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去參加雅爾塔會議之前，英王喬治六世垂詢，倘首相與外交大臣艾登不諱，何人入主中樞為宜？

        艾登與首相商量此事，意志堅定而又風趣幽默的丘翁談笑風聲：“果如此，我們的同僚就會清凈多了。”丘吉爾顯然指的是聯合政府里的工黨領袖艾德禮。

        經過商議，決定與艾登在不同時間分乘不同的飛機前往。偏偏造化弄人，兩人搭乘的飛機都平安落地，但扈從搭乘的第三架飛機不幸失事。兇相似乎昭示了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的艱難處境。

        

        盡管同操一種語言，同屬盎格魯-撒克遜后裔，但英美之間并非親密無間。這是由于丘吉爾與羅斯福考慮的重點不同。首相希望與總統聯手，在歐洲問題上與斯大林一較高下；總統最關心斯大林會不會在對日作戰和聯合國問題上與美國合作；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則認為，眼前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一丘之貉。

        這種三角關系在雅爾塔會議則表現為，在“三巨頭”之間的“緊密合作”下，無時不刻不存在著激烈競爭。

        到達雅爾塔之前，英美首先在馬耳他匯合。兩國的參謀人員都急切想磋商，以便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而總統態度曖昧，不愿意與丘吉爾私下會談，以免激怒斯大林。這不但令白宮的參謀人員小心翼翼，也急壞了艾登。

        艾登對霍普金斯（羅斯福的首席顧問）說：“我們要去參加一次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可是至今我們對會議應該討論什么，以及怎樣同那頭熊討論問題，都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呢。而那頭熊，很可能是胸有成竹的。”

        “那頭熊”，顯然指的是北方的大國首領斯大林。

        蘇聯官員們普遍對羅斯福存有好感，不僅在于他是一個身殘志堅的領袖，還因為羅斯福友好地滿足了蘇聯在遠東的利益，雖然他是“一個帝國主義者”（莫洛托夫語）。羅斯福在兩個月后去世時，莫斯科掛滿了鑲著黑邊的旗幟，蘇聯領導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為這位總統默哀。

        對于丘吉爾，蘇聯人就沒那么多好感了。這位反共先鋒也毫不掩飾他對蘇聯的警惕，以至于“丘吉爾分子”成為蘇聯官員中的一個專有名詞，莫洛托夫曾經這么形容過貝文（英國外交大臣）。

        丘翁以雄辯著稱，常常在會議上發表長篇大論，這在與會者看來簡直就是呱噪。

        當丘翁針對波蘭問題長篇大論時，羅斯福至少兩次遞紙條給他的美國同僚：“全是廢話”、“已經半小時了”。連英國人也受不了他們的首相，外交次長賈德干私下抱怨說：“蠢老頭，事先也不警告我和艾登一下，就跳下去高談闊論世界組織，根本不熟悉議題就亂扯一通，完全抵觸我們和老美已經協商好的路線！”

        葛羅米柯回憶說，丘吉爾的雪茄煙暴露了他的心境，“每當氣氛緊張和情緒激動時，他抽的雪茄比平靜時多得多，他的煙頭的數量直接取決于會議的氣氛”。

        斯大林的鎮定讓與會者印象十分深刻。艾登在他的回憶錄中毫不吝惜地贊賞這一點：“作為一個談判對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厲害的一個。如果讓我這個積三十年形形色色國際會議經驗的人挑選出一個出席會議的班子，我第一個就挑斯大林。”

        在艾登眼中，斯大林“鐵面無情而且胸有成竹，從無一字廢話，也從不大發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

        在莫斯科生活多年的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也難忘這一點。在多年后的一場大學演講中，他更多談論的是斯大林的獨斷與冷酷。

        哈里曼說：“在蘇維埃政治局里，任何討論只要斯大林一經決定，就算定局，對此不能發生疑問。我想，說句公道話，斯大林總是傾聽著這些討論，抽著煙斗，在室內來回踱步，當他聽得差不多了，就說：‘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無論是誰，只要他離開房間時聳一下肩膀，第二天下午，他就會發現自己已經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了。”        

