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與“里子”

        王家衛導演的電影《一代宗師》里有句臺詞說，“人這輩子，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能耐是其次的。”套用這個說法，在學術圈里，人們往往只盯著光鮮亮麗的“面子”，而看不見躲在幕后，真正起作用的“里子”。對于民國時期的學院政治而言，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這些人，當然是臺面上的人物；而本文所要討論的湯爾和，則屬于“里子”型的角色。

        曾任教于北大的沈尹默晚年回憶說，蔡元培是舊中國一個道地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權位欲，因書生氣太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等人包圍；到北大初期，受二馬（幼漁、叔平）、二沈（尹默、兼士）、錢玄同、劉半農及周氏兄弟包圍，亦即所謂“某籍某系”；后至中央研究院時代，又受胡適、傅斯年等人包圍，死而后已。

        在這幾重包圍圈中，湯爾和對蔡元培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尤其是在一些關系出處進退的關節點上，如蔡元培執掌北大，陳獨秀應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又因私德問題被解聘，“五四”后蔡元培離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這一系列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潮影響深遠的事件，多少與湯爾和這層“里子”脫不了干系。

        而“里子”與“面子”的區別，若以胡適與湯爾和作比較，兩人均出入于學與政之間，前者憑文學革命之勢暴得大名，可以說是一輩子活在金魚缸中的公眾人物（Public Man），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牽引著時人的目光；而被視為“策士”、“謀客”的湯爾和，雖歷任國立北京醫專校長、教育次長、教育總長、財政廳長兼鹽務署督辦、俄國庚款委員、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等職，其在民國學術史、教育史、政治史上卻更像是影子般的存在。

        很少在公眾場合聽見他的聲音，只有在某些關鍵時刻，從局中者的事后追述或書信、日記這類材料中，間或能窺見他的身影。不過時機一到，不甘寂寞的“里子”也會翻過來充當“面子”，如1937年北平淪陷后，湯爾和在華北文教界扮演的角色。而這段與日偽合作的經歷，使湯爾和成為有污點的“里子”，極少被人提及。

        湯爾和為何甘愿做“里子”？或許歸因于他對“政治”的理解。在1937年《輿論周刊》的創刊詞中，湯爾和宣稱自己本不愿談政治，作為一個“外行”，他以為“談政治，第一要知道事實，事實就是內幕”。政治這樣東西，在湯爾和看來，外表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一旦掀開內幕，真是說不得，所以他堅信“政治是齷齪東西，政治生活是下流職業”。

        在“我的朋友胡適之”四十大壽之際，湯爾和送了一副對聯：“何必與人談政治，不如為我做文章”，借此表明自己“不談政治”的姿態。表面上看，湯爾和好像與胡適一樣都患有某種政治上的“潔癖”，但這種“潔癖”背后的政治觀卻大不相同。王寵惠內閣下臺后，湯爾和曾對胡適說：

        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是一個世界。

        此時以《努力周報》為陣地，熱衷于談政治的胡適，并沒有接受湯爾和的“忠告”。談政治的人不免有一種“妄想”，明知說的和行的是兩個世界，但總想把這兩個世界拉攏一點，讓“事實”逐漸靠近“理論”。這是胡適——不愿摻和現實政治的輿論家——的信念。

        正因為湯爾和將政治等同于事實，又把事實等同于內幕，所以才甘做幕后的操控者。湯爾和固然不是在官場中打滾的職業政客，在民國政壇上只能算一個串場的“票友”，但他也不愿做隔靴搔癢的學者型政論家。按照湯氏“碰壁”后的經驗之談：

        政治這樣東西，拿衣裳來比喻，它絕不是一件單衣，乃是有表有里，并且表里之間還夾著棉花，或者是絲綿、駝絨等等，你如光看表面，直等于癡人說夢。

        這番甘苦之言，或許道出湯爾和在民國政壇及學術風潮中寧愿充當“里子”的內情。

胡適秘藏書信中的湯爾和日記

        我最早是從黃山書社影印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得知湯爾和日記的存在。要了解民國學術思想史的“內幕”，日記、書信是必不可少的一手材料。近現代學人的日記，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寫給自己看的，以記事為主。如周氏兄弟的日記，只記書札往還、來客訪友，幾乎是干癟的流水賬簿。另一種則是寫給別人看的，或刻意經營、預備傳世的。最典型的莫過于胡適日記，日記被其視為“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從中可看出他文學主張、思想演變之軌跡。

