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上，學術主持、著名策展人高士明對于會議的總結發言。高士明認為，如今的第三世界不再是一個既定的共同體，在單極世界中重塑后發國家的鏈接，需要我們將“前第三世界”被全球化體制分割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相連接，重新凝聚出一種 “第三世界理解”。澎湃新聞獲亞際書院授權刊發。
2008年，高士明、張頌仁作為中方策展人，在廣州美術館舉辦了題為“與后殖民說再見”的藝術展 老的國際主義不夠用了
六十年前的萬隆會議是一個歷史后果；它后來又成為了許多事情的原因。六十年后，當我們在一個更長遠的歷史框架中，從16世紀開始的殖民史，到據說已經終結的“冷戰”，從殖民老帝國到今日的新帝國，從19世紀的國際主義到20世紀中葉的民族獨立運動……，從這樣一個更長久的歷史視野來看，“萬隆”究竟意味著什么？它生產出了什么？在今天還留下了什么？在這次論壇的開幕式上，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高度頌揚的“萬隆精神”，究竟是一種歷史愿景（historical vision）還是歷史現實？
在今天下午的圓桌論壇上，我曾經說“老的國際主義已經不夠用了”。其實，六十年前的“萬隆精神”所建立的連帶意識，與之前的共產國際尤其是“第三國際”的那種國際主義判然有別。當時那些新興國家的立國者們，一手民族主義，一手社會主義，努力在美國和蘇聯所領導的兩大陣營之間尋找到自我發展的可能，在冷戰雙方左右逢源，或者左右為難。六十年過去了，當年的“第三世界”已經被“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這些新的稱謂所取代。在這稱謂變化的背后，有某種根本性的東西改變了。卓莫（Jomo Kwame Sundaram）這兩天反復提及“77國集團”模式，跟當年參加萬隆會議的那些稚嫩的新興國家相比，“77國集團”的參與國們，在外交經驗、經貿合作等各個方面的技巧都有了顯著提高，但是彼此之間卻似乎少了一種東西；尤其在我們這些知識人看來，有某種很值得珍視的東西已經失卻了。
六十年前的民族國家，無論是斗爭出來的，還是被給予被劃定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或者民眾。而今天，在許多情況下，民族國家不再是人民的庇護所或者正當媒介，它成為“民眾生活中的某些機制”，內化為一種“國家自我”的心理機制。民族主義也不再是緊急狀態下的集結與召喚，而更多聯系著排他和狹隘的群體情緒。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性連帶據說已經結束，它作為歷史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意義，尚缺乏嚴肅深入的研究。在我們這些“前第三世界”，無論在日常生活層面上，還是在身心經驗的層面上，正如一位嘉賓所說的，“資本已經跟我們自己再也分不開了”。
老的國際主義不夠用了，代表十九世紀團結精神的國際歌，現在只是在酒酣耳熱之后或者在卡拉OK的豪華包房中唱起?！叭f隆精神”也已經被全球資本的生產／消費體系耗散殆盡，民眾在國與國的利益之爭中，在全球市場的供需關系中被割裂了，他們被轉化成競爭者和敵人。人民在帝國與民族國家的雙重結構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戰史的糾纏交織中分斷與離散，在全球化的生產消費網絡中分配與整合——人民的命運，正如藝術家陳界仁所言，是“全球監禁，在地流放”。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禁要追問：21世紀的新形勢下，一種新的連帶方式，一種新的團結的依據與內核是什么？難道只有“發展”和傳說中的“共贏”，才能把我們團結起來嗎？在此，我愿意呼應來自沖繩的若林千代女士所指出的——“團結不是合作，而是投身與奉獻”。
一切真正的繼承都是重新發明。只有面向共同關懷的投身與奉獻，才能使“萬隆精神”不斷地被重新發明，“第三世界”才可能在當下的新現實中重新奠基。
“與后殖民說再見”展中的繪畫作品 知識分子能做什么
六十年前，聚集在萬隆的是一批政治家、一批立國者，今天，我們在杭州回望萬隆，聚集在這個現場的，是一些學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作為知識人和藝術人，我們能做什么？
