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長期以來，傳統中國是專制國家這個說法作為不證自明的論斷被大多數人接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在其文章《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中對“專制”說的產生、傳播過程進行了考察，重新思考自近代以來流行中國的“專制”說。

        近日，中西書局出版《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其中即收錄此文，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此問題采訪侯旭東教授。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

        澎湃新聞：長時間以來，我們都認為中國自秦代以來即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是中學教科書就已形成的“常識”。這個“常識”是何時開始出現的？

        侯旭東：這個“常識”清末就開始在國內傳播，初步形成于民國時期。1904-1906年分三冊出版的夏曾佑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涉及秦以后的很多問題，都使用了“專制”或“專制政體”的說法。此后，不少歷史教科書都有類似的表述，我看過的有：

        1914年鐘毓龍編的《新編本國史教本》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秦之內治”（上海：中華書局，1914年初版，我看到的是1920年出的第16版）。

        1924年顧頡剛、王鐘陵編，胡適校訂的《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1932年周予同著《開明本國史教本》上冊，第三編“中古史——中央集權制的確立與平民革命的暴興”（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第60頁）。

        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華本國史》上編，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第108頁）。

        沒有看到的自然還有不少，不過，可以推想，帶有類似提法的一定不少。不過，那時能接受新式中學教育的人還是少數，在4億國民中這類人的比例不大，因此這一說法的影響很有限。

        

        1949年以后，隨著小學、中學教育的逐漸普及，以及這一論斷進入1956年以后的各版中學歷史教學大綱，這一說法成為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標配”，經過幾十年來年復一年的課堂教學，植入人心。       

        澎湃新聞：民國思想界如何思考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體”？

        侯旭東：當時無論思想背景是左還是右，推崇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除錢穆之外，各派都一致認定中國自秦代以來的王朝時期，一直到清末，二千多年都屬于“專制政體”，皇帝是“專制皇帝”。1940年代末，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一番話，道出了當時思想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

        說是“公認”一點也不錯。當時唯一持不同看法，且站出來唱反調的是錢穆。目前所見，至少從1939年起，錢先生就反復撰文批駁這種看法（見于他的《國史大綱》、1941年10月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1945年3月發表在《東方雜志》的《中國傳統政制與五權憲法》等），認為稱中國傳統政治為“專制”是“自鄙”，在他看來，中國的政權屬于“信托政權”，后來還提出其他不同的說法，如“士人政府”，甚至“民主政體”等，不過，錢穆的說法一出，就遭到來自不同陣營的蕭公權、胡繩的批駁。

        

        澎湃新聞：“專制”最初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侯旭東：應該說是用來指代despot, despotic, despotism這一含義的“專制”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因為“專制”是個古已有之的詞匯，《左傳》、《韓非子》等先秦文獻中就多次出現。那時它的含義和今天的流行意義有很大的不同，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類等掌管應屬于君主的職權，又分為受命專制和不受命專制兩種。這個詞和despot聯系在一起，是來源于日本明治維新后對西方政體概念的翻譯。

        日本古代文獻中也有“專制”一詞，含義和中國古代一樣。江戶時代后期日本開始了解和翻譯西方政治學著作，接觸到西文中的despotism一詞，幾經反復，最后采用舊有的“專制”一詞來與“despotism”對應，時間大概是在1876年日本人何禮之日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當時譯作《萬法精理》）。這本書中不但使用這個概念，還有中華帝國是專制國的說法。此后，日文中“專制”便開始帶有政體的含義，并成為落后政體的代名詞。

        甲午戰敗后，中國人開始到日本留學，接觸到這一觀念與關于中國的論斷，時間是1899年，目前看到最早使用這個概念的是梁啟超，目前看到的最早出處是1899年4月20日的《清議報》，他在譯作《各國憲法異同論》的前言中使用了“專制政體”一語。

        1901年以后，越來越多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不論派別，從革命派到保守派，都接受了這一說法與論斷。借助這批留學生，這個概念與論斷迅速傳入中國，辛亥革命前后，甚至很多清政府的官員也都在使用這一說法。        

        澎湃新聞：與“專制”直接相關的是“政體”，這樣一個對政體進行分類的概念為何在近代中國語境中具有“負面”意義？

        侯旭東：“專制政體”(despotism)概念是西方政治學上一個對政體進行分類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這個概念為近代中國推翻清朝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現在之所以要回過頭去進行“知識考古”，挖一挖這個概念生產、傳播的過程，是因為這個概念以及秦代以來是專制政體的論斷已經成為學界研究不證自明的前提，也是廣大國民評判歷史的一把不言而喻的重要標尺。這是它帶來的最大危害。

        有一故事，略可見“專制說”的影響，也可說是危害。錢穆《師友雜憶》中回憶說：上個世紀30年代初，他在北大歷史學系教書，想開設中國政治制度史，系主任不同意，“大意謂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錢穆反復爭取，才獲準開設。剛開設時竟只有人聽而無人選這門課，后來還是法學院院長動員了政治系的學生來選聽。

        現在一提到中國古代王朝時期的政治，大家就會不加思索地概括為“君主專制”，而且認為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這是一種帶有強烈價值判斷的論斷。抱著這樣的論斷去看歷史，就好比色盲的人看大千世界，有些顏色無法分清，看到的畫面總是帶有偏差。這種狀況無論對于認識過去，還是現實，都是有害的。

        我捋了一下這個概念與論斷的來龍去脈，發現其中問題多多，最關鍵的是當時接受這一論斷時，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去進行思考與研究，出于革命的需要，如獲至寶，當作公理而接受下來的，而在西方這一說法的產生，也不是什么經過認真研究后得到的結論。是先有結論，后找材料，論證的程序上存在問題。

        講了一大通，目的無非是提醒大家，現在需要把這個論斷放在一邊，重新回歸史料，去歸納中國古代政治運作的情況，重新考慮中國古代的政體該如何概括，不應陷在西方的政體概念中無以自拔。盡管新的研究無法擺脫立場與前提，觀察角度一定會各有不同，但只要對自己的立場與角度有足夠的自覺，便可以更加貼切地把握過去。當然，秦以下的王朝史二千多年，要作的工作很多，需要的時間一定不會短，耐心必不可少。我也在朝這方向努力，不過，到現在也還不能說有什么成熟的答案。   

        澎湃新聞：您說，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專制”說是一種“自我東方化”。如何理解？

        侯旭東：這里借用了薩義德《東方學》的說法。西方人將中國視為專制帝國，是一種東方主義的描述，是一種曲解，中國知識分子不加分辨就接受這一論斷，實際是在替西方人宣揚東方主義學說，屬于自我矮化與自我貶低，即我說的“自我東方化”。這是近代以來以進化論為標尺，以西方為參照，強調傳統/現代二分，將中國過去視為傳統與落后的一個極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