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設立建州衛招撫女真

        15世紀中葉，朝鮮世宗大王命人用“國言”（諺文）編寫了一首名為《龍飛御天歌》的長篇敘事詩，記述李氏朝鮮創建歷史。其中這樣描寫女真部落與太祖李成桂的關系：

        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蘭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劍，入衛潛邸，昵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真斡朵里豆漫夾溫孟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阿哈出，托溫豆漫高卜兒閼。

        “移蘭豆漫”為滿語ilan tumen的音譯，漢語的意思是三萬，指斡朵里、火兒阿、托溫三部，即元朝時蒙古人在女真故地所設的軍民萬戶府。元朝滅亡后，斡朵里和火兒哈部遭到東海兀狄哈的襲擊，被迫轉移到朝鮮半島境內，斡朵里的大多數部眾定居在介于兀狄哈和高麗勢力間的圖們江上游右側的斡木河（阿木河）一帶。

        “夾溫孟哥帖木兒”，夾溫即金、元時期女真之夾谷氏，漢姓曰仝，也作佟或童，正是《李朝實錄》中記載的童猛哥帖木兒，也就是后來被清朝追尊為肇祖的孟特穆。大約在公元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猛哥帖木兒襲父職為豆漫，領導部族繁衍生息。

        元末明初之際，高麗趁亂向鐵嶺北部推進，招撫女真部落歸附。1374年（明洪武七年），高麗內部發生政變，恭愍王被弒，新上臺的辛禑王改變親明政策，轉而支持北元的勢力，聯絡據守遼東的納哈出集團。

        明朝為切斷高麗與北元的聯合，向東北地區挺進，招撫各地女真首領，勢力逐漸到達圖們江流域。同時，高麗也展開對圖們江流域的滲透，企圖將該地的女真人納至自身的控制范圍內，以便要求明朝承認其統治的既定事實。當時負責開拓東北面的高麗官員便是李成桂，最終“斡朵里、兀良哈萬戶、千戶頭目等即便歸附”，接受高麗的受職。據《李朝實錄》記載，朝鮮太祖四年（明洪武二 十八年）時，已有“吾都里（斡朵里）上萬戶童猛哥帖木兒”的字樣出現，這大抵是《龍飛御天歌》中所反映的女真部落與朝鮮早期關系的概況。

        明永樂元年（1403），成祖諭：“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撫之，使獻貢。”是年十一月，火兒阿（兀良哈）首領阿哈等赴京朝貢，明朝遂置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被賜名李誠善）為指揮使，負責招撫圖們江流域的諸女真。

        建州衛的設立和擴張使朝鮮感受到威脅，決意阻撓女真部落中頗富聲望的猛哥帖木兒步阿哈出的后塵。但是在成祖的堅持下，永樂四年（1406）三月，猛哥帖木兒終于到達京城，被授予建州衛指揮使的職銜。永樂九年（1411），猛哥帖木兒率部“徙于鳳州”，翌年，明朝將其從建州衛中析出，置建州左衛，命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

        猛哥帖木兒與明朝的關系極為密切，他不僅多次入朝進貢，還于永樂二十年（1422）追隨成祖北伐阿魯臺。但由于猛哥帖木兒“所居在達達（韃靼）軍馬路邊”，部族安全受到威脅，不得不請旨回到斡木河定居。

        自永樂二十一年（1423）至宣德八年（1433）期間，猛哥帖木兒居住在朝鮮半島，他積極協助遼東的明朝官員，招撫叛人楊木答兀，歸還被野人所虜的漢人百姓，遂于宣德元年（1426）被升為都督僉事，八年（1434）又升為右都督。猛哥帖木兒還幫助朝鮮抵擋由海上入侵的倭寇，以及北部兀狄哈的騷擾，因此被朝鮮人視作“東北面之藩籬”。

