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五四前后，群賢咸集，大師輩出。

        各種思想，山崩川涌，相激相蕩。

        ——這是五四時代“光榮與夢想”的一面。        

        我們也不應忘記， 除當時已有江湖地位的師輩，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魯迅等人，那些五四的孩子們，當時多是熱血青年，在國難當頭時，一代書生也有青春躁動。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了《重返五四現場》（增補版，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中的大師小事，這里不妨換一種方法看五四，看這個新舊政治、新舊文化交鋒的大時代，政界與學界的風云往事。

        

魯迅兄弟的無聊生活        

        1917年4月，周作人也來到北京，與魯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因為是學期中段，不能開新課，周作人只能暫時在北大的國史編纂處當編纂，和兄長逛琉璃廠，拜訪朋友，吃飯飲茶，夜晚被叫春的貓吵得無法入眠，兩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墻頭上做“棒打鴛鴦”的事情。日子過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紹興會館看魯迅，碰巧有人在墻邊小便，他看見魯迅正用一彈弓聚精會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黃侃惡搞胡適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了上卷，再沒出下卷了。當時有人斷言他寫不出下卷，因為他不懂佛學。他的《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沒下卷。黃侃后來在課堂上調侃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問什么叫“著作監”？黃侃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哄堂大笑。

        看胡適如何回敬黃侃        

        在北大國文教授中，黃侃是堅持文言文者之一。有一回他對學生解釋文言文的優越時，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回’四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適當時沒有回應，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證白話文比文言文優越。他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行政院邀請他去做官，他決定不去，請學生們用文言文代他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電稿：“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說，這份寫得確實簡練，僅用了12個字。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五個字：“干不了，謝謝。”      

        北大校長為員工造假學歷        

        1915年，蔡元培以北京大學名義，致函教育部，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函附陳獨秀履歷一紙。這份冠冕堂皇的履歷，稱陳獨秀“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實乃全屬虛構。蔡元培為了讓教育部順利批準，不惜替陳獨秀偽造履歷。

        后來有人批評蔡元培的做法，卻忘記了蔡元培是個安那其主義者，痛恨國家制度，組織過暗殺團、御侮會，殺人放火都敢做敢當。他的校長辦公室里，不僅有文房四寶，而且陳列著炸彈，區區造個假履歷算得了什么。

蔡元培當年辦公室

        明星雜志的誕生        

        回到上海后，陳獨秀馬上找汪孟鄒，說自己準備辦一份雜志，想讓他承印。汪孟鄒一聽，面露難色，亞東圖書館這時的經濟狀況，捉襟見肘，《甲寅》從日本搬回上海以后，也由亞東承印，汪孟鄒已經有點扛不住了，自己還要靠賣雜糧糊口，對陳獨秀的雜志，有心無力。他介紹了群益書社的陳子沛、陳子壽給陳獨秀認識，經過陳獨秀拍胸脯、打保票，唇焦舌敝，自賣自夸，好不容易，才說服陳氏兄弟同意合作，新雜志為月刊，群益書社每期支付稿費、編輯費共200元。1915年9月15日，由陳獨秀一手創辦的《青年雜志》，在上海面世了。 

        投資人說了算        

        1916年3月初，群益書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上海青年》（周報）的來函，聲稱《青年雜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錯誤。陳子壽與陳獨秀商量，擬將雜志名改為《新青年》。陳獨秀雖十分郁悶，但群益書社畢竟是投資人，也不好太過反對，只得勉強屈從。《青年雜志》于是改名為《新青年》。

《新青年》創刊號

        重賞之下無勇夫     

        1915年，梁啟超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9月3日刊登在上海《大中華》月刊，《申報》、《時報》等大報迅速轉載。梁啟超對民國以來的政治現實，作出尖銳批評。他宣稱，共和與非共和，是國體問題；立憲與非立憲，是政體問題，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變更政體是進化現象，變更國體則是革命現象，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文章一出，洛陽紙貴，市場上賣斷了貨。購不到報紙，又急于一睹為快的人，只好紛紛輾轉抄讀。梁啟超寫得痛快淋漓，人們讀得如醉如狂，三月不知肉味。當時《亞細亞報》懸賞三千大元，征文反駁梁啟超，但重賞之下，竟無勇夫。

        鬼畫符與秤鉤        

        早在1914年夏天，美國康乃爾大學中以任鴻雋為首的一群中國留學生，集股籌辦《科學》雜志時，胡適已是活躍分子。1915年1月，《科學》雜志創刊，從一開始就使用西文標點符號，這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回。中國文人對西式的標點符號，最初是非常厭惡與抗拒的，覺得像鬼畫符，國內有一位學生在文章中寫了一個問號，被老師大加斥責：“秤鉤也能入文嗎？”

