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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建大商場就會有人去?商業網點規劃如何“互聯網+”
2013年,商務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內貿規劃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在2015年基本完成縣級市商業網點規劃編制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商業網點規劃編制的熱潮。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吉林、黑龍江、浙江、湖南、廣西的縣級市商業網點規劃編制已經全部完成;江蘇、四川的縣級市商業網點規劃編制完成率超過90%。然而,當代中國商業網點規劃的編制存在三大技術誤區,顯著削弱了規劃本身的科學性。
瀘州是四川的地級市,筆者較為熟悉。以下以《瀘州市城市商業網點規劃(2013-2030)》為例,闡釋這些誤區的典型特征。
理論回顧
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瓦爾特.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在純粹理性層面上解釋城市空間布局(城市居民為理性人,且城市發展條件為理想狀態)。他認為城市定居點的基本形態是“中心區域 + 周邊的服務范圍”。中心區域的資源越多、體量越大,其服務的范圍也越廣。因此,城市定居點存在一個天然的“等級體系”。

二戰結束后,這一理論被廣泛應用于歐美商業網點規劃的編制:商業中心的等級體系得以建立。理論上,一座城市的商業網點等級包括:市級商業中心、市級商業副中心、地區級商業中心與社區商業中心。一般情況下,四類商業中心的體量(商業零售面積)分別為20萬平方米以上、10-20萬平方米、5-10萬平方米、5萬平方米以下。
瀘州的案例
2015年1月,《瀘州市城市商業網點規劃(2013-2030)》原則上通過評審,向社會發布核心規劃概念。規劃以實現“城中大商場、城區特色街、城郊大市場、城際大物流、項目大支撐”為目標,在生活型內圈中著力打造1個市級商業主中心(白塔-茜草組團)、3個市級商業副中心(城北、城西、城南)、16個片區級商業中心、25至40個社區商業中心。在產業型外圈,積極布局大型專業市場,打造“輻射全球的白酒文化消費中心”以及“川滇黔渝結合部的商貿物流中心”。

3個市級商業副中心的設置將配合“兩江新城”(沱江新城與長江生態濕地新城)的建造。“兩江新城”規劃面積為100平方公里,預期至2024年吸納人口100萬人。其中,沱江新城規劃面積60平方公里,預期吸納人口60萬人,由兩個市級商業副中心(城北與城西)支撐;長江濕地生態新城規劃面積為40平方公里,預期吸納人口60萬人,由1個商業副中心(城南)支撐。

總結起來,瀘州商業網點規劃采用了歐美式的商業中心等級體系,覆蓋了商業零售與產業發展兩大主題。同時,商業網點的設置與新城建設相銜接,在規劃層面構建了“產城一體”的發展格局。
三大技術性誤區
由于對歐美商業網點規劃理論學習不透徹,對中心地理論自身局限性漠視,以及對互聯網背景下商業網點發展新特征認識不足,當代中國商業網點規劃存在以下誤區,顯著體現在瀘州的實際案例中。
1.人口測算方式的誤區
在瀘州,3個市級商業副中心定位十分明確,就是要支撐兩江新城的規劃人口(100萬人)的商業需求。2013年,瀘州市累計有常住人口424.58萬人(在本市居住半年以上)。城鎮常住人口達183.8萬人,城鎮化率為43.29%(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46.1%)。按照中央政府的城鎮化率目標(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約60%左右),瀘州需要至少68萬人的新增城鎮常住居民(假定常住人口持續增長)。考慮到新城將顯著吸引城市建成區原有居民落戶,故新城的人口發展目標應大于68萬人。從完成城鎮化發展指標出發,100萬人口的新城規模無可厚非。為滿足新增人口的商業需求,3個市級商業副中心將設置“大商場”(即現代購物中心),從而使瀘州的商業版圖由目前“白塔商圈一枝獨秀”,發展為“商業中心多極化”。然而,這樣的人口預測顯著脫離了市情與市場。
首先,100萬的新城人口規模過于樂觀。在上海浦東,坐擁“自貿區”概念、“滴水湖”景觀以及軌道交通設施的臨港新城(其中“南匯新城”規劃面積為68平方公里,相關產業區規劃面積為247平房公里),在2020年規劃吸納的常住人口約120萬人(并未顯著高于兩江新城)。目前,臨港新城在產業發展上相對活躍,但在吸納常住人口方面卻相對緩滯。毫無疑問,上海臨港新城具備的發展條件顯著優于瀘州的兩江新城。可見,兩江新城希望吸納的人口數量缺乏現實說服力。
其次,瀘州商業網點規劃并未對人口的代際差異進行專項分析。代際差異分析是北美商業網點規劃編制過程(人口測算部分)中的重要環節。自二戰結束以來,北美出現了三個顯著的人口世代:嬰兒潮(Baby-Boomer: 1940s-1960s),X世代(Generation-X: 1960s-1980s),Y世代(Generation-Y: 1990s)。隨著時間推移,最新的Z世代(2000年至今)將逐步成為消費主力。不同代際之間具有顯著的購物偏好差異。
如下圖所示,嬰兒潮一代追求汽車、寬敞的大宅與現代化的購物中心,認為這是標準的“美國夢”。X世代喜歡多樣的生活方式,在個性上追求隨意浪漫,呼吁環保,喜歡真實的本地品牌。Y世代的標簽是種族多元;他們一出生就沐浴在互聯網時代中;追求體驗式的購物空間,因為購物的意義在于社交。

