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人類生存于地球一隅，賦予我們生命以意義的不僅是對死亡本身的害怕，還包括肉身湮滅帶來的無邊恐怖。如何看待死亡？《哲學家死亡錄》的作者西蒙·克里切利向我們呈現了一種哲學式的死亡理想。正如西塞羅所說：“探討哲學就是學習如何去死。”哲學思考就是為我們的死亡做準備，為死亡提供訓練，并培養一種面對死亡的態度，即在不為來生提供許諾的前提下去直面肉身湮滅的恐怖。

        4月10日，歷史學者成慶對話經濟學者梁捷，他們將從《哲學家死亡錄》中所列190余種哲學家“死亡史”談起，深入探討哲學、宗教、社會、文化等多重維度影響下的生死觀。以下為澎湃新聞摘錄的部分對話。

        

成慶：我們失去了思考死亡的能力

佛教的生死觀

        《哲學家死亡錄》這本書是談死亡的，我很納悶今天會有這么多人會對死亡感興趣，因為傳統來說中國人包括華人世界對死亡這個問題其實是比較回避的。我在大學里給大學生講佛教，在佛教里面你首先要知道“苦”是什么，最大的“苦”就是死亡。那年輕人對死亡是沒有感覺的，即便有長輩故去，他們也不會對死亡有特別的敏感。

        我在大學了已經教了兩千多個大學生，給他們上佛教通識課，我發覺要打破他們那種“死亡就是黑暗的”“死亡就是什么都沒有”觀念非常非常難。為什么會這樣，我真的很迷惑。我覺得如果沒有把這件事情想清楚，你的生活是很難安頓的，但是對他們來說，這個世俗化的生活完全可以安頓他們的生命，難道生命就是那么簡單嗎？至少從我的角度來說遠遠沒有那么簡單。

        我們會發現死亡是我們最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我們很難為它做準備。就像剛才說的，很多人認為死后就什么都沒有了，不用再糾結任何問題，但事實上不是的。當死亡問題不能解決時，很多問題都不能解決。

        佛教認為死亡不是黑暗深淵，假如說死亡不是黑暗的深淵，我們的人生要怎樣去重新安排？比如你們都曾經歷過膠州路大火，對不對？大火之后當時有一個紀念活動，我當時留心觀察過，參加悼念活動的人，每個人的行為舉止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悼念儀式也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是“合掌”，大家都知道“合掌”是佛教里一個的動作；還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樣去表達態度，所以就是“鞠躬”，那這個也可以理解；還有一些人，我在現場看得出來他們有點手足無措，因為在他們的人生經驗中可能從來沒有那么貼切地面對死亡的場景，已經不知道怎么去面對一個死者。我想，今天中國人對死亡已經沒有任何儀式感，也不知道死亡在我們的觀念中到底意味著什么，甚至不知道死亡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到底產生什么影響。

中國傳統的死亡觀其實非常多元

        對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說，我們從中學到的一個有益的經驗就是：不能只看死亡的表象，還要看死亡背后的深層原理。這個原理，我想沒有比佛教可以提供更多的經驗和理論了。比如說，今天醫院衡量死亡的標準是“腦死亡”，但是你看在佛教信仰比較濃厚的地方，比如說臺灣，我曾經去臺灣尋訪過三個月，他們最常見的一種講法叫做“死后助念”，如果說這家人是佛教徒，有人死亡之后，馬上會請修行較高的居士或者出家人到家里去念佛，那你可能覺得很奇怪，人死都死了，為什么還要念佛？事實上，在和他們深入接觸后，我發現在那個圈子里面關于死亡體驗的看法和我們平常的觀念完全不一樣，比如說他們會有很多神奇現象的講法：有光會來、身體會變得柔軟或者長時間不會腐化。我們會發覺臺灣的佛教徒會表現出那種對社會的熱情度，是大陸人所不能比擬的。然后你仔細去問他為什么會這樣，他說“很簡單啊，我知道我怎么來的，也知道我死后的目標，那我覺得就應該把這些經驗去分享給他人。”