        從1935年12月23日胡適致湯爾和信中，可以窺見湯氏日記的基本形態：“先生日記之有恒，真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每日讀書有記，治事有記，而幾十年不斷，是真不易得！”由此可知湯爾和日記的內容，大體包括讀書、治事兩方面，尤為可貴的是日記的持續性——“幾十年不斷”。

        據湯家后人回憶，湯爾和過世后，其次子湯器（字不器，曾留日習醫，獲得日本慶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原保存有全套日記，“文革”期間被抄走。日記是三十二開本，每本厚度不到兩指寬，寫在商務印書館印制的“當用日記”上：洋裝硬皮，豎排，右縫合，一天一頁，前面有兩三行是印好的，用以填寫日期、天氣、來往通信。民國時期的湯爾和日記，每年一冊，約有三十四五本，到民國二十五年為止。民國以前也有日記，但記不清是什么樣子的。關于日記所用的書體，據說早期是用行書，后期用孫過庭那樣的小草（據2009年9月25日筆者與湯器長子湯東來先生的通話記錄）。

        1935年胡適向湯爾和借閱了民國六、七、八年（1917-1919）的日記。索閱湯氏日記的目的，是為了查清1919年3月26日夜，北大開會決議解聘文科學長陳獨秀之內幕。胡適以為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

        這一說法未免有“倒放電影”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認這一時期湯爾和對蔡元培的影響力，單就辭去陳獨秀一事而言，3月26日夜之會，雖有沈尹默、馬夷初在后面“搗鬼”，然蔡元培最看重的還是湯爾和的意見，故胡適信中說：“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馀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可惜湯爾和在日記中并未詳述此會之內情，僅在3月27日補記一筆：“昨以大學事，蔡鶴公（元培）及關系諸君來會商，十二時客始散。”關于此事之余波，胡適從1919年湯爾和日記中還摘錄出一條十分生動的史料：4月11日，湯爾和回寓“途中遇陳仲甫，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哂已”。怒目而視云云，頗符合陳獨秀褊急的性格。但胡適將3月26日之會視為1920至1930年代思想界分化，左翼思潮興起并與自由主義對峙的導火索，或夸大了陳獨秀個人的歷史作用及北大“英美派”對其的牽制力。

        不無反諷意味的是，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亦有賴湯爾和之提議。1933年蔡元培為《獨秀文存》作序時透露，1917年他執掌北大后，與湯爾和商及文科學長人選，“湯君推陳獨秀，說獨秀即仲甫，并以《新青年》十馀本示我”。

        在1919年3月26日會上，湯爾和主張開除陳獨秀的理由是“其私德太壞”，而蔡元培作為進德會的提倡者，即便有意保陳，遇到嫖妓之類的問題，也難以自違其說，為陳辯護。胡適卻以為“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的私德問題，不過是外間敵視新思潮者用來攻擊北大領袖的一種手段，而蔡、湯諸人處理此類問題時，“道學氣”太重，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正墮入奸人的圈套。胡適翻檢1918、1919年的湯爾和日記，見其每日抄讀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始悟八年三月之事，亦自有歷史背景”。

        圍繞陳獨秀離開北大一事，胡適細讀并抄錄了1919年湯爾和日記中的部分內容，并加跋語評價說，“此冊記‘五四’風潮、六三、挽蔡孑民、用蔣夢麟代理北大等等，都最詳，是很好的史料。”胡適身為北大教授兼新思潮的領袖，也是這些事件的旁觀者甚或局內人，在他眼里，湯爾和實際上是“五四”前后操縱北京學潮的主要人物，“自命能運籌帷幄，故處處作策士，而自以為樂事”。讀湯爾和日記使其“稍明了當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見史料之可貴”。

 “孰持煎餅補天穿”：淪陷時期的湯爾和

        湯家后人聲稱，1937年北平淪陷以前，湯爾和日記基本上是完整的，但淪陷以后就沒有了。這或許是為親者諱，因為就常理而言，寫日記一旦形成習慣，且幾十年不曾間斷，似乎沒有淪陷后即停筆的道理。湯爾和日記若存世，其最有價值的部分，除了胡適書信中摘錄的“五四”前后那一段，當屬1937年北平淪陷以后，到1940年11月湯爾和因病去世這三年。

