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買國際機場——象征孟買國際化大都市身份的“新門戶”——西裝革履的商人邁著匆忙的步子，準備前往下一個國家，開展一分鐘幾百萬上下的生意；興奮的游客走出航站樓，嗅著濃郁的花香，涌入四周玻璃閃耀的豪華酒店。

（印度“新門戶”——孟買國際機場）

僅兩百米開外，又是另一個世界：

三百三十五間歪歪斜斜的鐵皮棚屋里擠住著三千人；

屋子旁的污水湖堆滿垃圾和動物尸體；

老鼠東奔西跑，毫不怕人，時不時還在人身上咬上一口；

公廁無人打掃，穢物橫流；

連自來水都是限時供應。

這里是一座名為安納瓦迪的貧民窟——拾荒者、零工、小偷、無家可歸者的家。

（從飛機上看到的孟買貧民窟）

機場管理局生怕這幅景象毀了國際友人對孟買的第一印象，在道路一側豎起貼滿意大利瓷磚廣告的護墻，金黃的底圖上一遍又一遍地寫著“永遠美麗”。

往來機場的人中，沒人能看到那個躲藏在“永遠美麗”背后的另一個世界。

“在這里，財富不是來自人們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們避開了多少意外和災難”

1991年，一群來自印度南部的民工在維修完機場跑道后，決定留在孟買。

他們看中了國際航站樓對面的一片灌木林地，于是動手砍倒樹木，填充沼澤。一個月后，一個用竹竿和水泥包裝袋臨時拼湊而成的聚居區形成了。

十幾年來，在城市打拼的人把掙來的錢寄回家，在老家蓋起牢固的新房，吸引一批又一批心懷抱負的人涌入孟買。

和農村的赤貧相比，能住進孟買貧民窟就象征著一種成功。

（政府推算印度農村地區每年平均有一千起農民自殺案）

他們并不知道孟買生活的殘酷：統計表明，孟買居民的平均壽命比全國平均值少七年。

賺錢更是難上加難。安納瓦迪的三千居民中，只有六人有固定工作。其他人，要么拾荒；要么每天早上沖到機場附近的十字路口，和上千名沒有工作的男女競爭臨時工作。

除了激烈的競爭和勞動力過剩導致的工資過低，阻礙他們增加收入的事物清單上還有：

在貧民窟巷弄肆虐的各類傳染病；

雨季。大雨會影響干活兒，而一旦發生洪災，基礎設施極不完善的貧民窟便首當其沖；

警察。上門收保護費是家常便飯；

官方。除非競選期間需要選票，底層居民的死活無關緊要。

居民們已經習慣生活中充滿變數。用他們的話說，“在安納瓦迪，財富不是來自人們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們避開了多少意外和災難。”

“由于世界的運作方式，我沒辦法成為更好的人”

這句話放到侯賽因一家身上再合適不過。

靠大兒子阿卜杜勒埋頭苦干回收廢品，他們攢錢付清了一塊地的訂金，憧憬著早日離開貧民窟。

可一場意外的爭吵過后，朝夕相處的鄰居又把他們拖回到苦日子的旋渦中。

當“呼”的一聲、小小的轟隆聲和“我媽著火啦”的尖叫聲一同響起時，阿卜杜勒剛安好母親夢寐以求的廚房置物架。

完工的喜悅很快變成驚慌。隨著鄰居們趕來救人，阿卜杜勒的姐姐沖著弟弟喊：“快跑！她說過要讓我們自投羅網！”

那天下午，阿卜杜勒安裝架子時敲壞了隔開自家和鄰居“獨腿婆子”法蒂瑪家的劣質磚墻，磚里的沙子掉進了法蒂瑪的碗里。雙方吵了起來。

一怒之下，法蒂瑪把煤油澆在頭上，點燃火柴，然后用水澆滅。在警察的調查中，她誣陷侯賽因一家是兇手。只是她沒想到，自己最后會因為傷口感染死在醫院。

警察不在乎一個殘疾女人為何被燒，他們只想從中獲利。被關押后，阿卜杜勒和父親被毒打，要想避免更多刑罰只能交錢了事。

（電影 《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不只警察，負責搜集證詞的特別執行官、為嫌犯開具未成年證明的醫生都提出交錢才能辦事，甚至有鄰居以幫忙調解為名暗示給錢。

為了救丈夫和孩子，阿卜杜勒的母親不得不花光積蓄、賣掉屋后存放廢品的棚子，拿錢給索賄的警察、出錢請律師。原本要買的那塊地只好放棄。

一家人又回到了一無所有的起點。

阿卜杜勒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感到無能為力：“由于世界的運作方式，我沒法成為更好的人。”

沒人關心這場悲劇的真正原因。法蒂瑪的復仇源于嫉妒，嫉妒侯賽因家的生活蒸蒸日上，而這好運似乎永遠掉不到身有殘疾的她的頭上。

人們通常認為，同樣身處困境的人會互幫互助，可生活在底層的人并沒有團結起來，斗爭從未發生在不同階層之間，貧民窟和豪華大樓僅相隔一街，卻相安無事。

“對窮人而言，貪腐可能是仍未消失的一個機會”

