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流亡歐洲，主要從事文字和口頭宣傳工作，俄國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擔任彼得堡蘇維埃主席。1912年巴爾干戰爭爆發后應《基輔思想報》約請，當過軍事記者。十月革命后擔任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重要領導工作，但仍然筆耕不輟，在國內戰爭和黨內斗爭中留下大量的著作。1929年被驅逐出境，流亡國外，更是集中精力從事寫作。

        他的一生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主要著作在中國解放前和解放后陸續被翻譯成中文，雖然在一段時間里成為禁書，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逐步解禁，終于被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人民文庫”。

        十月革命后從二十年代起開始給領導人出文集。在蘇聯出全集（文集）的第一是列寧，第二是托洛茨基，第三是季諾維也夫，當時都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文獻、革命文獻出版的。

        《托洛茨基文集》從1923年開始出版，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內斗爭中失敗，被解除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職務，最后被開除出黨，于是其《文集》的出版也就被中止，1927年出的第二十一卷為《過渡時期的文化》，可能就是最后一卷。這就是說，托洛茨基的《文集》至少有二十一卷，不過國內能看到的《托洛茨基文集》只有十三卷。        

        在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中，托洛茨基與列寧齊名，他的著作也被及時介紹到中國。當時的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些小冊子，例如1921年出了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記實》，周銓翻譯。此書俄文原名為《從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出版，中文版出得相當及時。托洛茨基是十月武裝起義的總指揮，接著又組建紅軍，直接參加了在布列斯特同德方的和談，作為一系列事件的親歷者，此書應是最早系統介紹十月革命經過的著作。

        1918年托洛茨基出版《布爾什維克與世界和平》，1922年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詮翻譯的此書，書名為《多數黨與世界和平》。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顯然有助于國人了解俄國的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

        十月革命后，第二國際理論家考茨基寫作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19），指責布爾什維克違背自己早先的諾言搞恐怖主義。列寧為此寫了《資產階級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列寧全集》第37卷，174-185頁）一文予以批駁。不過這種短評性質的文章顯然是不夠的，于是由托洛茨基執筆寫作了《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1920）一書進行系統的反駁。

        當時在俄共黨內有能力同考茨基這類國際大理論家展開論戰的除了列寧，只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人，所以涉及重大理論問題的文章和決議一般都由他們起草和寫作。此書很快被翻譯成英文和德文出版，中國也沒有落后，1922年，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羅慕敢翻譯的托洛茨基的《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一書。

        列寧逝世后，托洛茨基寫作出版了小冊子《論列寧》（1924年）。1933年南京國際譯報社出版了韓起翻譯的《列寧傳》，1939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了戚銘遠翻譯的《列寧》。四十多年后，1980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由王家華和張海濱翻譯的此書《論列寧（供傳記作者參考的材料）》。

        托洛茨基的興趣廣泛，尤其愛好文學藝術。他的文字很好，在二十世紀初就享有“小冊子之王”的稱號。一位蘇聯同學對我說過，她父親在現場聽過托洛茨基的講演，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在當時的領導人中間最有文化修養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兩人。他關心文學創作，1924、1925年俄共中央開過幾次文藝工作會議，他都出席并對文藝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正是他提出“同路人”的概念，反對當時文藝界左派排斥和打倒無產階級以外的一切作家的極端主張，主張團結非無產階級作家的“同路人”，這個主張寫進了1925年俄共中央關于文學的決議之中。1923年托洛茨基出版了《文學與革命》一書，其中收入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撰寫的有關文學一書的論文。不久北京未名社翻譯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1928），此書在我國左翼作家中頗有影響，魯迅的案頭就有這本書。1992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劉文飛、王景生和季耶翻譯，張捷校訂的《文學與革命》，這是全本，篇幅增加了好多。我覺得，研究中國左翼文學或者普羅文學歷史的人需要讀讀托洛茨基的這本著作。

        到這時為止，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當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中國傳播的。這時候托洛茨基還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并且是重要領導人，還沒有被貼上機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或者叛徒間諜的標簽。長期以來我們判斷真偽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往往不是其真實的內容，而是人為貼上的標簽！