        據徐樹撰寫的《湯爾和事略》，盧溝橋事變后，年屆六十的湯爾和參與組建日偽扶植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任議政委員會委員長、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部總長。其在文教方面的舉措：首先著手糾正思想，設立師資講肄館，對中小學教員實施再教育；設編審會自兼會長，主持審核、重編中小學教科書；先后籌建偽北大文理農工醫五大學院，兼領偽北大總監督之職；此外復建師范學院、女師學院、外國語專科學校、藝術專科學校等；設立東亞文化協議會，被推選為會長。汪偽政權“還都”南京后，湯爾和被任命為憲政實施委員會常務委員；迨“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繼任該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從這一長串履歷可知，事變后湯爾和始終處于華北文教界的權力核心。

        湯爾和去世后，偽北大醫學院名譽教授永井潛回憶說，很多人都以為湯爾和是容易相處的“好好先生”，這種觀察好比是“對于萬丈深淵，但見一碧如鏡的水面，而忘卻其下涌動的暗流”。永井潛借用德國醫學及心理學泰斗克雷久馬的理論，從體質與心性的關系入手，分析湯爾和在政、學之間的徘徊。

        根據克雷久馬的假說，凡是細長型體質的人，多體現出“分離心性”，而肥厚型體質者則多具有“循環心性”。“分離心性”的特質是理想主義、消極隱退、非社交性的；反之，循環心性者則多是積極進取、處事圓融、易于與外界協調的。據永井潛觀察，湯爾和的體質屬于典型的細長型，其性格中含有七分的“分離心性”和三分的“循環心性”。七分的“分離心性”使其成為“中國的新醫學之父”、“文運的中心勢力”；而三分的“循環心性”，又使其不甘做象牙塔中的專家學者，甚至不甘做幕后軍師，故而在盧溝橋事變后，躍升為華北文教界的頭面人物。

        據湯爾和的學生劉兆霖回憶，偽“臨時政府”成立后，湯氏以一身而兼數要職，乃自定時間表，如某時在何處治事，免人奔走尋覓。而住在湯宅附近的永井潛，追述淪陷時期湯爾和“恪勤勵精”的姿態：“警備車的響動，每天早晨發出凄厲的聲音，有時驚醒了不覺曉的春眠，有時振蕩著嚴冬的大氣。這恰像是一種信號，報告湯教育總長的出門辦公。”湯氏老友馬敘倫亦謂“其居偽職時，出入警蹕，所經通衢，行者止以待其過”。

        曾就職于偽教育總署的臼井亨一，比較湯爾和與周作人這兩任教育督辦之行事風格：被稱為“文人督辦”的周作人并沒有像湯爾和那樣對政務投入全力，“時常是臉帶溫和的微笑，以對人間的深厚理解與玲瓏玉般的人格所發出的溫暖的包容力，統率教育界”（《雅俗兩道：教育總署的周先生》，收入方紀生編《周作人先生的事》）。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一書中，援引臼井氏的同僚重松龍覺的話說：周作人很少參與實際的行政事務，態度有點曖昧不清；而湯爾和是行與不行十分清楚的人，作為日本一方雖說是難對付的對手，但感覺是不錯的。

        作為政務家的湯爾和，與文人出身的周作人“威嚴決然不同”。按志智嘉九郎致木山英雄信中所言，湯爾和是一個頗有“骨力”的人，其與日方交涉的過程中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日本方面給教育總署撥款四十萬日元補助金，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讓教育總署出個收據，但湯爾和回絕說，一國政府因此而給別國出具收據，這是辦不到的。

        于此，日本人似乎有一種被對方威嚴所壓倒的感覺。這種強硬的外交姿態，即日本人感受到的“骨力”，或與湯爾和外柔內剛的性情有關。據說湯爾和性好花木，其執掌北京醫專時期，曾將教室前的幾株細柳易為松柏，并告誡生徒說：“吾人處世當如松柏之堅貞，雖經霜雪而不變。”《湯爾和事略》一文亦稱湯氏“生平喜松”，“自得翁常熟所書六松堂橫額，因自號六松堂主人”。

        北平淪陷時期，特別是“落水”以后，周作人寫了不少打油詩以表明心跡，其中有首七律未收入文集，題為《偶作用六松堂韻》，一名為《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韻》。此詩作于1939年9月12日，當時周作人已應湯爾和之邀，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而題目中的“六松老人”或“六松堂”，即指時任教育部總長兼偽北大總監督的湯爾和。詩云：