元帥與上校

        關于“三巨頭”的逸事，流傳最廣的發生在德黑蘭會議期間。那次會議中，斯大林不斷向羅斯福和丘吉爾提要求，兩人準備戲耍一下斯大林。一次會議前，丘吉爾說：“我夢見自己成了世界主宰。”羅斯福則說，他夢見自己成了宇宙主宰，然后問斯大林做了什么夢。斯大林慢條斯理地說：“我夢見，我既沒有批準對丘吉爾先生的任命，也沒有批準對羅斯福先生的任命。”

        近三十年后，蘇聯作家丘耶夫向莫洛托夫求證這個故事，莫洛托夫回答：“有過這類故事，只是說法略有不同。”

        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一直是西裝領帶，斯大林著元帥戎裝，丘吉爾穿上校軍服。其實，丘吉爾在軍中服役的最高軍銜是中校，但在1941年被皇家第四胡薩爾輕騎兵團尊為榮譽上校，他頗以此為榮。

        上校的帝國榮譽感很強，同時他也是一個徹底的殖民主義者。當美國提議未來應該就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托管問題進行磋商時，丘吉爾馬上反對，他不允許不列顛任何一小塊殖民地被討論。美國國務卿趕緊向他保證，這里的殖民地不涉及不列顛，丘吉爾才放心：“如果談的是敵人的領土，那就沒問題。”

        會議上，常常是斯大林寡言而鎮靜，丘吉爾啰嗦而暴躁，羅斯福則周旋其中，充當和事佬。

        丘吉爾常常與斯大林發生沖突。在德國賠償問題上，丘吉爾打了兩個“馬兒”和“汽車”的比方，全都被斯大林頂了回去。最后，丘吉爾使用了斯大林熟悉的共產主義語言，說他喜歡“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各國各取所需，德國盡其所能”。

        斯大林不喜歡丘吉爾在他面前班門弄斧：“我喜歡另外一個原則：按功取償。”

        這種綿里藏針的對話，在五個月后的波茨坦會議上就露骨得多。莫洛托夫回憶說，再次談及波蘭東部邊界時，斯大林說他不管什么“寇松線”還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線”：“你們愛怎么稱呼就怎么稱呼，但是我們的國界從這兒穿過。”

        丘吉爾高聲反對：“但是利沃夫從來不是俄國的城市啊。”

        “那華沙曾經是俄國的城市。”斯大林平心靜氣地回敬了一句。

        只有在對納粹戰犯的態度上，元帥和上校的態度才一致。斯大林曾說，要槍斃五萬名德國軍官才能消滅納粹的軍國主義。丘吉爾認為，戰犯的審判應該是政治行動而不是法律行動，最好一抓住他們就立刻槍斃，“不過事先得保密，免得戰犯先對盟國的戰俘報復”。最后，是美國力主采取法律手段，才有了后來的紐倫堡審判。

        蘇聯想剜德國的肉補償給波蘭，以便把自己的國界西移。丘吉爾則認為，不能給“波蘭鵝”吃太多，否則容易“消化不良”。

        羅斯福支持丘吉爾在波蘭問題上的看法，同時又支持蘇聯在遠東的利益要求。

        時任蘇聯駐美大使葛羅米柯記得，他在會議后期的某天早晨接到了羅斯福送給斯大林的密信，信中承認了蘇聯在遠東的權益。葛羅米柯親自將這封信口譯給斯大林。元帥極為滿意，他不停地一邊踱步，一邊贊許說“很好”。突然，他問葛羅米柯：“據您看，羅斯福是個聰明人嗎？”

        葛羅米柯明白最高統帥的心思，他以一篇長談大論贊許了羅斯福。斯大林聽罷，臉上浮現出“贊許的微笑”，說：“他做的多么巧妙啊。是的，一切都恰到好處。”        