兩年前，我邀請法國激進哲學家雅克?朗西埃來中國美院做講座。我驚訝地獲知，朗西埃的課堂上，常年盤桓著三位公共媒體記者（據說德里達的課堂上有五位之多）。在1960年代之后的法國，通過這個奇特的傳統，大學講堂的話語論辯、知識生產，與街頭的日常生活與現實政治連接在了一起。
在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基體與法國全然不同，在現實中我們無法指望這種連接方式。然而，在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歷史上，學術人、知識人與社會的關系卻未必是先天割裂的。一百年前，馬一浮先生在《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中，闡述了中國原本的學習系統和知識體系——“六藝”之教。在馬一浮看來，六藝通向人類合理的日常生活，而非偏重考古，更不是徒資言說而與實際生活甚遠之事。他說：“六藝”之教，不是空言，須求實踐。
現代之初，在大學體系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的過程中，中國的教育和學習還有另外的道路，不只是村學／社學／書院這些老的教育體系，而且還有梁漱溟、晏陽初這些寄托社會改造于民眾鄉土教育的鄉村建設的實踐者們。跟當時正迅速建立諸門“學科”以對接世界知識體系的大學相比，鄉村建設中的學習、教育和知識都具有不同的涵義。對此，梁漱溟先生曾說：“我不是學問家，我的學問都是被現實問題逼出來的”。
王曉明教授講演中所引用的所有那些革命者們（章太炎、孫中山、劉師培、梁啟超等），都是由中國的舊學問、也就是所謂“前現代”的學習系統造就出來的。跟今天的中國知識界相比，他們不狹隘，不教條，不迂腐，進可以推動社會革命（不是今天所謂的“社會運動”），退可以治百世之學。對于當時還有些陌生的世界，他們充滿能動性和自主性，從傳統的天下觀中，發展出一種“平視泰中泰西”的世界情懷。譚嗣同詩云：“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他的老師康有為也是在“前現代”的知識體系中寫出了《大同書》。從這些百年前的學人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大時空跨度中的自我。在他們身上，依然保留著一種尊嚴而通達的“道－義”，今天，我們或許比他們具有更多的關于世界的知識，然而這種珍貴的“道－義”在我們身上已經失卻了。
對比百年前，現代教育在中國大地上最初建立起來的時候，今日大學中隱含的殖民結構，似乎變得更深也更穩固了。中國的“前現代”系統中，學習的過程同時牽連著一個細致而持續的社會化過程，中國原本的知識系統和學習系統，是可以真實地作用于現實生活的；而今天，隨著社會基體的改變，同時還有來自西方的學科化知識體系的遮蔽和擠壓，中國傳統中本來可以致用的學問，就逐漸變成了修養的學問，不再是人生之學和社會之學。“小學”和“大學”都成了“國學”，而“國學”往往是與當下現實割裂的；那些在學科的治理之下、在學術工業的擠壓之中被迫晉身的“國學家”們，要想對現實起作用，就必須要依附現有的權力體系——加入智庫，為帝王師。
除此之外，今天的知識界還不得不糾纏于學術與思想之辯，糾纏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難以超脫學院中人和“公知”之間的羈絆，無法解決知識生產與社會運動的分離；這一切，原本相互連接、彼此相容。不論傳統知識的“國學化”，還是學院知識與社會運動的割裂，都是殖民化的現代性之后果。要讓我們的學術和知識生產作用于真實的社會生活，只有在精神的“去殖”中克服這現代性之后果，讓我們的知識重新成為“有情之學”和“有為之學”，我們才能再次獲得心靈的自主、胸襟的坦蕩與智識的通達。
話說回來，我們這群來自亞非拉的知識人聚集在這里，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該做什么？
我個人的感覺是：對知識人和藝術人來說，萬隆會議六十年后，第三世界不再是一個既定的共同體，而應是一種從當下現實出發的能動的力量。這需要我們連接起“前第三世界”被全球化體制分割為各種“在地”（Local）的歷史和現實經驗，重新凝聚出一種對自我和社會的“第三世界理解”?；谶@種理解，我們對“原教旨主義”、對“發展”、對“正義”和“民主”，甚至“資本”和“知識”，都或許會生發出不同于既有話語體系的解釋。同樣，基于這一“第三世界”的經驗和理解，我們會發現，民族國家／公民社會，甚至對citizenship和democracy的訴求或許也并不是當代人唯一的取徑，在各個文化的獨特歷史和民眾生活的多元現實中，我們的未來還有許多不同的選擇和參照。
