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藏的中國古物都是原封不動的“完璧”嗎？古董市場可以納入考古學史的研究范疇嗎？考古學家、收藏家、掮客是如何干預考古發現及其刊布的？

        4月12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徐堅教授在上海博物館觀眾活動中心的講座《并非時間膠囊：二十世紀里的金村器群》，試圖解答上述疑問。這也是徐堅在上博考古學史講座的第二講。

講座現場

失而復原的金村

        盜墓遠比考古歷史悠久。盜掘成了中國考古史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洛陽金村就是因盜掘而為人所知的。19世紀晚期以來，洛陽地區古墓盜掘猖獗。由于東西走向的隴海鐵路的修建，邙山南麓大量古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28年夏天，金村村民就在邙山腳下發現了成組群的墓葬，由此拉開了一場前后持續將近六年的盜掘。次年，地下的器物流散到洛陽、開封、天津等古物市場，引起海內外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關注。結果，金村器物除了少數幾件保留在國內博物館外，大部分藏在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公私收藏之中。

金村平面圖（采自《洛陽故城古墓考》）

        盜墓活動很少會留下記錄，文物星散四方，金村也許就此消失。

        然而，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 1873-1960）和梅原末治（1893-1983）改變了金村及金村器群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上海別發印書館（Kelly & Walsh, Ltd.）出版了懷履光的《洛陽故城古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1936年，梅原末治的《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在京都小林出版部問世，過了六年，該書出版了增訂本。懷履光當時為加拿大安大略考古博物館收集古物，梅原末治是近代日本刊布和研究中國青銅器最主要的學者之一，由于他們的身份和地位，這兩本著作成為人們了解金村乃至東周考古學的必經門徑。

        傳說出自金村的青銅器、玉石器和漆器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制作精美，錯金銀銅器尤其有名。不僅如此，這些器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被當作東周時代兩周地區甚至中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主要標尺。

《洛陽故城古墓考》封面

考古學家能干預考古發現嗎

        金村本來是要失散的，后來竟然“完整”地出現在世人眼前，并成為東周考古的一個標桿單位。失而復原，就像一個傳奇。是考古學家改變了金村的命運。

        就此，徐堅提出一個問題：考古學家在考古發掘中扮演著什么角色？僅僅只是上帝的一個工具嗎？顯然不是。徐堅當場決絕地表示，如果真是這樣，那他會義無反顧地離開這個行當。實際上，對所有解釋歷史和現實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而言，學者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他說，考古學這門學科之所以有意思，正在于考古學家之手是有判斷力的，是有idea的。一個考古學家把東西從地下發掘出來，公之于眾，這個過程就是遺物的后生命史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以金村為例，戰國時代是它的生命史，但是戰國時代的金村怎樣進入博物館，怎樣為公眾所知曉，則構成了它的后生命史。而且，這個后生命史并不是在無菌環境下形成的?，F代學者無時無刻不在干擾這個過程。我們今天在博物看到的藏品，除了在藏品上看到古代，同時也能看到現代。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有非常精彩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是否曾經構成不同的私人收藏，又是怎樣進入上博的？這背后肯定有非常多的故事。這些故事就參與建構了上博館藏青銅器的后生命史。

龍型玉佩

金村器群是完璧嗎

        由于懷履光和梅原末治在收藏和研究上的權威身份，他們兩人建構金村的工作發表以后，幾乎從未受過嚴格意義的學術審核。人們往往認為金村在海外就是一個完整的器物群。然而，金村器群實際上是一個拼盤，是古物學家采用加法或“聚英法”得到的。很少有人質疑或者警覺聚英法的合理性，相反還很盲目地推崇這種拼接馬賽克式的做法。但徐堅從對金村器群進行全盤分析，對金村器群的流傳和形成史有了深入了解以來，就持謹慎的懷疑態度，他的研究結論集中體現在《暗流》關于金村的章節之中。雖然高本漢早在1938年就對梅原末治輯錄的“金村遺寶”提出質疑，但徐堅是第一個系統質疑金村完整性的學者。不僅如此，他還借此闡釋非科學發掘器群的形成規則。