        但是，猛哥帖木兒的行為卻遭到楊木答兀和兀狄哈人的報復，宣德八年，楊木答兀襲擊建州左衛，猛哥帖木兒及其長子權豆為明朝獻出了生命。

努爾哈赤如何在大明和朝鮮的夾縫中崛起？

        明英宗正統二年（1437）到正統七年（1442），建州衛一分為三，由猛哥帖木兒之次子董倉、其同母異父之弟凡察、阿哈出之孫李滿住主掌。他們改變了父祖時代建州女真對待明朝的態度，一面接受冊封，對明朝貢，另一面卻又“屢寇遼東，俘掠邊氓”，還多次進犯朝鮮，掠奪人畜。

        于是，明朝和朝鮮決定聯合出兵討伐建州。成化三年（1467），董山、李滿住相繼被殺。

        建州女真受到嚴重打擊，直到王杲出現后才有所恢復。王杲是建州左衛的“巨酋”，“建州諸夷，悉聽杲調度”，然而在萬歷二年（1574）時，他卻為遼東總兵李成梁所擊潰。王杲死后，其子阿臺遂伺機為父報仇，欲在古勒城東山再起，成為明朝邊患。萬歷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度興兵，搗毀阿臺的根據地古勒城。

        阿臺曾娶努爾哈赤祖父覺昌安的長子禮敦之女為妻，當他遇難時，覺昌安攜 努爾哈赤之父塔克世前往古勒城，試圖救回孫女，最終卻死于戰火之中，這便是日后努爾哈赤起兵時宣稱的“七大恨”之首。但是，在明人的資料記載中，都言覺昌 安、塔克世為明軍征討阿臺作向導，死于陣，兩人皆有“殉國之忠”。同樣一件事，雙方的表述卻出現如此顯著的差異，真是非常有趣。

        明朝準許努爾哈赤承襲其父祖的都指揮職，賜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以示安撫，他也自此開始了征戰的一生。等到明萬歷十六年（1588）時，努爾哈赤不僅消滅了被其視為殺父仇人的尼堪外蘭，還統一了蘇克素滸、哲陳、董鄂、渾河和完顏等建州五部。萬歷十七年（1589），明朝以努爾哈赤“勢最強，能制東夷”，特加封為都督僉事，努爾哈赤“既竊名號，耀夸東夷，勢愈強，控弦數萬”，他的崛起也引起了朝鮮的注意。

        16世紀末，豐臣秀吉完成統一日本大業后，于1592年（明萬歷二十年）出兵侵犯朝鮮，朝鮮史書稱為“壬辰倭亂”。朝鮮為明朝藩屬國，請求“天朝速來救濟”，明朝最終決定派兵援朝御倭。

        這場戰爭并不僅是明-朝-日三方之間的角逐，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東北亞的勢態。例如，努爾哈赤就曾主動請纓，“征殺倭奴，報效皇朝”。

        兵部令遼東都司移咨有曰：今據女真建州貢夷馬三非等告稱，本地與朝鮮界限相連，今朝鮮既被僑奴侵奪，日后必犯建州。 奴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如今進貢回還，對我都督說知，他是忠勇好漢，必然威怒，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

        明朝亦有意動，故將他的請求告知朝鮮，“中原力弱，亦欲以老乙可赤除倭賊”。但是，朝鮮方面卻表現出 堅決反對的姿態，這是由于歷史上朝鮮與女真的沖突不斷，深恐其“陽示助順之形，陰懷狺噬之計”，明朝只好拒絕了努爾哈赤的請求。幾年之后，第二次御倭戰爭 爆發時，努爾哈赤再次請求出兵，依舊被朝鮮所拒絕。

        盡管努爾哈赤的援朝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這場戰爭卻給建州女真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會，他將勢力伸向長白山女真和野人女真的部落，并挫敗了海西女真（葉赫、烏拉、哈達、輝發四部）主導的“九部聯軍”的進攻。

