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18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沈渭濱去世。澎湃新聞刊發一組文章，以為紀念。

（上海檔案館）

        沈渭濱老師已駕鶴西去，我雖不是他的“忠實學生”，也不是他的“親密戰友”，但前后算來，與沈老師也已認識交往二十多年了，感受頗深，記憶猶新，略舉幾例，以資緬懷。

        我于1990年代初在復旦歷史系讀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間，都有幸聽過沈老師上的中國近代史課程。記得當時上他的課都是在復旦本部校門對面文科大樓九樓的中國近代史教研室。教研室的空間不大，里面坐上十個人就已經顯得滿滿當當的了，但沈老師的課，每次聽講的學生都比較多，因此晚來者不得不坐在門外走廊里，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奇。

        沈老師來校上課是比較辛苦的，他沒有像很多復旦教師那樣在校區周邊買房租屋，而是一直“蝸居”七寶，在市區西南郊，而復旦本部在市區東北郊，相距“兩只角”。即使是在交通工具比較發達的今天，兩地之間往返一趟也不是件易事，而當時還沒有高架路和地鐵，地面交通又極堵。沈老師上課那天，四點半起床，五點鐘從家里出發，倒騰幾次公交車，穿越整個上海市區，才能在八九點鐘左右趕到復旦本部。為了避免遲到耽誤上課，他的課不得不把放在上午三、四兩節課時段上。

        雖然來校之路辛苦非常，但是沈老師每次給學生上課，都一點不顯疲態，而是精神矍鑠，聲音洪亮。他的穿著也很講究，經常是西裝領帶，天冷的話外加一件大衣，頭發梳得油光發亮，顯得很有“腔調”。他對教學的看重、對學生的認真，由此可見一斑。

        沈老師是個“老煙槍”，上課時經常煙癮犯了，便跟聽課的學生打聲招呼，點支煙邊抽邊講。教研室本來空間就小，人滿為患，再加上煙霧裊裊，空氣就不太好，只好開窗透風，到了冬季也是如此。我們學生第一次碰到，不免有些驚訝，見多了就不怪了。好在沈老師課講得好，大概是他以前做過中學老師的緣故，因此口才極佳，思路清晰，娓娓道來，滔滔不絕，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沈老師很擅長講晚清軍事史和政治史，講慈禧，講光緒，講孫中山，講太平天國、甲午戰爭，講義和團、辛亥革命，都是他喜歡的話題，他自己對此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不人云亦云的新見解。

        我從復旦畢業后不久，沈老師也退休了，但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倒反而不少。我在上海市檔案館編研部編雜志多年，經常在各種學術會議上碰到他，見了面總要寒暄兩句。我們單位辦會，也經常將沈老師請來。沈老師當時身體已經不太好，但我們請他，他總是愿意來，很給我們面子。來的時候經常拄根“司的克”，加上一襲黑衣，極像黑幫老大，腔調更濃了。我們單位是禁煙單位，來這兒開會可苦了他這個老煙槍，時間稍長，他便忍不住，走出去，吞云吐霧一番，再回來。

        沈老師到會，必然要發聲音講幾句，我們也喜歡聽他發言。他講話還是像上課一般極有條理，看得出像備課一樣準備充分，必然帶著發言稿，紙上蠅頭小字寫得密密麻麻。會后請他提供發言稿以供雜志發表，他總說好，但要回去重新整理后再發來。幾天后，寄來一封信，附上他的發言修改稿，一般是文稿紙，上面整整齊齊地碼著字。沈老師善筆書，字跡美觀且工整，像他這樣不用電腦的老套學者，實不多見，一筆一劃寫來，很費工夫的，他卻樂此不疲。

        2009年，廣東省中山市委宣傳部和社科聯想編一套關于中山人在上海的叢書，其中有關于四大百貨公司檔案整理與研究的課題，中山方面來人找沈老師請教，沈老師立馬就想到了我們，跟來人說，編檔案史料，肯定要找上海市檔案館才行。沈老師并親自聯系當時的部門領導邢建榕研究館員，邢領導則把任務委托給了我。我們當時很高興，能和館外有關方面合作搞研究出成果，單位領導也很支持。就這么一拍即合，沈老師又張羅著把我倆和中山方面有關負責人幾次請到他家旁邊的七寶老街喝茶細談。       

        由于沈老師的穿針引線，我們與中山方面的合作進行得很順利。2010年10月，由我編注的四大百貨公司檔案史料匯編成書。2012年3月，由我和另一位學者合作編寫的四大百貨公司史書也付梓出版。這兩部書稿，遵照沈老師的叮囑，我們都交給他仔細審閱，存在疑問或需要修改的地方，他都用紅筆和小紙條一一標出，一絲不茍，毫不含糊，如同他自己撰文寫書一般。這兩本書出版之后，我們照例要給沈老師審稿費，可他聲明只拿第一筆，第二筆堅決不收，說經費有限，不要亂花，搞得我們不好意思，以后只好在登門拜訪之際，給他送點小禮品，可是沈老師身體不好，東西又不能亂吃，我們只得捎點茶葉之類給他。

        斯人已逝，惟有追憶。作此短文，算是我這個學術后進對前輩大師的悼念吧。

        

何益忠：追憶沈渭濱老師

（華東政法大學）

        沈老師并非我的碩士導師，卻是我學術生涯的重要引路人。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滬軍都督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影響》就是在沈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

        我本科畢業于西南民族學院（現西南民族大學），在老家做了三年中學教師以后才到復旦大學歷史系讀碩士。進入復旦歷史系，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既興奮又陌生還恐懼。興奮的是我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愿望，來到了上海，來到了復旦；陌生的是，三年的鄉村教師生活，城市已成為夢中的回憶；更讓我恐懼的是，學問是什么？怎么讀書？如何寫文章？我能順利畢業嗎？

        當時學校已有規定，碩士研究生必須發表一篇學術論文，才算完成學業，拿到學位。在我的本科階段，盡管也曾有一些想法，但從來沒有寫過像樣的學術文章，更沒有發表過論文。而我們寢室其他三位同學，全都畢業于復旦歷史系，有的甚至已是學術小聞人。

        沈老師是在研一還是研二給我們開的課，記憶已很模糊；開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還是其他課，也不是很清晰了。但肯定沒有錯的是，上課地點是文科樓9樓中國近代史教研室；板書用的是一塊小黑板，沈老師上課板書很多，擦黑板的頻率也很高；老師抽煙很厲害，一邊上課一邊抽煙。

        老師的課給我很多啟發，我開始關注“二次革命”時期上海資產階級不支持革命的原因。于是開始閱讀各種資料，并寫成《滬軍都督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影響》一文交給沈老師。我記得沈老師是在一周后返還文稿的，但文稿上沒有留下任何批改痕跡，而是當面指導我如何將文章的結構、邏輯疏理清楚。在文章的第二稿，他才對很多細節進行了修改。

        沈老師給我文章的修改稿原件我仍然保存，老師鉛筆修改仍然清晰可見，但沈老師卻駕鶴西游，老師！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