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增進國際間跨學科學術交流，促進絲綢之路史與科技史研究，呼應中國絲綢博物館“絲綢之路周”活動舉辦，2021年6月16日晚，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辦，跨大陸交流與絲路文明聯盟（ATES）、中國絲綢博物館合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青促會小組、青年學術小組承辦的“互為新視野的絲綢之路與科技史研究”青年學術論壇成功舉辦。本次論壇由德國馬普學會科學史所楊巧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李亮研究員、牛津大學俞雨森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陳巍副研究員四位青年學者以線上視頻會議形式發表報告，活動由科學史所陳巍副研究員主持。此次活動吸引了150余名聽眾參加。

陳巍首先介紹了舉辦此次論壇的緣起，并解釋了“新視野、新方法、新維度”的含義。他指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絲綢之路科技史領域具有深厚學術積淀，近年來青年學者在此領域迅速成長，取得許多值得關注的成果。他把絲綢之路史與科技史研究比喻為魔方的不同側面，看似相隔一定距離，實則具有很多交叉的可能性，通過視野和方法的交叉，不同研究領域可以相互提供有益啟發和新的研究維度，促進更多新成果的涌現。

楊巧的報告題為“蒙古時代的絲綢之路與科技交流”。在報告中她先介紹了自己近年來的研究興趣，即從知識與權力的視角探討蒙古統治與天文學知識發展之間的關系。她指出13-14世紀的蒙古帝國作為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在推動東西方包括天文學在內的科技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蒙古帝國統治者的支持下，中亞與西亞天文學家在回回司天臺供職，并帶來了伊斯蘭天文儀器與書籍。伊朗天文學家在馬拉蓋地區建立了天文臺，在那里匯集了頂尖的伊斯蘭天文學家，這些天文學實踐活動對后世的伊斯蘭天文學設立了新的標準，甚至影響了歐洲的天文學革命。她還指出知識與技術的傳播是極其復雜的過程，研究絲綢之路科技史不能僅從技術的傳播與接受的單一視角一概而論，這應放到蒙古帝國這一時代背景下通盤考慮。另一方面，科技史研究概念及范疇的擴大以及方法的多元化為絲綢之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支撐。她述評了近年學界在蒙古帝國與科技史交叉研究領域取得的學術成就，展望了未來值得關注的研究方向，如對不同語種古代科技文本內容的研究、前現代科技史理論發展以及多學科合作研究等。

楊巧提出馬拉蓋天文臺是波斯與中國天文學知識交流匯集的見證

楊巧展示了抄本中描繪的13世紀馬拉蓋“圖西雙輪”（Tusi couple）

李亮所作報告題為“絲路經緯：伊斯蘭天文學在中國”。他敏銳地抓住本次活動與絲綢博物館的聯系，把紡織與天文學中的“經緯”概念加以聯系，并以伊斯蘭天文學在中國的使用與傳播為切入點，從文獻來源、影響與地位、傳播與調適三個層面對這一概念的內涵進行了詮釋和解讀。李亮指出，元明之際的天文學成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中外天文學文化交流活動的產物。從文獻來源層面看，伊朗《伊爾汗歷》中對中國歷法進行過介紹，中國元末明初也有大量有關伊斯蘭世界的天文歷法書籍，如《回回歷法》在元明之際出現多種漢譯本和編譯版，《秘書監志》中使用的術語“積尺”可追溯到中古波斯語“Zij”，該詞本意為繩索，最初指編織中線的排列，后引申為天文算表。從伊斯蘭天文學的影響與地位看，根據文獻記載，《回回歷法》在推算日月食及五星凌犯較為精細完備，其緯度之法為中國所未備。通過現代計算機模擬計算，《回回歷法》與《大統歷法通軌》在推算日月食方面各有優劣，在推算月食食分方面，《回回歷法》較《大統歷通軌》更為精確，在推算五星凌犯方面較為先進。從傳播與調適層面看，伊斯蘭文天文學文本在漢地傳播與轉譯過程中經歷了相應調適，例如伊斯蘭天文學文本在轉換成漢譯本的過程中會在使用顏色以區分加減和對算表格式等方面進行調整。

李亮展示了《伊爾汗歷》的首頁

俞雨森的報告題為“伊斯蘭世界的印刷術”。他重點從技術與政治文化關系的視角對伊斯蘭世界書籍流通與印刷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并進一步延伸到中國雕版印刷術如何被伊斯蘭世界接受的過程。他指出技術的傳播及其接受或拒絕（延后）會受到當地政治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技術本身與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有時候技術問題會轉化成政治問題。伊斯蘭世界古籍大部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印刷術在伊斯蘭世界的大規模使用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18世紀，在官方贊助下才得到大規模推廣，18世紀之前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也存在于伊斯蘭世界，主要用來制作護身符等。這種獨特的歷史現象與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蒙古帝國時期伊朗引入雕版印刷術印刷紙鈔失敗就是一個例證。此外，印刷術的接受與傳播還會受到文字形式與書籍類型的影響，這也是中國古代書籍采用雕版印刷術為印刷主要形式的原因。在古代，伊斯蘭世界對造紙和印刷術很感興趣，伊斯蘭世界收藏有中國雕版印刷書籍，比如：印刷有《二十四孝圖》的書籍與山西長子縣小關村出土金代紀年壁畫墓中的《二十四孝圖》內容極其相似。他還特別強調，伊斯蘭文化在面對外來印刷術，如中國雕版印刷術和西方印刷術等新技術或事物時，特別喜歡用“奇”這個詞來進行描述，原因在于無法理解其內在構造，而認為它們是一種很奇特的事物。

俞雨森展示了伊斯蘭世界的印刷書籍

陳巍的報告題為“珍珠之路：跨文化流動的物質與技術”。報告以珍珠為例，展示了絲綢之路史研究與科技史研究交叉的可能性。首先他把絲綢之路珍珠史界定為三個層面：生產層面、加工銷售層面，以及消費和接受層面，指出當前研究主要在后兩個層面進行探求，較少關注原材料生產和實踐知識，而知識的重心在不同層面間存在遷移，每個層面珍珠知識與不同方面知識產生聯系。他從科技史的視角，廣泛調研文獻，對東西方在珍珠打撈、初級產品加工、流通環節所涉及的實踐及工藝知識進行比較，發現不同風格、不同文化與境的文獻記載涉及相似原理和操作方法，反映了傳播的可能性，但在細節程度和選用具體材料等方面存在差異。作為結論，他提出絲路各文明從不同角度對同一對象留下的記載，提供了積木式探尋的可能性，絲綢之路可以成為尋求問題研究意義的一個途徑。使用科技史方法，可以把通常的絲路史研究對象轉換為挖掘縱深層面的入口，從而探究原本難以察覺的知識與實踐的深層次聯系。

陳巍提出珍珠的生產地、加工地和消費地各自存在不同層面的知識

主題報告結束后，報告人和與會聽眾就有關絲綢之路珍珠鉆孔加工工藝文本內容、元明之際伊斯蘭天文學理論知識與觀測儀器、科技文本的傳播與轉換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