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18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沈渭濱因病去世。沈先生專長中國近代史，是此方面的研究專家，《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就是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為紀念沈先生，澎湃新聞刊發楊國強教授為該書初版撰寫的序言，標題為編者所擬。 

 左起：楊國強、沈渭濱、王家范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是沈渭濱先生積多年研究之后的一部力學深思之作。我得以先讀，獲益良多。

        近代中國以古今中西之爭亙貫百年新陳代謝。這個過程產生過許多出眾的思想和議論。但據我私見，具有完備形態并能影響社會意識的理論則只有兩個：一個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義，一個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當然超越了三民主義。然而同先于孫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義仍然有它耐讀耐想的地方。

        19世紀的中國人為救亡圖改革，由民族主義凝積成一種強烈的國家觀念。這種觀念飽含著一腔愛國血誠，但在這種觀念里，國家的四周又是看不到社會的，因此也常常使人感到國家觀念本身的浮泛懸空。梁啟超批評李鴻章“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其實，當維新變法時潮初起之時，活躍在潮頭的人們中間也少有真能深知“國民”本義者。雖說他們手中拿著李鴻章那一代人所沒有的民權和民智，但民權民智都是被救亡招來的，目的本在致國家于富強之境。它們的價值是由國家觀念派生出來的。

        孫中山也是一個為救亡而圖改革者，同樣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但他以民生立義，卻又非常明白地表現了對于社會的關注與思考。由此產生的是一種比救亡更加深邃的思想內容。這種思想內容是19世紀的仁人志士們眼中和心中都沒有的。方《民報》發刊之初，正是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在黨人中行時的年頭，但他卻預言“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揚時代也”。比照后來的歷史，由國家觀念和社會觀念嬗遞而引發的歷史變遷正是20世紀中國的潮流之一。當然，在孫中山作預言的時候，更能夠召喚人心的是武裝革命。即使是他周圍的那個群體里，也很少有人對此熱心唱和。真正以社會思潮的形式體現國家觀念與社會觀念嬗遞的，是十五年之后新文化運動中立論于改造社會的爭鳴。它們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種思想前潮。雖說后來的爭鳴并不以民生主義發露的社會觀念為源頭，但就20世紀中國社會的思想代謝而言，孫中山畢竟在同一個問題上顯示了最早的自覺和先覺。

        自1911年以后，孫中山的名字就與辛亥革命連在一起，在八十多年歲月里成為幾代人記敘、探究和反復咀嚼的一個題日。由此產生的眾多著述曾各見風采地寫出了不同的歷史學家對孫中山的理解和認知。而孫中山也在后人的筆下獲得了一種常新的意蘊。與既有的著述相比，后出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以敘事、說理、辨疑、討論匯貫圓融見風格，并在許多地方都表現出富有個性的思考和見解。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初版封面

        歷史人物是由時代造就出來的，他們的心路和行跡也只有在時代的襯映之下才會顯得清晰。因此，刻畫歷史人物需要歷史感。《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對此多有心悟，全書以孫中山的思想和活動為脈絡，多方面地穿織了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思潮起落、人才消長、群體聚散、物候代謝；并以眾多的肖像和曲折的事態寫出了革命與朝廷的矛盾、革命與改良的矛盾、革命團伙內部的矛盾。這個過程顯出了與歷史進化相關的大是大非，也顯出了創造歷史的人們各自身上的長處和短處。孫中山的形象和人格是與他的友朋、同志、論敵相比較而互見的，因此，孫中山的探索、追求、失敗、成功，以至其才識情性，喜怒哀樂都見血見肉，形神兼備。

        歷史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智慧。前者需要審斷，后者需要思辨，而審斷與思辨都是通過歷史學家的勞動表現出來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于敘事之中別出心裁，在記實的同時往往對成說作者求審斷，表現了作者讀史之際的認真思索。例如《行其所志》一章描述了從檀香山興中會到香港興中會的史事，并勘比兩會章程，信而有征地提出了一些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同的看法。《中國同盟會》一章則排比史實，對同盟會的組織結構作細密分析，然后指出：“許多研究者和辛亥革命史論著，在談到同盟會組織體制時，往往只說成立大會時確定的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并以‘三權分立’學說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很少有人注意到最初確定的‘三權分立’經歷著一個名存實亡到名實俱亡的變化過程。”與此類似的審斷之見還有不少，它們都顯示了作者執意求真的識力和努力，史事的敘述也因之而帶上了鮮活的研究氣息。

        與記實相比，對于歷史的解釋和說明常常更困難一些。這種困難在于：一方面，深藏于史實內里的因果、意義、聯系只有通過解釋和說明才能夠顯現出來，另一方面，解釋和說明是主觀的，而深藏于史實內里的東西卻是客觀的。兩者之間的一致不能借助于直觀，只能借助于思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于鋪敘史事之中常以可觀的篇幅作論，力求發攄義理，表現了作者對于歷史思辨的自覺追求。例如《新世紀的新力量》一章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逐層分析，指出其中的各個部分在相當長的時間缺乏統一性。《“聯絡學界，開導華僑”》一章寫出了孫中山和留學生之間的歷史感應。《兩條戰線》一章詳論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異同，等等。這些內容都已不止乎記實，而是表達了作者對那一段歷史的體驗和理解。比之敘事，這一類地方更見作史的個性和苦心。

        除了審斷思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給我以深刻印象的是沈渭濱先生治學的嚴肅謹慎。全書不少地方都不作一點游詞地標出了作者目前不能給以回答的問題。把原來留在心里的問題寫入章節之中本非撰作此書的必有之義。但問題本身也是研究的一種結果，它們與見解一起放在人們的眼前，展示了作者在這個題目下已經完成的部分和尚未完成的部分。學術總是與問題結緣的，學術又是天下之公器。因此，見解可以溝通讀書人與作書人，問題也可以溝通讀書人與作書人。

        沈渭濱先生是我老師一輩的人，但以師門敘先后，他又是我眾多的學兄之一。他喜歡熱鬧，也耐得住寂寞。我在他寓所曾看到過一副對聯：“半世坎坷皆為字，一生愜意是文章”，其中一半寫出了往事的嘆喟，一半寫出了人生的寄托，可謂甘苦皆備。學者各有氣象，坎坷愜意都畫出了一個人的情性。他以《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一書紀念陳旭麓教授，既說明了學生對于老師長久的懷念，也說明了老師留下的感召力長久地存在于人間。當此學問之道日見落寞之際，這種有志“薪盡火傳”的精神無論如何總是令人起敬的。

        

        1993年7月22日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