        正似群魚脫故淵，草間煦沫劇堪憐。

        四方引領失歸路，何處將身托愿船。

        漫策斷株追日沒，孰持煎餅補天穿。

        高歌豈必能當哭，夜色蒼茫未忍眠。

        首聯化用“草間偷活”及《莊子·大宗師》中“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典，形容事變后滯留在北平的文人學者的共同處境。頸聯則借用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的傳說，為事偽者辯護，自陳明知徒勞無功，亦不得不稍事補救之用心。末二句曾出現在周作人另一首詩的自注中，“夜色蒼茫未忍眠”即“流水斜陽太有情”之意，亦即周氏致廢名信中所說，“覺得有些悵惘，故對于人間世未能恝置，此雖亦是一種苦，目下卻尚不忍即舍去也”。

        1940年3月周作人曾將這首詩抄贈給其在紹興教書時的學生張一渠，隨后特地交待：“務請勿以任何形式發表，不但舊詩本不會做，近來亦不想有所揭載，徒供人作罵資也。”周作人不愿刊布此詩，未必是擔心詩做得不好，而是因為其酬和的對象乃淪陷時期華北文教界炙手可熱的實權人物湯爾和。此詩若被外間刊物揭載，豈非周氏甘愿“下水”的自供狀。故淪陷后期結集的《苦茶庵打油詩》及補遺均未收錄此作，并非因為“和韻難恰好”，問題在于和誰的韻。

        周作人晚年聲稱與湯爾和沒什么交情，雖說是同鄉，可接觸很少，“只知道他是個很世故、善詼諧，且頗有點權謀之術的人”（《“東亞文化協議會”為何物？》）。湯爾和發行《輿論周刊》，曾向周作人約稿。北平淪陷后，周氏受北大之托保管校產，常有事跑去接洽，從而交往漸密。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后，周作人被老友錢稻孫拉入偽北大文學院的籌備工作，更少不了與總監督湯爾和打交道。1940年湯爾和去世，周作人擬的挽聯是：

        一生多立經國事功，不圖華鬘忽萎，回首前塵成大夢。

        此出只為救民苦難，豈意檀度中斷，傷心跌打腠微言。

        舒蕪指出湯、周二人的交情不可謂不深，湯爾和死后，周作人又是參加治喪委員會，又是寫祭文、送挽聯，又是以不同的偽職身份接連出席不同的公祭。湯的百日祭、六十四歲陰壽、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無一次不參加（《歷史本來是清楚的：關于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問題》）。在東亞文化協議會召開的追悼會上，周作人在致辭中高度肯定了淪陷時期湯爾和“重建文教正統”的努力，謂事變后“立刻堅決地主張非復興文教不可，不顧危險挺身而出的，只有湯先生一人而已”。

        1942年周作人為“幼松”寫的《湯爾和先生》一書作序。據知情者說，作者“幼松”即湯爾和的次子湯器（瞿兌之《讀〈湯爾和先生〉》）。周作人在序中著力彰顯湯爾和“醫師”的身份，強調“醫術通于治道”，“蓋醫乃仁術，以解救疾苦為職志”。湯氏一生中治學行醫與從政參半，“其參與政事的期間也仍是醫師的態度，所謂視民如傷，力圖救護”。“解救疾苦”、“視民如傷”云云，與其說是表彰湯爾和之“醫德”，不如看作事偽者的自辯。

歷史的褶皺

        因為關心民國時期的學院政治，特別是淪陷期間華北文教界的狀況，我一直試圖尋找湯爾和日記的下落。偶然得知湯爾和的次子湯器（后以字“不器”行）建國后曾供職于南通醫學院，而南通醫學院1957年遷至蘇州，更名為蘇州醫學院，2000年并入蘇州大學。于是2009年我趁國慶長假，赴蘇州大學檔案館查訪湯器的相關資料。幾經周折，在桃花塢派出所找到湯器子女的戶籍信息，并與其長子湯東來取得聯系。

        據湯東來先生回憶，其父湯器保存的湯爾和日記，已在“文革”期間第二次抄家中遺失，抄家者為蘇州醫學院科室人員。“文革”結束后，曾發過一份返還清單，湯爾和日記則不知所終。1980年代湯家人向當年參與抄家者打聽日記的情況，據說還有四本，其他燒了！我循著幾條線索追尋殘存的湯爾和日記，可惜知情者或是閉口不談，或已移居他地，或躺在病床上，令人不忍深究。從湯家后人口中，我陸續得知抗戰勝利后湯氏家族的命運，始終籠罩在湯爾和事偽的陰影下。這些口述史的材料雖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內，但也是藏在歷史褶皺中的另一出悲喜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