        二十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止這一些，但由于長期反托派、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估計有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譯本已經湮滅了，現在已經查不清楚，找不到了。

        托洛茨基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也引起國人的興趣，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國相繼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蘇俄之前途》，梁鑒舜譯，上海新宇宙書店1930年出版；《英國帝國主義的前途》，張太白譯，上海春潮書店1929年版；《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什么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上海群育書店1930年版。        

        托洛茨基在黨內斗爭中失敗，中國出現托派，這以后翻譯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任務就主要落到中國托派的頭上。中國的托派有一個特點，就是俄文比較好，正因為俄文好，在蘇聯學習的時候能夠直接聽懂講授的內容，能夠課外閱讀俄文書籍。這使他們能夠直接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張，認為在中國大革命中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比斯大林正確，因而信奉托洛茨基的主張，成為中國的托派。

        托洛茨基在聯共黨內斗爭失敗，被驅逐出境。中國的托派則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另組托黨。這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小黨派，既不為中共所接受，又受到國民黨的鎮壓。這批書生能夠做的工作，主要就是翻譯托洛茨基以及國際托派的著作，這樣既可以宣傳托洛茨基的主張，又能夠解決他們的經費問題。因此從三十年代起，托派翻譯出版了大量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后居留的第一站是土耳其，住在名叫普林吉坡的小島上。早在流放阿拉木圖的時候，他已經著手寫作自傳，到普林吉坡后繼續此書的寫作，并且很快完成了。

        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的譯序中這樣評價這本著作：“《我的生平》實際上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憶錄。就列寧的同時代領導人而言，這幾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領導人的回憶錄，他所記述的是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特別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涉及當時的革命活動，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以及黨內斗爭等重大事件。關于這段歷史的知識，過去都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提供的，其中有大量不實甚至偽造的東西。托洛茨基的回憶錄以當事人的身份，依據他所掌握的歷史資料，從另一個視角給我們描繪了這段歷史的過程，這是彌足珍貴的。”此書完成后，多家外國出版商同他簽約，以多種外語出版。中國的譯界和托派也不落人后，很快就出現了此書的多種中譯本。

        1930年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了石越翻譯的《托洛茨基自傳》，同年春秋書店出版了成紹宗翻譯的《我的生活》。1933年神州國光社出版了劉鏡園翻譯的《托羅茨基自傳》，1941年劉鏡園翻譯的自傳以《我的生活》的書名由新生命書局出版，同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何偉翻譯的《托羅茨基自傳》，這是根據1933年作者的刪節本譯出的，雖是刪節本，但重要的內容都有了。這些譯本有的譯自英文，有的譯自法文，有的譯自俄文，譯文質量參差不齊，質量較好的是劉鏡園即劉仁靜的譯本和何偉即鄭超麟的譯本。兩位譯者精通俄文，還能參照其他國家文字，這就保證了譯文的質量。不過那時所使用的語言，現在讀起來已不大適應了。

        我深知此書的重要性，一直請編譯局圖書館尋找此書的俄文原版，大概在八十年代初終于找到。此書被華東師大的朋友借去并組織翻譯，后來他們約我做最后的校訂。我在1989年炎熱的夏天把全書校訂了一番，但當時出版社不敢承接這種有風險的圖書，書稿在京滬兩地轉了好幾個來回，直到2007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書。華東師大出版社1980年出過兩卷本的由英文轉譯的《我的生平》，是華東師大政教系國際共運史教研室翻譯的。1996年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石翁等翻譯的《托洛茨基自傳》，這是從俄文翻譯的譯本，只是其譯者前言中有一些不應有的錯誤。

        關于1917年的俄國革命,一些親歷者寫有專著或者回憶錄，例如臨時政府外交部長、歷史學家米留可夫著有《回憶錄（1859-1917）》和《轉折中的俄國》。臨時政府總理、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著有《歷史轉折中的俄國》。孟什維克的蘇漢諾夫著有多卷本的《革命札記》，幾乎逐日記載了1917年發生的各種事件。布爾什維克陣營中，只有托洛茨基撰寫了大部頭的三卷本《俄國革命史》。

