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級的姓名我知道，下級的姓名我也知道，這是我們黨內的秘密，不能告訴敵人。”在黑白影像的記憶中，身陷囹圄的江姐痛斥敵酋，嚴詞拒絕背叛組織，視死如歸，堅貞不屈。

焦裕祿病逝后，他的英靈出現在沙丘上，極目遠望蘭考大地。麥浪翻滾，泡桐成蔭，人民群眾高舉紅旗，緊緊跟隨在他的身后，昂首闊步向前……

“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讓腐敗分子蒙混過關，毀了改革的前程，毀了我們黨，毀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生死抉擇！”面對曾經的親朋好友，李高成做出了忠于內心，忠于信仰的選擇。

“和貧窮打一場仗！”在扶貧工作隊的幫扶下，湘西十八洞村退伍老兵楊英俊帶領楊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決心打一場脫貧攻堅戰。在追求生活脫貧的過程中，他們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脫貧，山民們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的巨大變化。

以上經典的影視片段，分別出自1965年的《烈火中永生》、1991年的《焦裕祿》、2000年的《生死抉擇》以及2017年的《十八洞村》——一個個熠熠生輝的共產黨員形象，經過藝術家們的傾情演繹，如星辰般鐫刻在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時期銀幕瀚海之上。

左起：《生死抉擇》、《烈火中永生》、《焦裕祿》

不論是“十七年”時期（1949-1966）的江姐、趙一曼、董存瑞，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焦裕祿、孔繁森，新世紀以來的任長霞、楊善洲、鄭培民、鄒碧華等等……這些銀幕上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觀眾。

《孔繁森》劇照，高明飾演孔繁森

《任長霞》劇照，張瑜飾演任長霞

與歷史上那些垂范全國，婦孺皆知的共產黨員形象遙相呼應，近二十年來，英模紀實和扶貧脫困題材中涌現的共產黨員形象也分外生動鮮活，這不僅表現在傳主的事跡往往一經媒體報道，電影創作工作者們便很快捕捉到選題的時代意義，繼而在較短時間內拿出作品。

同時，與一般劇情片不同，依據真人真事改編，依據現有的歷史材料描繪典型環境，藝術摹寫、呈現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傳主的真名示人，都讓這類反映優秀共產黨員事跡的電影，共同匯聚成了意蘊豐贍的共產黨人形象譜系，積極擴充了國產人物傳記片的內涵與外延。

在大銀幕上為優秀共產黨人光輝形象樹碑立傳，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大幕初啟之際，便有所寓目。“195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前身，東北電影制片廠便拍攝了這樣兩部人物傳記片，分別是《劉胡蘭》和《趙一曼》。”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回憶說。

《劉胡蘭》、《趙一曼》

回首“十七年”時期，1955年，東北電影制片廠更名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同年推出電影《董存瑞》。演員張良飾演的戰斗英雄，在敵人碉堡下舉起炸藥包，高呼“為了新中國，前進！”堪稱新中國影史上的經典畫面。

《董存瑞》劇照，張良飾演董存瑞

1959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聶耳》，演員趙丹將作曲家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心路歷程演繹得惟妙惟肖。

《聶耳》劇照，趙丹飾演聶耳

1965年，在“共產主義戰士、最美奮斗者”雷鋒因公殉職的三年后，八一電影制片廠推出的電影《雷鋒》，則第一次在這一類型電影的創作上表現出新中國電影人的時代敏銳度。

《雷鋒》劇照，董金棠飾演雷鋒

“那段時間，大銀幕上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非常多，比如建國十周年時推出的電影《青春之歌》，反映的就是一位知識女性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相應的人物傳記片并不算多，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內部有不成文的規定，領袖人物不適合直接反映，像《南爭北戰》里解放軍首長只能拍到師一級。另外就是，尚在世的英雄一般不拍。還有當時的主流文化心態是，功勞不能簡單歸為個人努力，而是在黨領導下集體的成績，集體主義價值觀至上。”石川認為這一現象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轉變，“開風氣之先的是凌子風導演、孫道臨主演的電影《李四光》，這同當時再提‘向科學進軍’，以及‘科學的春天’的到來不無關系。”

《青春之歌》海報

《李四光》劇照

在大銀幕上反映領袖人物的光輝形象，也是借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得以突破。“1978年，根據李準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大河奔流》中，第一次出現了偉人毛澤東、周恩來的形象，分別由北京人藝的老戲骨于是之，和后來成為飾演周恩來特型演員的王鐵成飾演。1979年，還是北京電影制片廠，又推出了反映周恩來在山城重慶領導《新華日報》，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電影《報童》，王鐵成再次出演周恩來。”石川點評說，作為特型演員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一位演員，王鐵成在1992年出演電影《周恩來》可謂迄今為止，中國大銀幕上反映領袖人物的巔峰之作，“王鐵成在片中穿的中山裝，都是攝制組特意在北京毛紡廠找到當年為周總理總制作服裝所剩余的一些布料，為他量身定制的。”

