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長達二十七年的安哥拉內戰終告結束。彼時安國百廢待興，亟需引入外部資金進行重建，西方國家卻以申請條件不足為由遲遲不施以援手。2004年3月，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先與安哥拉簽署了一筆石油擔保協議。協議規定安哥拉以資源產品為擔保，從進出口銀行獲得一筆優惠貸款，貸款用以向安國提供基礎設施融資。此后，剛果（金）、贊比亞、蘇丹、尼日利亞等國也相繼與中國的政策性銀行簽署類似的擔保協議，被西方媒體統一冠以“安哥拉模式”的稱謂。

        盡管在此后十年，安哥拉一躍成為非洲增長最快的五個國家之一。然而，“安哥拉模式”卻總是貶多于褒，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演變為西方媒體抹黑中非關系的標簽。在西方媒體眼中，“安哥拉模式”是“以資源交換基礎設施”的易貨交易，反映了中國對非洲資源的渴望；并且，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往往將基礎設施項目承包給中國的公司，工程人員也以本國勞工為主，所以沒有給東道國經濟帶來貢獻。

        不知是西方媒體有意還是無意的忽視，資源與貸款掛鉤并非由中國獨創，不少經合組織成員國與戰后重建國家也簽署過類似協議。其實，安哥拉、剛果（金）等非洲國家并非不想雇傭本國公司和工人，只是由于長期戰亂，國內缺乏足夠的建設能力。因此，從快速恢復經濟的角度，吸納中國企業和勞工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有意思的是，我在旁聽由南非西開普大學舉行的“中國是否是新殖民主義”研討會時發現，非洲學者、聽眾對“安哥拉模式”的態度卻沒有西方國家那般“義憤填膺”。相反，不少與會學者指出，歐美國家一方面享受著從非洲掠奪而來的財富，另一方面又經常以條件不足為由拒絕給與非洲發放貸款，實際是為了訛詐非洲國家做出更多讓步。因此，非洲人普遍歡迎來自中國的資本，“希望中國不要成為另一個美國”。

        “安哥拉模式”之所以成功，離不開中國因地制宜的政策，離不開東道國政府和民眾的支持。但成功歸成功，無論是中國、非洲或者西方都明白，“安哥拉模式”只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選擇。當受援國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安哥拉模式”必然會被市場化模式所取代。除了自然資源儲量占據世界的40%，非洲還擁有占世界60%的未開墾土地和10億正在成長的勞動力人群。不難預測，未來十年非洲經濟不僅將迎來增長的黃金期，同時還面臨轉型的關鍵期。

        與安哥拉相比，南非擁有相對完善的治理體系、成熟有序的經濟制度、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堪稱非洲地區經濟的表率。2013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白皮書》顯示，南非是中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資的首選目的地，占比約22%，接近前五名中其他四國（安哥拉、尼日利亞、贊比亞、蘇丹）的總和。

        縱然經濟相對于其他非洲國家更加發達，基礎設施陳舊和不足同樣制約著南非經濟進一步提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南非進入史無前例的全國性電荒時代。我在走訪非洲最大的工業區Coega工業區時發現，電荒已對依賴電力的中國企業和正試圖積極引進中國投資的工業區本身帶來嚴重傷害。

        在運輸方面，南非依賴公路交通，鐵路運力極其有限，城際運輸費用非常昂貴。尤其對于大宗商品和重型器械企業來說，因為市場輻射范圍比預期小許多，最終的產品數量往往無法達到當初設計的生產能力。

        基礎設施匱乏對中下層民眾的傷害更大。由于距離居住區較遠，在工業區工作的工人不得不乘坐小巴上班。據測算，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的交通費用分別約占其工資的10%和25%。上班尚且如此艱難，對于許多外出打工的南非“農民工”來說，回老家就更像天方夜譚了。事實上，很多南非的外出務工人員確實幾年、甚至一輩子都沒有再回去過。

        電子通訊同樣昂貴，電話、短信、上網等費用的計算方法頗為嚴格。尤其是網絡，當從習慣寬帶上網的中國來到南非以后，這里緩慢的網速、按流量計費以及繁瑣的注冊方式讓人頗有些不適應。

        在南非的國家發展報告中，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刺激經濟的重要手段被放在重要位置。2014年年底南非總統祖馬訪問中國時，雙方達成了5-10年合作戰略規劃。按照南方需求，高鐵、核電、新能源、海洋經濟等領域均被列入其中，中車、國電、一汽、華為、中興等中資企業的基礎設施項目正在或即將在南非落地開花。

        雖然從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上看，能礦和基礎設施繼續排名投資的前兩位，好像除了數量更大、種類更多以外，中國投資南非的結構與“安哥拉模式”大同小異。

        事實顯然并非如此，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基礎設施建設與資源產品的分離。

        “安哥拉模式”被西方看做中國的國家行為，政策性銀行和基礎設施建設是為了滿足中國國內的資源能源需求。在南非，首先，中國企業的融資選擇很多，政策性銀行的作用相對減弱；其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構成投資的主體，尤其是民營企業，盈利成為投資的主要驅動；最后，西方也不再把中國的建設簡單定性為“從礦井到港口”，而相信中國與南非之間正在出現產業和產能的轉移。

        與產業轉移相關的是，中國投資的地產化程度大幅提高。南非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例如最具代表性的《黑人經濟振興法案》（簡稱BEE），要求所有公司必須向黑人最少出售其股份的25.1%，企業董事會的黑人比例不得少于50%。受該法影響，中國企業與當地企業和社區的聯系顯著增強。

        此外，經過十幾年的積淀，南非還形成了一批了解非洲、扎根非洲的中國商人和技術人員，這些人才已成為中南經貿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源。走進南非的中資企業，經營透明度不足、雇傭本地勞工較少、社會責任缺失等過去貼在中國頭上的標簽大都明顯改善。不過，這些變化卻是貼標簽的人視而不見的。

        在“安哥拉模式”實施的時期，同時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高峰期。由于當時國際能源價格不斷上揚，中國政府開始擔心能源供給不能滿足國內發展需要，所以“安哥拉模式”從一開始就具有能源安全和發展援助雙重性質。時至今日，國際能源價格大幅下降，中國產業結構也加快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為能礦投資從財大氣粗的安全化到精打細算的市場化轉變創造條件。

        如果說“安哥拉模式”代表著非洲國家重建時期的中非合作，那么中國對南非的投資則預示著非洲經濟崛起后雙方合作的明天。中國和南非同屬新興經濟體，雖然雙邊經貿合作時間不長，很多方面還處于摸索階段，但南非業已經成為中國在非洲最成熟的經濟伙伴。2015年是南非的中國年，雙方應趁熱打鐵，為打造中非關系的新樣板而努力奮斗。

        （感謝張哲，Ross Anthony, Yejoo Kim，孫珂，Tony，Louis Liu，謝振祥對本文的支持和幫助）

        作者系復旦大學金磚研究中心學者，現在是南非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南非中國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根據中南兩國政府簽署的教育合作協議正式成立，該中心設立在斯泰倫布什大學，是南非建立的第一所中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