        托洛茨基是1917年5月回到俄國彼得格勒的，屬區聯派，由于其不斷革命的觀點與列寧當時的主張契合，很快就同布爾什維克黨合并了。七月事變后列寧轉入地下，托洛茨基入獄。粉碎科爾尼洛夫將軍叛亂后，托洛茨基出獄當選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蘇維埃轉向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在蘇維埃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了十月武裝起義并取得了勝利。新政權的第一份公告就是宣布政權轉歸彼得格勒蘇維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見《列寧全集》第33卷）。

        1924年托洛茨基發表了引起軒然大波的《十月的教訓》，概述了布爾什維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程，指名道姓地揭示了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引發后三人的猛烈反擊。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托洛茨基后來撰寫俄國革命史的一個綱要。1946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唐盛翻譯的《十月教訓》，作為該出版社“新旗叢書之一”。

        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完成《我的生平》后，立即從事俄國革命史的撰寫工作。托洛茨基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最直接的參與者，可以說是十月革命的締造者之一，這樣的作者撰寫革命史，自然具有非常的價值，所以書一問世立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中國的托派王凡西和鄭超麟也在艱難的條件下翻譯了這部著作，由春燕出版社于1941年6月出版，并在1948年6月再版。

        中文版把此書分為三卷，第一卷是俄國二月革命史，根據俄文版，參照英譯本譯出，第二、三卷是十月革命史，第二卷根據英譯本譯出，第三卷根據法文版譯出，曾經用英、法文互校，最后又用俄文核對過，可見譯者是非常認真對待本書的翻譯的。我翻看過，譯文不錯，只是現代讀者讀起來對當時的譯名、譯語會有點不習慣。這個版本彌足珍貴的是有托洛茨基撰寫的《中文版自序》，其中寫道：

        讓我表示堅定的希望，希望這部書確實有益于中國的讀者。我這部書無論有何缺點，但有一件事我敢自信的，即是：書中事實底記載完全是出于“良心”，這話是說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證驗的；總之，其中沒有一件事實曾經為了某種先定的理論緣故而篡改過或歪曲過，更沒有為了個人聲望緣故而篡改過或者歪曲過。

        托洛茨基寫此自序是在1940年7月初，沒有最后完稿即于8月被蘇聯特工刺殺。同《斯大林評傳》一樣，此序言也浸染了托洛茨基本人的鮮血。

        目前網上有此書的電子版，用的是鄭超麟和王凡西當年的譯本，對文字和譯語做了一些修改，以適應現代讀者閱讀。201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丁篤本翻譯的譯本。

        鄭超麟等翻譯的《俄國革命史》雖然出得很及時，但知者甚少。除姚海的《俄國革命》（《蘇聯史》第一卷），中國人撰寫的與俄國十月革命史有關的論著未見有人利用過托洛茨基的這部著作，這是令人遺憾的。不管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作為俄國革命的領袖、親歷者的著作，研究俄國革命是不能把它撇開的。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間還完成了《不斷革命》一書。托洛茨基從1905年起有大量的著作闡述、發揮這一理論，但一直沒有時間做完整系統的論述，到土耳其后終于有時間從事寫作，完成此書的寫作，1930年在德國了出俄文版。中國的托派彭述之翻譯了此書，于1934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此外還有鄭超麟的譯本，但我沒見過。1966年三聯書店組織翻譯了此書，書名為《“不斷革命”論》，內容擴大為三部分：一、蔡漢敖從俄文翻譯的《總結與展望》，二、柴金如從英文翻譯的《不斷革命》，三、邊憶菊（即編譯局）從《俄國革命史》中選譯的《關于“不斷革命”的一些歷史材料》。

        托洛茨基身在國外，但還是非常關注蘇聯國內外發生的一切。1933年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了由劉鏡園編譯的文集《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文章大多取自柏林出版的俄報和紐約出版的《戰士》周刊，其中收入《十月革命之歷史的意義》《蘇聯經濟中的危機》《特米多的危險》《國際形勢之鑰在德國》《我看俄德將有戰爭》等八篇文章。