有人深受貪腐和底層互害之苦，有人卻在其中看見了機會。

侯賽因一家面臨牢獄之災時，主動提出幫忙調解的那位鄰居是阿莎·瓦根卡。

這不是阿莎第一次幫鄰人解決問題。有老婦人找不到活兒干，她動用關系替她找到一份臨時工作；有父母對孩子不管不顧，她拉著孩子送到孤兒院；有婦女賣身養家讓家人不滿，她幫忙出謀劃策。

做這些只是出于好心嗎？當然不是，再窮的人她也能從他們身上撈上一筆，即便一時拿不出錢，日后也會記著她的好處。

關鍵在于，這么做有助于豎立威望，而任命貧民窟管事的市政代表看重這份威望。

阿莎是安納瓦迪最有野心的女人。她瞧不上侯賽因家的廢品生意，更不愿像其他女人那樣靠穿金盞花花環或給工廠做計件零工賺錢。她要成為貧民窟第一位女管事，通過政治踏入印度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

為了實現目標，她不惜敲詐鄰人，甚至出賣自己的身體。得來的好處卻很實在。

（電影 《白虎》）

在貪腐的底層城市，機會分配往往是內線交易。和政客攀上關系，不僅讓她以四年級學歷獲得幼兒園老師的教職，還讓她有機會和他們聯手，在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的扶貧項目中分得贓款。

這些贓款讓她家擁有了安納瓦迪的第一臺電視機，鋪上了瓷磚地板，也讓她一路把女兒送進大學，成為貧民窟第一個女大學生。

阿莎知道這些都是腐敗的手段，但如果那些大人物說這么做是對的，又怎么能說她做錯了呢？

盡管貪腐對多數人而言只有負面意義，但在安納瓦迪這種被貪腐竊取了許多機會的地方，對窮人而言，貪腐反倒是所剩不多的真正機會。

二十歲的阿莎，是個窮困的、沒受過教育的農民；

而四十歲的她，雖然還只能住在底層貧民窟的公廁邊，卻把自己的女兒送進了大學，半只腳踏進了上流城市。

“白人女瘋子”

走到“永遠美麗”那堵墻背后，看到安納瓦迪，寫下阿卜杜勒和阿莎故事的人叫凱瑟琳·布。

多年前，凱瑟琳愛上了一位印度學者，隨他來到孟買。

當時，印度在全球化浪潮中成為新興經濟引擎。

凱瑟琳在報道中看到的印度總是充滿希望：普通人在IT行業摸爬滾打后改變命運；慈善機構向身陷貧困的人伸出援手……

但這些“成功故事”代表全部嗎？

此前，凱瑟琳一直在美國報道窮人和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來到孟買，她也不自覺地把目光投向生活在高樓大廈陰影之下、占據城市多數，卻極少被主流媒體報道的那些人。

（凱瑟琳·布在安納瓦迪）

初到安納瓦迪，金頭發、白皮膚的她被貧民窟居民看作附近五星級酒店的游客，人們會指著她喊：“快看那個白人女瘋子。”

他們沒想到，這個“女瘋子”一待就是三年，更沒想到，自己會和她成為朋友，愿意向她講述生活中的不如意，吐露內心的想法和感受。

凱瑟琳把她看到和聽到的一切記錄在自己的處女作《美好時代的背后》中，用坦率而客觀的筆觸，還原印度社會的真實樣貌，同時也讓更多人看到：

在這個發展迅速的美好時代，有一群人從未被時代眷顧，被拋在一邊。

他們尋得的機會無法幫他們抵御生活中不斷來犯的各路風險，他們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彼此激烈競爭，甚至，他們擁擠的生存空間也要為城市的發展讓路。可即便如此，他們依然在那個下沉的世界里奮力向上。

凱瑟琳離開之前，一輛推土機推倒了那面“永遠美麗”的遮羞墻，接下來，三百三十五間棚屋會被更多酒店、辦公大樓和主題公園替代。

安納瓦迪居民的生活，就像被填平的污水湖，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不會留下一絲痕跡。

盡管安納瓦迪只是孟買的一個小小貧民窟，曾經深入多個底層社區的凱瑟琳，還是對它和其他貧窮社區之間具備的共同點感到震驚。

安納瓦迪居民的生活又豈止僅存在于印度。

文字之外，生活還在繼續。未來像一輛總是錯過卻可以追著跑的公交車，沒人會放棄追逐：出獄后的阿卜杜勒開著拉貨的板車重新上路了；精明強干的阿莎還在朝著自己的目標努力；阿莎的女兒大學畢業后做了老師，為了讓更多貧民窟孩子擁有選擇的機會……

這些記錄有什么意義？

用凱瑟琳的話來說：“很少有報道可以改變世界，但如果改變發生，也是因為有人能更好地了解到一無所有的人們正在經歷什么。”

看到是改變的前提，這或許就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