        其實我個人真正對佛學感興趣的開端就是因為死亡經驗的復雜性，中國傳統生死觀是很豐富的。我以前給學生列舉過儒家、道家、傳統無神論和佛教等等的生死觀，你們的父輩、祖輩的生死觀應該來說是很多元化的。我有個學生說他父母都是信佛的，那怎么樣是信佛呢？每天在小房間里念佛經，定期去寺廟給祖先做法事等等，他們那代人雖然不懂得理論，但他們有一個很樸素的觀念：人是會輪回的，或者說人死后會復歸一個自然主義的源頭。像我的家鄉那里的生死觀就是很道家的，莊子講他太太死后，他“鼓盆而歌”對不對？我真的在我們那里看到“鼓盆而歌”，拿著某種樂器圍著棺材跳舞，那你就可以想象生死觀在中國來說本來是很豐富的。儒家也是這樣，曾經有個人請教王陽明說，你怎么面對死亡？王陽明說，坦坦蕩蕩面對死亡，可見儒家對死亡也有很堅毅的一面。說藏傳佛教《西藏度亡經》認為人死后不是一切都消失了，而是“中陰解脫”。禪宗也有不同的解釋，禪宗經典著作《五燈會元》里面有一個故事我印象挺深的，有一個五臺山的鄧隱峰禪師，他的死亡就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問學生，你們看到過各種各樣的死法，有坐著死的，有躺著死的，有沒有看到過一個人倒立死的？學生說，從來沒見過。然后鄧隱峰就給他們表演倒立，然后他就死了。我們不管這個故事的真假，首先他能控制自己的死亡，能夠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許達到生死自如、預知生死的境界，對佛教的掌握才算到一定程度。

都市人群把“死亡”這個問題擱置了

        今天中國這種物欲主義的昌盛，大家覺得死亡是一種幻滅，為什么不趁人在世時盡情享受呢？因此死亡其實會影響到你對生命的態度，你能不能理解死亡真正的內涵決定了你在這個世界上如何面對家人、面對社會、面對整個人類。

        但是你會發現今天的都市人群把“死亡”這個問題擱置了，都市人忙于各種欲望刺激。現代科技產品的一個目的是讓你沒有多余的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兩秒鐘刷一次微信，它讓你的心黏著在這個東西上面。古代人沒有微信啊，于是他們就會說：好無聊啊，我們現在開始思考一些問題吧。那現代人不用思考嗎？我們是從閱讀紙質書過來的，我們發現愛閱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們的注意力已經無法長時間延續在一個有邏輯、有系統的思考上了，所以我面對的大學生幾乎都是碎片化的思維。你不能給他們布置看書，只能布置什么作業？看看紀錄片而已。這也就導致我們今天的思維習慣對死亡問題已經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了。

        我近年來在江浙一帶的寺廟走了走，我發覺無論是寺廟還是佛教團體，對于死亡的重新實踐和探索其實已經在社會層面重新開始。比如說現在很多有錢人都喜歡去寺廟，他們沒有“修行”這個觀念，但他們至少會把死亡當做一個問題來看待，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中國是一個蘊含希望又很容易讓你失望的地方，在江浙一帶你會發現短短數十年間，江浙以前有名的禪宗道場、天臺宗道場復興之快，讓人驚訝；但是你又突然覺得在這個國家，對于這些嚴肅問題的看法被壓制得那么厲害。大學的正統教育里面沒有生命教育，每年都會聽到大學生自殺跳樓的事情，前幾天人大死了一個學生，我是華師大畢業的，華師大以前有個“自殺圣地”文科大樓。但這些關于死亡的事在校園里反而都已經成為段子了，大家會覺得“哦，今年還差一個指標”，其實這些問題的結果不應該成為段子，而是應該成為一個起點。

梁捷：每個人的死亡都是獨一無二的

哲學家如何思考死亡？

        每個人其實都沒有死亡的經驗，只有很多間接經驗，看到或者聽到身邊人的死亡。而且死亡的過程非常復雜。很多學者可能對這個問題可以說得頭頭是道，等到自己的面對死亡的時候，這些學問和看法是不是準確、是不是有用，就是一個真正的考驗了。就像美國的傅偉勛教授，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國哲學教授，學術也做得特別好，風光無限，本來也沒有想過做死亡學研究。一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身患絕癥，他終于意識到自己應該開始研究和正視死亡這個問題。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想到很多。比如說著名的哲學家熊十力，他在很長時間里都在批評佛教，或者用儒家來闡釋佛教。有和他接觸過的學者說，熊十力到了晚年臨終時候變得非常恐慌，意識到自己犯了很多錯誤，拼命地念經試圖彌補。