在中國,代際之間的消費差異同樣顯著。70后喜歡務實的消費(本地集市、百貨店、商業街等);80后喜歡與國際接軌的消費(現代購物中心);90后喜歡特立獨行的消費(互聯網電商、文化創意中心)。以萬達商業地產(中國最成功的商業地產企業)為例,其開發的三代產品(單體店、復合店、城市綜合體)就是在迎合不同的代際需求變化(70后至80后)。
目前,萬達正悄然孕育第四代產品:基于“文化創意 + 互聯網金融”的O2O城市商業空間(迎合90后)。2011年,萬達在武漢投資(約500億元)建設的“楚河漢街”項目更像是一個文化旅游地標,而非商業中心。2015年,萬達將與“快錢”(全國排名第四的第三方支付商)合作,為入駐商戶提供便捷貸款;為萬達會員提供消費信貸服務。
2013年,瀘州市戶籍總人口為508.42萬人,比常住人口多出83.84萬人。考慮到在常住人口計算中還納入外來戶籍常住人員,那么本地戶籍人口的凈流出數應不少于83.84萬人。盡管缺乏相關數據了解凈流出戶籍人口的年齡構成,從理論上推導,這部分人群應主要分布于18至60歲之間(既是適齡勞動人口,又是最具消費能力的人口)。這意味著,瀘州常住人口的實際消費能力大打折扣。同年,瀘州60歲以上的戶籍人口比重高達17.4%(顯著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4.9%,2013年數據)。他們的消費習慣與能力難以支撐“大商場”。18歲以下的戶籍人口比重為21.8%。他們不僅消費能力有限,而且消費觀念中帶有強烈的互聯網時代特征,難以對“大商場”投入持續的熱情。可見,瀘州商業網點規劃中所包含的“城中大商場”的設想十分籠統,對不同世代居民的消費偏好變化缺乏科學認識。
2.空間布局方式的誤區
中心地理論假設一個理想的城市發展狀態:城市發展空間平坦,且無主要的地形障礙。在土地資源豐富的北美,城市選址可以相對輕松避開不利的地形條件。二戰后,工程師們通過精確計算,設計出通達的環線路網。如此,道路等級體系天然勾勒出商業中心的選址。例如,主干道之間的交匯處適合設置市級商業中心;主干道與次干道的交匯處適合設置地區商業中心;以此類推。
如下圖所示,將瀘州商業網點規劃與交通網絡體系進行疊加可知:市級商業中心(綠色實線圓)位于交通體系的幾何中心;3個市級商業副中心(綠色虛線圓)皆位于內環線(紅色線圈)上。這樣的空間布置符合了理論的基本需求。