        徐堅在講座上花了大量時間，用器物形態學對金村器群的各個組別做了詳細的分析。這是藝術史的分析方法，考察器物來自什么地方，從風格上判定年代。這也是一種回訪法，把早年孤立的發現放到晚期更完整、記錄更完備的發現序列當中，由此卡定其年代和文化歸屬。在展示器物的過程中，現場不時傳來相機咔咔聲，因為那些文物實在太精美了。

骉氏編鐘

        首先，徐堅以骉（注：讀如“標”）氏編鐘為例。青銅器是金村遺物中最重要的一個類別，而制作精美的錯金銀銅器向來被視為金村器群的典型特征。雖然傳出自金村的器物早在1929年就出現在古董市場上，但并沒有引起學者的關注。直到1930-1931年，帶有長篇銘文的骉氏編鐘的十二枚被納入上海劉體智收藏后，才為人矚目。這里也反照出中西學者的學術傳承和研究旨趣。對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來說，傳統金石學的影響十分深刻，所以對銘文會很敏感。而西方學者往往側重考察器物的藝術層面，比如紋飾與西方藝術的關系。

        骉氏編鐘一套十四枚，其中五枚是大型鈕鐘，九枚是小型鈕鐘。懷履光購得其中大、小鈕鐘各一枚，剩下的十二枚被劉體智收藏，而后全部被財大氣粗的日本住友財團收納。懷履光和梅原末治公布的圖錄中，有鈕鐘和镈鐘，沒有甬鐘。即使是懷履光公布的金村編鐘，也明顯地顯示出組數太多，每組卻顯示出非常不整齊的殘缺。更奇怪的是，梅原末治提供的金村器物中，甚至出現了東洋貨。

        除了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形制上也有很大的差別。比如，懷履光公布的編號253青銅器圓壺壺蓋上有蓮瓣的裝飾，這種形態跟河南新鄭李家樓出土的蓮鶴方壺比較接近，年代應當是春秋晚期。而編號251鎏金嵌紅銅圓壺年代則晚到戰國中期。懷履光公布的銅鼎中既包括中原一帶很流行的樣式，也包括流行于楚文化區域的銅敦（俗稱“西瓜鼎”）。徐堅指出，倘若東周周王如文獻假定的那樣，是“天子”的話（事實并非如此），當然可能具有調度全國資源的能力，因此在王墓中可能出現不同風格的器物。但是，如果墓葬之中包含勢力遠不能覆蓋的地區，甚至敵對地區的器物，或者年代跨度太大，甚至明確晚于假定的墓葬年代的器物的話，都是值得質疑的。

流行于楚文化區域的銅敦（俗稱“西瓜鼎”）

        也就是說，懷履光和梅原末治認定的金村青銅容器中，包括了多種來源、多種風格和多種年代的器物。接著，徐堅對漆器、銀器、玉石器一一作了分析說明。最后他指出，所謂“金村器群”實際上是個混雜的概念。懷履光和梅原末治都對金村器群的不完整性表示憂慮，覺得還有不少遺物應有而沒有收納，但他們都忽略了不純潔性問題，也就是金村遺物中的非金村成分。他們都在拼命做加法，盡可能收納眾口相傳的金村出土物，卻不曾想過做做減法。因此，他們的金村器群才會包括形形色色的器物，有年代上晚于東周的，或者年代在東周晚期，卻來自其他地區的。

        總之，金村器群固然遺漏了不少確實出自金村各個墓室的遺物，但也混入了相當數量的時代、地域和文化歸屬相沖突的器物。而金村又被視為東周時代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標準器，有的孤例被用來確認一個時代的藝術成就高峰。這無疑會在考古學史和物質文化研究方面留下不準確甚至是誤導的信息。