《周恩來》截圖，王鐵成飾演周恩來

在石川看來，國產人物傳記片在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另一個轉向是歷史片的“文獻性”特征在強化，相對的，“故事性”刻意拔高的成分在減弱。“歷史文獻片的要義在于必須基本符合歷史真實，創作上虛構的空間不大。這同改革開放后，不少創作禁忌的打破不無關系。個人意見，整體完成度最高，劇情最扎實，人物最有魅力，生命力最長的還是上海電影制片廠1991年推出的《開天辟地》。別的不說，單是第一次把李大釗（孫繼堂飾）、陳獨秀（邵宏來飾）的形象推上銀幕，就是創作上的一大突破，更不用說這兩個人物的藝術呈現深入人心，廣受好評。”

《開天辟地》劇照，李大釗（孫繼堂飾）、陳獨秀（邵宏來飾）

1991年峨嵋電影制片廠推出的《焦裕祿》，是上世紀90年代大銀幕上共產黨員人物傳記片的一個高峰。“特別是火車站送一位南方技術員的那場戲，焦裕祿（李雪健飾）的肝疼病犯了蹲在地上，臉上的灰塵和汗水混在一起，看著就讓人心疼。”

石川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重要的不是故事所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焦裕祿畢竟是60年代的楷模，三十年后該如何去呈現他？王冀邢導演他們在創作過程中，是以當時全國老百姓心中的所望、所想為鏡鑒的。他拍的是‘人們心中的歷史’。”

《焦裕祿》海報

1992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推出的《蔣筑英》，則是這類人物傳記片中將新中國受黨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形象立了起來。作為撥亂反正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后，中國知識階層的代表人物，蔣筑英在某種意義上看并沒有錢學森、鄧稼先等大科學家們的彪炳勛業，但恰恰是他作為基層科研人員的身份，以及他以《紅燭》自勵，刻苦攻關，教書育人的感人事跡，不僅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個縮影，更鼓舞起人們再度“向科學進軍”的壯懷。“蔣筑英雖然是80年代的楷模人物，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社會上‘腦體倒掛’的現象還比較嚴重。電影的推出，也顯現出電影人對時代癥結與呼喚的回應。”

《蔣筑英》劇照，奚美娟飾演妻子路長琴，巍子飾演蔣筑英

在石川看來，《蔣筑英》的成功同巍子和奚美娟，這兩位當年北京人藝和上海人藝知名演員的性格化演繹密不可分，“《李四光》推出的年代，人們還沒有完全擺脫知識分子的概念化形象，創作上難免還有些‘圖解’的痕跡。《蔣筑英》中兩位主演調動起各自的生活經歷，演活了彼時知識分子家庭的悲歡離合。特別是那場夫妻兩人在斗室，丈夫俯身在板床上徹夜演算，身上穿個有破洞的白背心，妻子則在一旁扇著芭蕉扇陪伴的戲，但凡有過高校、科研院所生活的觀眾都不會陌生。”

“好演員是可遇不可求的。李雪健老師的生活底子特別厚，不管是壯年時期演繹焦裕祿，還是暮年時演繹楊善洲，他往那一站，觀眾就覺得像，甚至覺得他就是（片中主人公）。這是當下演員特別應該先老前輩們虛心學習的地方。”石川說。

李雪健飾演焦裕祿時不到40歲

李雪健飾演楊善洲時57歲

即便是反映優秀共產黨員形象的傳記片也不應呆板或模式化。尹力導演的《張思德》（2004）《鐵人》（2009）都采用了黑白影像，卻以小見大在大銀幕上樹立起工農兵形象的典范。

《鐵人》劇照，吳剛飾演王進喜

“《張思德》把戰士身上那種淳樸，那種原生態，非常具有個性的東西加以藝術化以后，變成了一種輕喜劇的形式，大家從角色的身上看到了根據地普通戰士的淳樸，具有原生態的人格魅力。而用這樣的方式來對英雄的生命價值進行闡釋，就會使過去讓我們覺得很遙遠的英雄形象變得特別親切，特別有溫度，大家也愿意去親近他。在傳記片的風格多樣化方面，融入了喜劇的元素，融入了電影的特定表現手法，使得人物傳記片獲得了一種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張思德》劇照，吳軍飾演張思德

“主旋律電影，反映優秀共產黨員形象的電影也要在尊重藝術規律，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進行探索。觀眾口碑好，市場回饋積極的電影大都存在一個共性：這些英模人物首先都有一個立得住的‘大動機’，沒有這個，英模人物就失卻了高度，成為泯然眾生的凡夫俗子。但在人物塑造上還應該有一個‘小動機’，個人對于事業的執著，一定要從他的內心世界多方開掘，如此人物性格才有層次，變得豐富立體。否則就會陷入模式化的窠臼，淪為招貼畫，經不起觀眾和時代360度的檢驗。”石川說。

石川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