到，只有在林肯總統(tǒng)的就職演講中，自由和平等勢均力敵。這也許只是巧合，但是，確是林肯開啟了美國平等史上新的一頁。除了《獨立宣言》，另一個讓“人人生而平等”深入人心的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林肯創(chuàng)造性地將杰斐遜筆下的“人民的平等”改造為“個人的平等”，為其解放黑人的努力塑造話語權。后人，包括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已經(jīng)習慣于在林肯的意義上理解“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忘了它在《獨立宣言》中的原始含義。（其實林肯這個演講的出臺，背后有著國際關系和意識形態(tài)的動機，不過對于林肯這樣一位令人尊敬的歷史人物，本文暫不黑了）

平等兩翼之互動

        怎樣理解“人人生而平等”，似乎無關大雅。但是如果想要理解美國歷史，理解當代世界意識形態(tài)，“誰的平等”這個問題馬虎不得。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確定，它指的主要是集體的平等而非個人的平等。當下流行的見解源自林肯的概念再造。

        當然，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二者并不必然是相互矛盾或排斥的。筆者就此問題討教過美國斯坦福大學憲法史教授雷科夫（Jack Rakove），他回信說：“我相信杰斐遜的目的主要不是、或者完全不是支持社會內部平等的一般要求，而是作為一個人民的權利：行使集體權利抵抗暴政并建立新的政府。這也符合洛克的思想……但是即使不以此為目的，《獨立宣言》與公民個人擁有平等法律權利這一觀念是不矛盾的。”

        建國之后，個人平等和集體平等的分歧具有了不同的意義。美利堅民族平等建國的權利已經(jīng)不是問題。相反，圍繞國內的平等權，包括個人平等權和集體平等權的斗爭，成為美國社會發(fā)展的動力。

        林肯建立了個人平等的價值觀，是歷史的進步，但是也導致了黑人經(jīng)濟社會權利遲遲得不到落實，以個人平等掩蓋了族群的不平等。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高揚群體平等，主張通過“積極行動”補償黑人等族群遭受的歷史不公。可是這又導致了對白人的逆向歧視與對個人才能和努力的挫傷。90年代以來個人平等觀大舉回潮，導致了一系列廢除積極行動的立法。

        今天的美國社會在個人平等和集體平等的問題上仍然爭論不休，只是自由主義霸權使個人權利意識漸顯極端之勢，公民美德的失落阻礙了共識形成，國家面臨失能危險。一年前，筆者在華盛頓地鐵偶遇前國務卿賴斯的一位助手，我問起美國政治缺什么，她若有所思地答：“公民美德”（virtue）。的確，美國是時候再談談集體權利和公民共和了。

        總之，本文初步鑒定，《獨立宣言》中的平等主要是指殖民地人民的集體權利，林肯將之再造為個人平等權。個人本位還是集體本位本是具有高度意識形態(tài)性的爭論，但是美國社會進步的歷史告誡我們，爭論本身不是目的。爭取個人權利不應以削弱集體權利為代價，論證集體權利也不應否認個人權利的價值。爭論，不是為了一地雞毛地“互黑”，而是為了交替性、周期性地改善國家，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