“與后殖民說再見”展覽中的裝置作品第三種力量的土壤在于民眾的生活
今天，按照聯合國的統計數據，希臘這個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正在成為第三世界；葡萄牙、西班牙這人類史上的第一批殖民者，也正在成為第三世界；而“金磚五國”以及更多以往的發展中國家，似乎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發動機。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復雜難斷。正如越南裔美國籍藝術家鄭明河所說：“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所能夠做的，是從第一中尋找第三，在第三中發現第一。”
在這個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交織互換的歷史現場的背后，是殖民－后殖民、冷戰－后冷戰同時并存、彼此交織的歷史結構和動力場域。在這個結構－場域中，第三世界的知識生產意味著什么？
我相信，大會上提出的這一問題，不只是要生產出關于“第三世界”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連接性知識的生產，生產出新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并不現成，在風云變幻的國際政治和外交博弈中，它如同公共領域一樣，隨時閉合，方生方死，需要被無數次重新開啟和反復發明。對我來說，在這種反復的發明中，會出現一種轉變之可能，那就是——從“第三個世界”（Third World）到“第三種力量”（Third Power）。當我們談到“第三種力量”，首先要問的是，那第一、二種力量是什么？由于時間關系，我只能對這三種力量做一個簡單而倉促的界定：
第一種力量，是技術、資本和那些構造出singular universality的企業及其金融王國，象微軟、谷歌、Facebook，以及國際版權體系等等。它們裝扮成中立的、普世的，因而是真正無遠弗屆的跨國力量；它們支撐、主導并宰制著我們日常生活的感知經驗和感性結構。
第二種力量，是知識界生產出的智性反思的力量，那些汗牛充棟的批判性思想和社會理論，尤其是1968年前后，從文革和越戰這兩個亞洲事件所激發的全球性社會運動中孕生出的批判性左翼，包括半個世紀以來所有的左翼話語、知識和運動。近年來，基于西方激進哲學的知識左翼的危機已經逐漸顯露出來，無論在華盛頓還是在紐約，在臺灣還是在香港，知識左翼在日益復雜的現實政治中日益失語或者失據，在最新的一輪輪形左實右的“占領”和“社會運動”中，他們被輕易地收編，又被無情地拋棄。
那么，什么是第三種力量呢？在國家體制的政治操作，以及學術界、知識界的觀念操作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廣闊深遠的民眾的思想與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正是我所說的“第三種力量”得以生長的土壤；因為它的復雜，也因為它的平凡，這個世界在我們的知識和經驗中還遠未現身。這個世界，正是白樂晴先生多年來所堅持的“第三世界”，他指出：我們討論“第三世界”，并不是要把世界一分為三，相反，是要把分離成各個陣營、不同層級的世界，在民眾生活的意義上重新統合為一。為此，我們就必須暫時擱置既有的話語和知識，扎根各個世界（無論第一還是第三）的民眾生活和現實經驗，從不同區域的民眾生活、現實感覺以及社會意識的連結中，去發掘出一種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第三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在今天把我們聚集在一起；正是這種力量，使我們可能在當下的現實中去實現新的團結；也正是這種力量，使我們得以從民眾生活的現場出發，去重新定義自我與他人、自由與平等、正義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