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博士馮軍旗八年前在“城市社會學”選修課上的一篇課程論文《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走紅網絡，論文調查了北京八所院校附近的復印產業，發現湖南新化縣人經營的復印店市場占有率達到65%。而一篇來自湖南長沙紅網的關于新化復印店的報道數據則稱：目前，擁有140萬人口的新化縣有十多萬人從事復印相關行業，5萬家復印店遍布全國各縣市，占據了全國復印店的80%，同時還幾近壟斷了全國每年15萬臺的二手復印機市場和大部分辦公耗材經銷。

        通過“人找人”式地擴大研究網絡，第一次進行社會學研究的馮軍旗發現，新化人對全國復印機、打印機市場的占領，是在從“文革”后期至今的幾十年歷史過程中逐漸完成的。馮軍旗通過對其中幾個關鍵人物生命史的訪談，梳理出一條從復印機維修技術人員通過地緣、血緣網絡中的技術“傳幫帶”，到走私國外二手辦公耗材，再到資本積累后投資辦公耗材的產業發展歷史。

        這篇論文被意外重新挖掘并被自發廣泛轉載，關注點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讀過大學，又對湖南口音有敏感性的網友們都紛紛表示，這與他們長久以來疑惑的“為啥打印店老板都一個口音”這一日常經驗完全一致：“感謝作者解開了我們心中的千古之謎”，“也感謝湖南婁底人，是你們讓復印打印的成本變得這么低。”

        而作為一個技術傳播與貿易網絡形成的商業案例，新化與辦公耗材間的關系，也被不少讀者解讀為“中國式的地域產業”。以“能人”掌握一門新技術為始，再通過地域關系完成人力資源積累，這一過程深深鑲嵌于血緣、親緣與地緣關系結成的人情網絡中，從師徒相傳的復印機維修技術到二手復印機地下購入渠道，也皆因此具有較強的排他性。

        在近期一次《南方都市報》的訪談中，馮軍旗認為，新化人對行業的壟斷依靠的是內部占有了“國際貿易-專業市場-店鋪”這一完整產業鏈，故而能壓低價格，打價格戰。“各個環節的價格，在新化人內部是透明的，對外人則是一個黑箱。”此外，他們對維修技術的掌握，也是控制市場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這一被馮軍旗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產業擴散型經濟”現象，并非新化獨有。例如，江西安義縣人在全國加工銷售鋁合金，也壟斷全國75%鋁型材市場。在世界范圍內的傳統社會向商業社會轉型過程中，血緣和地域都是人際網絡組織的關鍵因素，從日韓家族企業到香港菲傭市場莫不如此。這篇課程論文因貼合個人生活經驗，講述了一個“小知識”而被網友廣泛轉載。但技術習得、產業發展與政經環境間的互動關系，這些在經典產業社會學研究中的問題，在馮軍旗這篇論文中并未被詳細展開。

        從馮軍旗2011年的博士論文《中縣干部》或許可看出，其研究旨趣似乎更偏重于“關系型”社會研究。走關系、靠關系、拉關系又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感知與實踐的社會現象，所以，這類研究往往很容易從學院擴散到民間，吸引普羅大眾參與討論。

        《中縣干部》因為有官場走關系內容，而被輿論塑造成官場揭弊文本。當時，馮軍旗借在中部某縣掛職兩年的機會，采訪了160個副科級以上干部，試圖通過搜集個體官員仕途軌跡，展現中國基層政治生態。2011年9月，《南方周末》對該論文進行了題為《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的摘取式報道，造成不小轟動。南周僅僅是有選擇地報道了論文中“政治家族”一節。“家族”指的是血緣和姻緣的集合體。根據一個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干部為“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為“小家族”。在中縣，馮軍旗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實際上，南周的報道有斷章取義之嫌，盡管“政治家族”是真實存在的現象，但是報道并沒有回答：中縣的干部中屬于政治家族的比例是多少？如果大部分并非政治家族，那這個現象的研究就失去意義。另外，無法說清楚政治家族成員初職獲得是靠自身能力還是靠家族關系，或者兩個因素孰輕孰重？也沒有解釋政治家族內部的姻親締結是在走上仕途之前還是之后？換言之，政治家族可能只是小部分現象。也可能干部子女傾向于自我選擇當公務員，或者嫁或娶公務員。

        論文中不支持政治家族自我繁殖的關鍵信息，在當時南周的報道中都被故意忽略。比如，中縣干部的家庭背景，只有20%來自于干部家庭，80%是非干部家庭。中縣干部領導的初職獲得，主要來自于大中專畢業生分配，高達80%以上是大中專院校培養的。13%是軍人轉干部。唯一可能走關系的吸收錄用渠道只占6%。而且國家2001年后停止了吸收錄用政策。還有，馮軍旗在結尾中承認，“干部晉升過程中的全部因素無法搞清”。

        澎湃新聞之前報道，高達82％的人文學科、32%的社會科學論文從未被引用和閱讀過。馮軍旗的兩篇論文卻都得到傳播上的巨大成功，閱讀量與轉載量與同行論文不可同日而語。不少人，包括學術界人士都依此稱，中國社會學應該多關注這些與人們日常經驗緊密相關的“真問題”。然而細讀馮軍旗的兩篇研究文本即可發現，其傳播邏輯得以形成的關鍵，或許并不在研究本身有一套對社會事實形成原因的深層解釋，而是其中有諸多恰好符合讀者日常經驗與想象的部分。其中挑戰日常經驗的部分，甚至在媒體的傳播過程中被刪減和忽略了。馮軍旗論文的走紅，是否可作為學術生產進入大眾傳播的一正面案例，似乎尚存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