        這一時期的女真與朝鮮的交往，主要圍繞著邊民越境的問題展開，很多朝鮮人為躲避戰火逃到遼東境內，融入了當地女真人的社會，也有不少女真人進入到朝鮮境內，采集人參等物。

        萬歷二十三年（1595），朝鮮與女真就發生了邊境沖突，一些建州女真人越過鴨綠江，到達朝鮮江界府渭源郡采參，朝鮮“官兵將韃子殺死數多”，努爾哈赤揚言要興兵報復，“胡人冒入渭源采參之時，不為縛送，反為殺害，一根草偷竊，其罪幾何而盡殺之乎”？

        朝鮮無法遏制建州的勢頭，只好請求明朝進行調停,“諭以皇朝禁令，俾無造釁動兵之患”。最終，明神宗遣人前去努爾哈赤處宣諭，告誡女真切勿輕舉妄動，并要求 朝鮮與建州各守封疆，禁止私下往來。這大概是出于一種地緣政治的考慮，唯恐勢力漸強的女真與朝鮮聯手，影響到遼東的穩定。

        同年十一月，朝鮮為消弭與建州的緊張關系，并探明虛實，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十二月二十八日抵達建州，翌年正月初五日返程歸國。申忠一回國后，將此行的經歷和見聞編制成《建州紀程圖記》，這是研究十六世紀末建州女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軍事狀況珍貴史料。

        在建州期間，雙方約定：此后雙方恪守疆界，“兩國如一家，永結歡好，世世無替”，若再發生越境采參事件，切勿濫殺。建州還主張在惠山設鎮，“以遏冒境胡”，實際上是意圖進一步。申忠一則以“此非我之可所擅斷”為由予以婉拒。

        這是努爾哈赤時代，朝鮮與建州女真之間的首次正式交涉。值得一提的是，申忠一在與女真人打交道時，展現了出色的談判技巧，面對女真官員的咄咄逼人，申忠一與之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這種火藥味十足的交涉是16世紀晚期東北亞局勢的寫照。

        經歷了兩次倭亂，朝鮮內部百廢待興，而女真尚無力挑釁日薄西山的明朝，發起對朝鮮半島的全面侵略，因此無論面對明朝還是朝鮮，努爾哈赤都表現出極度的恭順，他甚至在明朝使者面前說道：“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邊，非不為恭順也。”

薩爾滸之戰：女真挑戰明朝，朝鮮兩頭觀望

        隨著女真走向統一，勢力日盛，努爾哈赤對待明朝與朝鮮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萬歷三十四年（1606），建州女真入侵朝鮮，攻陷潼闕關，殺僉使等200余人，朝鮮請求明朝阻止努爾哈赤的行動，但明朝對努爾哈赤的所作所為難以彈壓，因為努爾哈赤對明朝的不恭敬也逐漸走向表面化了，等到萬歷四十二年（1614），明遼東備御官蕭柏芝到達建州，與努爾哈赤會面時，兩人竟然不歡而散。

        蕭備御偽稱大臣，乘八抬轎赍書至，命叩接帝旨，威逼恐嚇，羅列種種惡言，奢談古時成敗之例。

        聰睿恭敬汗曰：“對惡言恫嚇之書，我為何跪拜耶？遂以惡言對惡言，而以善言對善言，未覽其書即遣之回。”

        戰爭一觸即發。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后金政權，翌年致書朝鮮：我于南朝（指明朝）有怨，欲為報復。貴國若助南朝，當以一枝兵往。

        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興兵發動起對明朝的全面戰爭，先后攻陷撫順、清河等鎮后，明朝派出大軍反擊，這就是薩爾滸之戰。