然而,瀘州市商業網點規劃太過拘泥于規劃理論。由于復雜丘陵地形與河流(沱江與長江)的阻隔,使瀘州的城區擴展難以遵循“以主城為圓心,向四至自由拓展”的格局。目前,城區拓展的主要方向為向西、北與南,也就形成了城西、城北與城南三個商業中心的發展需求。如此,瀘州的商業網絡并非理論上的“眾星拱月”,而是具有“菱形網格”特征。如下圖所示,城北與城南的交通區位類似,但較城西則有明顯劣勢(各地到城西的通勤距離小于城北與城南)。可見,城西商業中心的級別應高于其余兩地。

此外,中國絕大部分城市的選址遵循的并非工具理性,而是自然哲理。瀘州主城的基本輪廓由“古宋城”而定。“古宋城”西側有忠山作為屏障,東側與北側由長江與沱江合圍而成。這樣的選址,充分利用自然便利,形成了絕佳的防御、運輸、供水等條件。這些自然邊界在歷史長河中發酵為人文歷史的邊界。盡管城垣消失殆盡,但長江與沱江依舊如斯,使人們心中的瀘州擁有明確的空間范疇。
瀘州商業網點規劃將主城與一江之隔的茜草壩整合為市級商業中心,意在打造傳統商業與現代商業的融合;“兩江新城”規劃將城西與城北新區聯合定義為“沱江新城”,意在打造以江水景觀為紐帶的現代都市區。這樣的空間選址規劃,在純粹理性層面上具備可行性,卻忽視了主城的歷史文化邊界(這條邊界不是修幾座橋便可以消除的)。名義上,江水景觀的市場價值得到開發;實質上,江水的文化歷史內涵被撕裂。規劃中的新城概念“放之四海而皆準”,喪失了瀘州味道。

物理距離稍遠的城西區域才是更理想的主城商業拓展方向:在不打破歷史文化邊界的基礎上,形成傳統與現代的聯絡與過渡。如此,長江與沱江形成天然的主城(商業區)邊界;市級商業中心由“兩點一線”構成。“兩點”(相當于“主力店”)是:主城商業區 + 城西現代購物中心以及區域內的酒城樂園(大型游樂園);“一線”是主要的交通干道:由主干道(混合土地利用商業區)與酒城大道(景觀道)構成(相當于“商業廊道”)。

“兩點一線”是經典的商業中心空間布局。如下圖所示,SEARS(右端,北美主要連鎖百貨公司)與Safeway(左端,北美主要大型連鎖超市)構成了該商業空間的主力店,牽引客流。兩點之間設置商業廊道,充分消化客流。

3.商業網點形態的誤區
無論零售型商業網點,還是產業型商業網點,瀘州的商業網點規劃忽視了當代經濟最大的特征:互聯網。
在設計零售型商業網點形態時,規劃追求“大商場”。
按照北美的零售業發展路徑,城市商業網點的發展鏈條為:“商業街,百貨商場,現代購物中心,工廠店”。商業網點形態變化的目的是使得商品價格更加低廉(相應人均商業用地面積增加)。然而,互聯網經濟重構了零售業的發展規律。2014年上半年,瀘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為13.7%,位列四川省之首,超過全國當年平均增速(12.0%)。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瀘州的零售型商業網點可以依照經典模式持續繁榮。2014年,全國網上零售額的增幅為49.7%。若依賴傳統的商業網點空間形態,勢必將被經濟發展趨勢淘汰。
城市商業網點形態的經典發展鏈條被打斷,將呈現多元發展趨勢。在上海,這種變化顯著出現。2014年9月,一家店鋪(人均消費約65元)在靜安寺商圈(頂級商圈)中的芮歐百貨(高端百貨)開業。表面上,這家店鋪的定位匪夷所思。它提供各類設計書籍與雜志(工業設計、建筑設計等)、獨立藝術家作品(雕塑、畫卷、竹刻等)、咖啡與面包、奇奇怪怪的桌椅以及論壇沙龍等。這些元素有機糅合在一起:顧客在查閱書籍的過程中,隨時能見到相關設計作品;各類作品的標簽上有顯眼的二維碼;桌椅的設置鼓勵顧客交流;定期還有獨立設計師的作品發布。實質上,這家營業范圍極廣的店鋪提供的產品是O2O的體驗。在互聯網時代,能體現靜安寺商圈消費層級的,不再是商品價格的高昂,而是興趣與個性價值的獨特。
在瀘州這樣的城市,類似變遷同樣在發生。在主城的商業中心“水井溝”,除了傳統的幾家百貨商店外,一家咖啡館成為集聚人氣的主力店。該咖啡館不僅提供了本地較為少見的西式餐點,而且構建了極富設計感的實體空間,成為瀘州年輕人社交的主流場所。比如,該咖啡館用iPad點餐結賬(對一座小城市而言,這是一大突破)。這符合了90后以及00后的體驗需求。目前,該店在城西開設一家分店,開始提供紅酒與咖啡制作沙龍等服務,更加強化產品的“體驗”價值。
就產業型商業網點而言,瀘州的商業網點規劃依舊輕視互聯網的發展背景,追求“大物流、大市場、大項目”。然而,這些“大構想”解決不了產業發展的“小問題”。2014年,《舌尖上的中國》讓“古藺麻辣雞”著實火了一把。當年10月底,央視《鄉村大世界》走進古藺,尋訪“養雞達人”。楊志軍有幸在全國觀眾面前展示了自家“可上樹”的散養土雞。出人意料的是,楊志軍養殖的4000只土雞,因售價高于本地市場面臨滯銷危機。這位普通養殖戶的經營行為絕非大項目,也很難形成專業市場,難道只能接受虧損的命運?