        其實，梅原末治的金村圖錄出版不久，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1938年就在《遠東古物館館刊》第10期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書評。這可能是迄今對金村學術最詳細和最有見地的觀察，但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高本漢準確地指出，“在傳言、二手甚至三手證據基礎上 進行復原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他（懷履光）的著述隨后的分析中也表明若干他認為來自金村的器物不太可能出自這些墓葬。”高本漢的書評主要是針對梅原末治的，他嚴厲批評了《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在選擇“金村遺寶”上的混亂標準。高本漢指出，梅原末治通篇都無法說明他依據什么將若干器物納入金村器群。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高本漢沒有進一步甄別梅原末治所收器物的可靠性，轉而以大量篇幅討論一些細節問題。這導致梅原末治后來的增訂本只是在資料上有所補充，對于更致命的方法論問題卻避而不談。

懷履光和梅原末治的故事

        就此，我們不能不問：懷履光和梅原末治是怎么收藏那批古物的，又是怎樣出版他們的著作的。只有深入了解這些，我們才能大體實現對歷史上的先驅學者同情之理解。

        懷履光是加拿大傳教士，在中國賑災史和紅十字會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受圣公會派遣，他曾在福建教區擔任牧師，1910年轉向河南開封，開辟圣公會河南教區，并擔任首任主教。到了1920年代，他喜歡上了考古。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館館長的邀請，開始代為收集中國古代藝術品。從此，考古成了他的主業，傳教倒成了副業，這甚至引起同事的不滿。不過他是個人生贏家，業余愛好發展成為退休之后的事業第二春。1936年退休后，懷履光成為多倫多大學漢學副教授，兼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館東方部主任。

懷履光

        在強勢的國族主義話語下，因為傳教士身份，懷履光在近現代中國常常招致懷疑。中文文獻講到金村盜掘時，他和華爾納（Langdon Warner, 1881-1955）成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者。根據這些文獻，懷履光等“脅迫當地農民挖掘”，“從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間，他們荷槍守衛，搭棚立灶，共掘開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數千件，大部分被運往國外賣掉”。對于這些指控，當事人都三緘其口。華爾納的學術生涯以日本藝術為重心，即使在與中國藝術密切相關的1923-1936年，他也從來沒有提到金村。懷履光的《洛陽故城古墓考》絲毫沒有提及金村古墓的具體發掘過程，甚至連發掘起訖時間也是推斷。

        綜合種種材料表明，懷履光在金村發掘時確實不在現場，而是在離洛陽數百公里的開封府。懷履光很可能是從開封古董市場上得知金村遺物的。他始終沒有機會進入發掘現場。實際上，金村墓葬的盜掘一直都在洛陽本地士紳和鄉民的控制之下。

        懷履光雖然可能是距離金村最近的主要買家，但他并不占據優勢。中國的古物流通網絡到金村發掘之時已完全成熟。在這個體系中，開封只是一個次要環節。那時的流通網絡跟以前有一點不同，就是“洋莊”的興起，這樣中國古物流通體系也在逐步國際化。說到當時的洋莊，最有名的當屬盧芹齋創辦的盧吳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創辦的山中商會。在金村器群的流散上，這兩家公司都派人駐扎在洛陽，與當地的古董商直接競爭。

        眾多古董商和掮客紛紛以金村器物為名交易，這應該是古物流通市場的一種常態。陳夢家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濬縣出了銅器，一切周初銅器皆說‘濬縣出的’。大家趨尚清河與巨鹿的磁器，也說一切宋磁都是那兒出的。琉璃廠至今有不少的沈周文征明，都說是真的?！边@無疑準確地指出了古董行的一種趨向和風尚。如果有大批文物涌向古董商，金村就成了最好的招牌。不管是不是金村出來的，只要能交易成功，都會被貼上金村的標簽。就這樣，大量并非出自金村的器物以金村之名流入古物市場。