        不同的哲學家面對死亡會有不同的反應，比如說《哲學家死亡錄》里提到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他知道自己只有兩年生命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拼命找世界上一流的哲學家和他對話，盡可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觀念通過對話傳遞下來。又比如著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托尼·朱特，他患有一種身體會逐漸僵死的不治之癥，當他知道自己時限不多后，努力通過口述的方式讓自己的想法能盡量保留下來。還有一類哲學家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說和德里達齊名的德勒茲，發現自己做不了更好哲學的時候，推開窗戶縱身一躍。英國哲學家邊沁，他要求自己死后把尸體做成木乃伊，放在學校里面，現在仍然放在英國UCL大學里面，很多去UCL參觀的人碰到重要節日還有機會看到邊沁的木乃伊。邊沁是一位徹底的功利主義者，他覺得人死了以后唯一有用的就是做成木乃伊給大家看看。

        我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本書對我和我的朋友影響很大， 哲學家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那本書一開始就引了加繆的一句話：這個世界上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就是你為什么還不去自殺。在加繆和劉小楓看來，活著本身不說明什么，需要解釋的是你為什么活著而不去自殺。包括像尼采也說過嘛，我們整個人生幾乎沒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完全自己控制的，真正可以控制的也許就是自殺，所以死亡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問題。

他者的死亡經驗

        我自己的感受是像非洲和部分地區的印度人民，他們的死亡率非常高，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來歲，可他們面對死亡都是非常坦然的。可能是受到印度教的影響，我在印度考察的時候發現周圍的印度人，對死亡其實都挺坦然的，他們覺得你早上出門并不能天然地保證你晚上就能平安回家，生命有可能隨時隨地終結，特別是在這種天災人禍不斷的地方。其實我們現代人的平均壽命和古人相比已經長很多了，以前有各種各樣的傳染病和戰亂，中國的人口從幾千萬一下縮減到幾百萬，這樣的事情來來回回發生過很多次。就像成老師之前說的，古人對死亡可能比我們見得更多，也有更多準確的認識。前面也有朋友在問“死亡到底是不是一種絕對的黑暗？”確實有哲學家討論過“死亡是不是一種絕對的惡？”有一個哲學家叫托馬斯·內格爾，他的觀點就認為死亡是一種絕對的惡；但反過來另外有一個和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叫伯納德·威廉姆斯，他就認為死亡不是一種絕對的惡，只有當一個人沒有完全成熟的時候死亡，這才是一種惡。就是說一個人本來可能有更好的發揮，生命有更多的意義和可能性，在他的生命完全成熟之前，他的死亡就是一種惡。

        所以我覺得在反復思考這些問題以后，你才會明白生命中哪些東西是比較寶貴的，哪些是比較有意義的。我們看魏晉玄學，表面上像陶淵明、謝靈運寄情山水，但背后可能是非常高的死亡率。比如說我們看魏晉時候的陸機在被殺頭之前，人家問陸機還有什么遺憾，他說唯一的遺憾就是聽不到“華亭鶴鳴”了。所以在我看來，死亡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個人問題，通過個人經驗去學習和思考，也許最終會達到像陸機“華亭鶴鳴”式的審美死亡觀。

哲學家的生死觀和宗教徒的生死觀有何不同？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難說，因為哲學家和宗教學家的區分是在哪里呢？包括宗教學家和宗教信仰者之間也會有不同。很多宗教信徒和宗教學家之間會有Insider和Outsider的區別，比如說你是一個基督徒還是一個基督教研究者？這兩者的差別就很大，前者是一種真誠的信仰，后者可能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客觀的對象來研究，只是在智識上有興趣，所以在很多信仰者看來，Outsider就可以被歸為不信仰者。對基督教來說，“信”是一個非常核心的概念，對佛教來說，我非常認同成老師前面所說的“體驗”。沒有自己的切身體驗，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哲學家其實也是人啦，雖然他們可以從概念上合哲學上來探討各種各樣的問題，《哲學家死亡錄》里面提到一個法國研究猶太教的哲學家列維納斯，他對于死亡有非常多的研究，那他死后呢還是不能免于非常世俗的劇情，就是他的親戚朋友馬上來爭奪他的遺產，這種情況在很多家庭也都會出現。所以話說回來，死亡是一個非常個人的事情，很多教徒也許都不認識字，他們也可以很好地面對死亡。死亡這件事情，最重要的還是體驗，我們前面說的故事，也只是一種啟發，并不是學習的方法或者認識的框架。每個人的死亡都是獨一無二的，你可以從這些故事里進行思考，但最終面對死亡還是要看個人認識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