在浙江省衢州市,類似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當地政府積極與淘寶網對接,建設“淘寶中國.衢州館”,統籌衢州特色食品銷售,其中就包含“不老神雞”(與“古藺麻辣雞”類似)。“不老神雞”自成獨立的飲食品牌。以往,其通過加盟店形式布局全國市場,但面臨嚴酷的地域競爭與管理壓力。得益于淘寶網電商平臺,“不老神雞”改變了發展戰略,開始積極從事專業化、規模化的產品生產,從互聯網的維度迅速獲取市場份額。至少目前為止,它有效實現了數量眾多的養殖戶的創富愿望。

大市場、大物流、大項目無法幫助楊志軍這樣的小人物。對他們而言,互聯網是唯一可能的(成本可接受)全國化渠道。隨著互聯網經濟繁榮,各大電商積極布局一線城市以外的地區。作為成渝經濟圈中的一員,瀘州的產業型商業網點形態,不應拘于“耗費大量固定投資營建傳統的專業市場”的老路,而應積極對接各大互聯網電商區域配送站點的擴張計劃。如此,不僅能獲得便捷的物流條件,且能借助成熟的電商平臺激活本地產業。仲量聯行(JLL)的研究報告表明:在珠三角地區,一些知名電商,開始把區域配送中心從一線城市(廣州、深圳等)遷出,搬至周邊次級城市(江門、肇慶等)。這一發展趨勢也將出現在成渝經濟圈。

總結
對中國城市而言,商業網點規劃的編制,代表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然而,影響商業用地選址與建設的因素十分復雜,對傳統規劃技術提出了挑戰。基于當代中國商業網點規劃編制過程中暴露的技術誤區,筆者對未來的規劃實踐提出如下三方面建議:
在人口測算過程中,切忌“好高騖遠”追求城鎮化率指標,設置脫離實際的人口發展規模。應充分考慮不同代際人群的消費特征,在商業網點選址、體量、空間形態等具體指標制定時,遵循科學化、市場化的基礎。
在商業網點的空間布局過程中,切忌機械照搬中心地理論,設置千篇一律的商業空間體系。應充分考察本地的自然與歷史文化邊界,形成傳統與現代商業空間的有機聯絡與過渡。
在商業網點的空間形態設計過程中,切忌盲從發達國家(如北美)的商業網點形態變遷規律。應積極形成互聯網思維,重新審視零售型商業網點的多元內涵,鼓勵創新的商業空間形態(例如基于O2O的體驗經濟);擺脫產業型商業網點發展的定式思維,積極探索導入成熟互聯網平臺,激活城市產業,給“小人物”以“大機會”。
(作者系城市戰略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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