錯金銀狩獵紋銅鏡

        說到梅原末治，他在中國考古學界非常有名，甚至被視為泰山北斗，這主要是因為梅原末治是少數一直與中國學術界保持了聯系的日本學者，即使在中日建交之前的隔絕期中。徐堅在日本發現，不少學者其實對梅原末治的古物研究方法是持質疑態度的。由于我們過度相信梅原末治是漢學大家，對于他的研究，我們很少，甚至都不愿意從純粹學術之外尋找寫作動機。對梅原末治而言，金村只是實現他在中國古代藝術和考古研究上的一個“由頭”或者“道具”。梅原末治擅長以中國考古學大發展時代的最新發現為參照，重新評估海外中國古物收藏。

        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文物成潮流地外流，零零散散多有報道。但是，到底有多大規模，我們并不知曉。梅原末治借金村之名，把散布在全世界的，具有類似風格的精彩絕倫的中國器物聚攏起來，于是有了《洛陽金村古墓聚英》。

        之前，梅原末治出版了另一部名作《歐美蒐藏支那古銅精華》。徐堅提到，他第一次聽到這本書的書名是在大學期間，但是直到2008年才在巴黎吉美美術館的圖書館中看到。他至今都記得，當他看見圖書館館員推著轟隆隆響的小車出來時激動的心情。這是一部七卷大開本的豪華圖錄，無論是裝幀，還是印刷，還是照片的拍攝水準，至今看起來也一點兒都不過時。這部圖錄刺激了不少中國學者，其中就包括容庚和陳夢家。容庚后來出了《海外吉金圖錄》，而陳夢家出了《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都是中國學者憋了一口氣要和日本學者較勁的結果。反過來，這也可以想見，任何人見到這套大開本圖錄時感受到的震撼，甚至有點窒息。

《歐美蒐藏支那古銅精華》封面

        《歐美蒐藏支那古銅精華》印量非常有限，每套都有獨立的編號，因此目前即使在收藏豐富、歷史悠久的東亞藝術圖書館中也是非常罕見的。打開扉頁，在陳述學術目的之余，有些細節可能能給我們更多信息。這套書并不是純粹的學術著作，而是梅原末治應山中商會之邀編輯的，實際上也就是山中商會的銷售圖錄。出版發行之后，山中商會會及時補寄照片和勘誤表，也會寄出哪件器物已經售出的簡要說明。山中商會的興盛就是中國文物外流的一個縮影。

        這個時期，日本及全球其他地方的中國藝術品收藏急速膨脹。主要在洋莊的幫助下，全球的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已經從滿足西方獵奇心態轉變到真正認識中國藝術之美。到1930年代，人們有一個強烈的愿望，需要描繪一張最新的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全球分布圖。擁有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的藏家們也希望界定自身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這就促成了西方在1935-1936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博覽會。這次藝展對中西學術、商業、收藏、觀眾等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一拍即合，由此造成一場轟動世界的文化盛會。這是中國國寶第一次走出國門，也是迄今為止在海外展出的最高規格的國寶展。對國民政府而言，大戰在即，文物外交有助于獲得更多的支持。對于故宮，這次大展的意義同樣非常尋常，故宮從帝制遺產到博物館的轉變過程漫長而曲折，正是在倫敦中國藝展上，故宮最終成為藝術博物館的龍頭老大。

        日本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在這個時期內也是突飛猛進。住友財團收藏的奠基人住友春翠的泉屋收藏了大量中國青銅器，泉屋的圖錄在很短的時間內不斷重編再版，一方面說明其收藏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也說明研究和認識迅速成熟。日本的中國藝術收藏迫切需要集成式編纂，這是梅原末治的系列圖錄的背景。

        這樣看來，金村從盜掘開始就融入到古物流通網絡之中，懷履光只是其中的一個買家，并沒有操縱的能力。而且，由于金村聲譽鵲起，以至于從不同地點盜掘出土的不同器物都有可能貼上“金村”標簽。因此，任何一筆“金村”收藏都有可能是時代和地域意義上的雜拼。而在最重要的編輯者中，雖然懷履光以真實記錄為目標，但是對于梅原末治而言，全球或者日本各大收藏的輯錄式整理才是他的主要興趣。而梅原末治在甄別鑒定上過度相信口述資料，在風格厘定上顯得粗糙，這導致本就不夠清晰的金村進一步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