        胡適的打油詩       

        胡適為了批評古文派，寫了首一百多句的白話打油詩給梅光迪。胡適自稱這是生平所寫最長的一首詩，胡適詩中寫道：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聽平心靜氣，這是什么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并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胡適與流行歌曲        

        胡適不僅寫了許多“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哈哈大笑”之類打油詩，也創作了不少精致雋永的抒情詩。1980年代曾紅遍神州大地的臺灣校園歌曲《蘭花草》：“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原詞《希望》便是胡適的大作。

        一本暢銷雜志的煉成       

        對文學改良問題，胡適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時間，一揮而就，寫成《文學改良芻議》，用復寫紙一式兩份，分別投給了《留美學生季報》和《新青年》。陳獨秀是識貨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獲至寶，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號上。

        一篇胡適自稱“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的“芻議”，經陳獨秀、錢玄同大吹大擂，儼然成了向舊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動一時，激起了轟轟嗡嗡的議論。《新青年》也一炮而紅，從一本默默無聞的滯銷雜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  

        舊北大的腐敗生活       

        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即京師大學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顧……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后大家鉆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么鉆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

        辜鴻銘的辮子        

        辜鴻銘腦后留著一條大辮子，到死也不肯剪，連雇回來替他拉車的車夫，也是拖著辮子的。他這條辮子在北大赫赫有名，無論走到哪里，都能招來無數注目禮。第一天上課時，學生們為之哄笑。辜鴻銘不慌不忙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馬上剪掉，然而，諸位腦袋里面的辮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這一番話，直如當頭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聲。有資格笑辜鴻銘的人，普天下確實數不出幾個來。

辜鴻銘

        林紓自吹天下第一

        林紓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說自己的詩，“七律專學東坡、簡齋；七絕學白石、石田，參以荊公；五古學韓；其論事之古詩則學杜”。他又說，與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詩又不過是“狗吠驢鳴”而已。林紓對別人稱他為翻譯家甚為惱恨，康有為贊了他一聲“譯才”，幾乎惹得他翻臉。他希望別人稱他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歸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可見其對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社會敗類”吳虞   

        吳虞與父親的關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親趕出家門，導致他的兒子因缺醫少藥而死亡。此事令他對父親恨之入骨。1910年，由于家產糾紛，他被父親告上衙門，最后官府雖判他父親敗訴，但吳虞受到“社會賢達”們猛烈抨擊，指他“無君無父”、“大逆不道”。吳虞為了自辯，寫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個學堂散發，因此大大激怒了當地舊派勢力，罵他外揚家丑，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永遠驅逐出四川教育界。

        學生可以轟走教授  

        胡適在北大開講“中國古代哲學史”，當時學生們拉傅斯年去聽他的課，是因為傅氏在同學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學生稱其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風頭可見一斑），曾經率領學生把一位不學無術的老師轟走。他們讓他去鑒定一下，要不要把這個家伙也照樣轟走。傅斯年聽了以后，卻很滿意地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于是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傅斯年與胡適、胡祖望合影

        一百年前的“雙簧戲”       

        在《新青年》四卷三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讀者身份，致函雜志，以一種潑婦罵街的姿態，指名道姓，從胡適的新詩開始罵起，一直罵到辛亥革命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文章故意把林紓捧到九天之上，其實是把林紓樹立成靶子。林紓莫名其妙被拖進了這趟渾水中。就在同一期，劉半農以記者身份，撰長文反駁“王敬軒”，繼續拿林紓開涮，嬉笑怒罵，尖酸刻薄。

        蔡元培辭職隱退        

        五四學潮發生后，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憊。他既是一位崇尚個人自由的安那其主義者，也是一位學者，他雖然很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一向認為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現在忽然被學生當成搞政治活動的靠山，被各學校校長奉為和政府打交道的領頭人，學生們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長們要聯合行動，他也不能不參加；而政府也把他視為學運風潮的幕后操縱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請愿，明天到警察廳求情，這完全違背了蔡氏的性格與做人原則。于是，他留下一張條子，出走了事。

        陳獨秀扮廚師出逃        

        友人同李大釗計劃：想保護陳獨秀出京的安全，萬萬不能乘坐火車或小汽車出京。李大釗挺身而出，自愿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像生意人。時當陰歷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于是他兩個人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里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張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即購買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釗回京后，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說出此行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