        1934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了陳清晨等翻譯的《蘇俄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計劃論戰》，內收托洛茨基的《蘇聯經濟之危機（第一個五年計劃總評與第二個五年計劃之路線）》等。

        1937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由許庸翻譯的小冊子《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這是譯自《反對派公報》的文章。

        托洛茨基研究蘇聯的最重要也是最有價值的著作當推寫于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此書出版后不久，1939年春燕出版社即出版了由何偉翻譯的《蘇聯的現狀及其前途》，書名取自《被背叛的革命》的副題。《出版者序》這樣評價此書：“他（托洛茨基）拿了馬克思主義這把冷酷無情的刀，像醫生似的，平心靜氣地檢驗與解剖著整個蘇聯的機體。凡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點出它的強處或弱點，不摻雜絲毫感情，不混和半點意氣，他讓你看到蘇聯的真面目；但決不是它的假面具。

        ”當然，完全不帶感情是不可能的，不過這里所說的基本概括了本書的主要內容。我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讀本》的導讀中說：這本書“對當時的蘇維埃政權進行了剖析，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論的理解和闡述，他對蘇聯社會所做的分析，仍然能給人以某種啟迪。這是托洛茨基留給我們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遺產。要探討蘇聯在半個多世紀以后崩潰的原因，不妨讀一讀這本書”。此書1963年由柴金如翻譯，三聯書店以《被背叛了的革命》為書名出版，由于當時找不到俄文原著，是從英文轉譯的。鑒于此書的重要性，我在編《托洛茨基讀本》時把選入此書的四章從俄文直接譯出。        

        中國大革命期間，托洛茨基撰寫了大量的文章論述中國的革命運動，提出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同的策略。被驅逐出境后托洛茨基繼續關注中國革命問題，論著不少。國內出版過楊笑湛編譯的《中國革命問題》（第一、二集），后來春燕出版社出了由凡西校譯的《中國革命問題》，書前有校譯者寫于1947年4月27日的長篇序言，由此可以推斷此書于1947或1948年問世。

        所收文章分四個時期：聯合反對派時期，阿拉木圖流放時期，寄居普林吉波時期和寄居挪威及墨西哥時期。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述大體上都有了。此書后面所附的圖書廣告刊載了“新書預告”，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過渡綱領》《最后的論文和書信》以及《俄國革命史》（再版）。前三本書我沒有見過，不知最后是否問世。不過從《俄國革命史》出版可以大致斷定，另三本書問世的可能性較大，只是由于中國托派的后來遭遇，這些書沒有能夠保存下來或者沒有被發現。

        托洛茨基是聯共（布）黨內左翼反對派領袖，寫有許多文章闡述左派的觀點。1930年上海育群書店出版了他的《保衛蘇聯和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什么非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這里說的“極左派”即托洛茨基反對派。同年，國際研究會出版了樂三翻譯的《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此兩書應是同一本書。

        托洛茨基是第四國際的創始人，他的一些有關第四國際的文章都被及時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國際的綱領《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過渡綱領）和工人階級的任務》，上海先鋒出版社以《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名于1939年出版，譯者李新如。1940年第四國際召開緊急大會，發表《第四國際關于帝國主義戰爭的宣言》，宣言被譯成中文以《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書名出版（具體出版社及時間不明）。1939年托洛茨基著《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在巴黎、墨西哥出版，其中譯文收入李書勛翻譯、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道德與辯證法》（1939年）。

        1938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李書勛翻譯的列寧、托洛茨基著《恩格斯評傳》。書名起得大了，實際上只收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列寧的《弗里特里希·恩格斯》，另一篇是托洛茨基的《由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里所見到的恩格斯》。有意思的是，譯者序里把托洛茨基同列寧的關系比作恩格斯同馬克思的關系：“至于歷史地位呢，托氏之對于列寧，也正和恩格斯之對于馬克思一樣，‘演奏著第二把提琴’。還有在能力之多樣性以及才智之靈活性方面，這兩人實在有其極度相似之點。”