        在這場戰爭中，明朝和女真都試圖籠絡朝鮮，卻使得朝鮮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早在1618年4月， 朝鮮方面就接到了明朝要求“合并征剿”的咨文，朝鮮內部的大多數官員都主張興師響應明朝。然而，朝鮮國王光海君卻并不愿意介入這場戰爭，不僅是由于他與明 朝因冊封問題的歷史恩怨，更重要的是，光海君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的形勢變化，“老酋（努爾哈赤）桀驁，雖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舉剿滅”，況且“壬辰倭亂”使朝鮮山河破碎，“以不教弱卒，驅入賊窟，比如群羊攻虎，無益于征剿，其在我國反有不守之憂矣”。

        但是，朝鮮與明朝已經保持了兩百年的宗藩關系，“義雖君臣，情猶父子”，在1592—1598年期間，當朝鮮遭到日本侵犯時，明朝更是先后兩次派軍援助，才使其避免了亡國之災，于情于理，朝鮮都不能拒絕明朝的要求。

        同時，后金也在給朝鮮施加壓力，“朝鮮與我將無嫌怨，謹守封疆，勿使動兵”。光海君只好委婉周旋于明朝和努爾哈赤之間，這種兩端的外交手段也為光海君的下臺埋下伏筆。

        最終在明朝的反復催促之下，1619年2月，朝鮮派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率領一萬余人，度過鴨綠江，與明朝合兵。3月，明遼東經略楊鎬督率四路大軍，向后金赫圖阿拉城進攻，朝鮮援軍被編在由總兵官劉鋌率領的東路軍隊中。很快，3月4日，東路軍隊被后金擊潰，劉鋌戰死，姜弘立投降。

        事實上，朝鮮援軍并未全力作戰，早在戰前，光海君就對主帥姜弘立下達了不抵抗命令。甚至在東路聯軍尚未戰敗的前一日，后金也得到了朝鮮不會力戰到底的情報，“會寧府使開諭，言我國迫不得已發兵以送，當在唐陣之后”。

        此后的幾年間，朝鮮與努爾哈赤就戰俘歸還、訂立盟約、互市等問題，進行了較為頻繁的交涉，兩國大體保持了穩定的關系。但是由于毛文龍的問題，后金與朝鮮時有不快發生。

        毛文龍是駐扎在朝鮮的明軍將領，后來以皮島為據點，不斷騷擾后金腹地，阻撓后金與朝鮮的貿易。光海君清醒地意識到，如果允許毛文龍長期駐扎在朝鮮，終究會惹惱后金，“啟我國不測之禍”，但囿于傳統的宗藩之義，朝鮮并不敢得罪毛文龍。

        但是，努爾哈赤深恐朝鮮與明朝勾結，導致后金兩線作戰，數次遣人對朝鮮進行威脅恫嚇，甚至在1621年時派其侄阿敏率領數千名士兵穿過鴨綠江，到朝鮮境內襲擊毛文龍的軍隊，此后也多次派軍進入朝鮮搜捕毛文龍。

        1623年，朝鮮內部爆發了宮廷政變，光海君被推翻，仁祖登上王位。光海君被廢黜時，他的罪狀之一就是其對明、后金兩端互不得罪的外交政策，“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因此仁祖政權的合法性，也就必然要體現在外交策略的轉變之上。

        后金派去朝鮮探聽消息的官員，也得到朝鮮政權變動的情報，并帶回了一個名叫韓潤的朝鮮人，他的父親韓明璉受到“李適之亂”的牽連被誅殺。投奔后金后，韓潤 “盡輸本國事情。又誑被拘諸將姜弘立等以父母妻子，盡被誅夷，為誘賊東搶之計云”，極力鼓動后金出兵攻打朝鮮，使得努爾哈赤對朝鮮的態度有所轉變，甚至去信毛文龍，勸說其歸降，并與后金合攻朝鮮。至此顯而易見的是，戰火波及到朝鮮半島本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終于在1627年，努爾哈赤去世之際，皇太極以朝鮮未派人吊賀為由發動軍事戰爭，給東北亞的局勢帶來新的變化。這就是韓國歷史上所稱的“丁卯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