“查查”酒和“約大叔”

        除了政治，三巨頭也分享一些生活瑣事。斯大林有一次問英美貴賓：“你們知道叫‘查查’的格魯吉亞白葡萄酒嗎？”格魯吉亞是斯大林的家鄉。丘吉爾雖然海量，但并不知道這種酒，于是立刻表示了興趣：“那么，怎樣才能品嘗到這種酒呢？”第二天，斯大林給他們送去了這種酒。

        看似輕松的晚宴有時被搞得很緊張。2月10日的晚宴，輪到丘吉爾主持。在斯大林和羅斯福到來之前，一個班的蘇聯士兵提前來到丘吉爾下榻的沃隆佐夫別墅，立刻把宴會廳的門鎖上，將大廳搜查了一遍，桌子底下和墻壁后面都沒放過。

        也許是丘吉爾不太舒服，想找機會報復一下。在斯大林做東的一次宴會上，元帥舉杯祝英王健康，丘吉爾認為只要為三國元首干杯就好。得到允許后，首相舉杯說：“我祝英王陛下、美國總統、加里寧主席，三國的三位元首健康。”

       在蘇聯，自從十月革命后直到他去世（1946年6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一直是蘇聯名義上的元首，盡管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一號”。

        丘吉爾在回憶錄里講了一件尷尬事。本來，他和羅斯福之間的通信中經常稱呼斯大林為“約大叔”，不料羅斯福在宴會上講了出來，弄得氣氛尷尬。盡管斯大林知道這些，仍舊很憤怒：“我什么時候可以離席。”貝爾納斯及時解了圍：“談到山姆大叔，你畢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約大叔有什么不好呢？”

        丘吉爾的長篇大論并沒有給英國帶來什么好處，談判桌上的一切都可以不算，國家利益與實力決定了外交政策和成果。這一點，艾登看得比丘吉爾更清楚。

        艾登在馬耳他時就提醒美國佬：“如果蘇聯要投身遠東戰爭，不過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有好處，我們有什么必要向他們付出高代價呢？”

        羅斯福同斯大林商談的遠東協定極其保密，在羅斯福的隨員中，只有海軍上將李海知道協定全文，連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也不知道。丘吉爾避免涉入遠東問題，他僅僅是“被動地”在協議上簽了字。

        在蘇聯，雅爾塔會議被大肆宣揚，《真理報》社論說雅爾塔會議已經證明，“三大國同盟不僅擁有歷史上的昨天和勝利的今天，而且還擁有偉大的明天”，《消息報》則稱它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事件”。但在西方，尤其是隨著事態的發展，雅爾塔的會議成果越來越遭到強烈質疑，以至于“雅爾塔”成為一個貶義詞。

        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利最多，但仍不太滿意。莫洛托夫在1975年回憶時說，他拿著美國人的草案找斯大林：“好像有點過頭。”斯大林說：“沒關系，沒關系。你們去加工吧，我們以后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執行，關鍵在于力量對比。”

        事后果然如此。德國還沒投降，英美就和蘇聯在波蘭問題上翻了臉。

        有時，歷史的確暗合于某種命運。會議之前先有英國代表團的厄運，而會議之后，厄運降臨到美國代表團身上。歸途中，霍普金斯生了大病，總統的副官心臟病發作死在船上。原本就身體虛弱的總統回國后做了一次報告，不久就在溫泉城猝然去世。

        主要參考資料：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三聯書店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丘吉爾，譯林出版社

        《雅爾塔：影響世界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八天》，浦洛基，江蘇文藝出版社

        《哈里曼回憶錄》，哈里曼，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國、英國和俄國：他們的合作與沖突》，麥克尼爾，上海譯文出版社

        《葛羅米柯回憶錄》，葛羅米柯，世界知識出版社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丘耶夫，新華出版社

        《艾登回憶錄》，安東尼.艾登，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