        1938年托洛茨基的兒子突然病逝，托洛茨基認為是被謀害的，寫了悼念文章《列夫·西道夫——兒子、朋友和戰士》。上海亞東圖書館迅速出版了由李書勛翻譯的小冊子《悼里昂·西道夫——兒子、朋友、戰士》，其中還收入西道夫的《論斯達漢諾夫運動》和阿述·平古斯的《托洛茨基近況》。        

        上面就是迄今為止我所知道的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情況，多數是見到書的（編譯局在六十年代曾經花很大的人力尋找托洛茨基的著作），部分是在圖書廣告中看到的，如最早期出版的著作。解放前圖書的發行量本來就不多，流傳不廣，解放后托洛茨基的著作成為禁書，托派的藏書被查抄沒收，因此很難找全，估計還有一些中譯本沒有被發現。

        順便說一下，托派不僅翻譯托洛茨基的著作，還譯有其他作者的著作，例如鄭超麟翻譯了法國作家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多次到上海參加學術會議，期間很想見一下鄭超麟先生，曾托華東師大的朋友聯系，但沒有結果。后來從1999年遼寧教育出版社重印的《從蘇聯歸來》得知，鄭超麟先生費很大的周折尋找他在三十年代翻譯的此書。其實我手頭就有亞東圖書館1937年出版的林伊文翻譯的《從蘇聯歸來》和1938年出版的《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兩書，如果能夠在九十年代見到鄭超麟先生，那么先生肯定能夠在生前見到重印的紀德此書！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出版了一批“灰皮書”，托洛茨基著作是其中的重頭戲，雖然翻譯出版了，但仍是嚴格控制讀者范圍的“禁書”，僅供上層領導和少數寫作“反修”文章的秀才閱讀使用。下面開列的是“灰皮書”中的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反動言論摘錄》。上下兩冊。林基洲、鄭異凡編譯，但未署名，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無出版年月。

        《俄國局勢真相》。劉珙譯，三聯書店1963年版。

        《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譯，三聯書店1963年版。

        《斯大林評傳》。齊干譯，三聯書店1963年版。

        《十月的教訓》，載《列寧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三聯書店1964年版。

        《列寧以后的第三國際》。吳繼淦、李潞譯，三聯書店1965年版。

        《蘇聯的發展問題》。列兵（鄭異凡）等譯，三聯書店1965年版。

        《“不斷革命”論》。柴金如等譯，三聯書店1966年版。

        《托洛茨基言論》。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譯，上下兩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這是最后一本“灰皮書”。

        八十年代以來，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以“灰皮書”的形式出版，而是作為普通圖書出版發行，其中有：

        《論列寧》。王家華、張海濱譯，三聯書店1980年版。

        《托洛茨基回憶錄》。王景生等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我的生平》。鄭異凡等譯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托洛茨基親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譯，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托洛茨基讀本》。鄭異凡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托洛茨基文選》。鄭異凡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俄國革命史》。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文革”中“灰皮書”流傳到社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啟蒙”讀物。“文革”結束后，托洛茨基的著作逐步解禁，出版社出的托洛茨基著作從“內部發行”變成公開發行。200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公開出版了鄭異凡編的《托洛茨基讀本》，內載編者寫的長篇“導言”。

        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由人民出版社及其副牌三聯書店作為“灰皮書”出版的，本世紀初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人民文庫”，從歷年出版的兩萬多種作品中“精選出一批在當時產生過歷史作用，在當下仍具思想性、原創性、學術性以及珍貴史料價值的優秀作品，匯聚成《人民文庫》，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閱讀收藏需求，積累傳承優秀文化”。

        鄭異凡編選的《托洛茨基文選》被收入“人民文庫”，于2010年問世。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是“黑書”或者“灰皮書”了，托洛茨基的理論和主張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的流派終于被放在應有的位子上，供人研究。對托洛茨基這樣一個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有著相當影響的人物，應當根據其本人的著作和行為進行客觀的認真的研究，而不能一罵了之，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有一些譯者是明顯的托派，但也有一些譯者的身份不明，不過不管是否屬于托派，他們在艱難的條件下翻譯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從人類文化的積累、流傳和延續來看，是有功于歷史的。

        2015年清明節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