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正值“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 “新文化運動”也成了學界和出版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這本新作《“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就是從報刊和出版的視角來看一百年前的這場思想運動，該書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陳平原教授看來，大眾媒介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于“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刊載《“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一書中的《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節選），標題為編輯所擬。該文是陳平原教授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客座時的專題課錄音整理稿。

        討論晚清，從政治史、經濟史、文明史、宗教史、交通史等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其采用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會有很大的區別。我這門課主要關注晚清文學和文化，會有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會鎖定什么樣的特定對象，必須有所交代。先說學界已有的研究思路，大略說來，不外以下四種。

        第一，談文學與文化，晚清中國，最突出的潮流，當然是借鑒西方文化。這就是諸位很可能十分熟悉的論述思路，從譚嗣同等人撰寫“新體詩”說起，關注黃遵憲、梁啟超等如何在詩文中描摹、歌詠新事物，比如電報、輪船、議院、國會等。再進一步，將西洋器物與“歐西文思”結合，于是有了“新文學”。從“歐西文思”如何進入中國并影響中國文學的走向這一角度，解讀晚清文化與文學，這一思路，從1920年代就已形成。

        第二，從1930年代開始，由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的傳播，很多文學史家開始關注小說、詩歌、戲劇中體現出來的社會生活的變遷。從這個角度進入中國文學研究的，不妨以阿英的《晚清小說史》為代表。此書1930年代以后不斷修訂重版，影響很大。借小說、歌謠、傳說以及戲劇等，勾勒并詮釋晚清七十年的風云激蕩，這思路到現在還有生命力。

        第三，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由于特定的意識形態需要，大陸特別強調文學作品“反帝”“反封建”的意義，于是關注太平天國的文書、義和團的歌謠，或者捻軍的故事等，姑且稱之為被壓迫民眾的文學想象。這一研究思路，面臨很大的危機，還不是“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太平軍、義和團等就那幾首歌謠，只能轉而搜集乃至創作“民間故事”。

        第四個研究的方向，我稱之為“現代化想象”。所謂“現代化想象”，即認定晚清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向西方學習，從早年的洋務運動，到后來的提倡思想啟蒙，不管是器物還是精神，都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發展壯大的。這里包括真假的“現代化”與真假的“文明”，李伯元小說《文明小史》以及《官場現形記》等，對此有很生動的表現。這兩本書，一般人喜歡后者，但就對晚清社會的表現以及“現代化想象”來說，《文明小史》更適合作為研究的樣本。

        談論“現代化想象”，當然必須特別關注西洋文學進入中國。1898年林紓譯述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所謂“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不只是茶花女的悲苦命運，讓中國人傾心的還有小說的表現手法。不過，有一點必須提醒諸位注意，早年介紹進來的西洋小說，大都是人家那邊的通俗小說。通俗小說變了一個環境，成為士大夫的案頭讀物，乃至影響了中國文學進程，這時候，“俗”也就變成“雅”了。我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里，曾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這四種思路，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假如希望找到一個兼及物質與精神、文化與文學、內容與形式的研究方向，我會特別推薦“報章研究”。在我看來，近代報刊的出現，是整個晚清文學與文化變革的重要基石。可以這么說，報章作為一種傳播媒介，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媒介并不透明，本身就帶有信息，這點，讀現代傳播學的，大概都能理解。這一點，很像1980年代的談論“有意味的形式”，即承認所謂的“文學形式”選擇，本身便隱含著某種審美趣味，或者說“形式化的內容”。

        這一思路，當初被譏為空洞花哨的“形式主義”，現在已被廣泛接受。稍微認真觀察，我們便很容易注意到，從明清版刻到近代報章，這一轉折，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涉到傳播形式、寫作技能、接受者的心態、寫作者的趣味等，實在是關系重大。文人著述，不再是“藏之名山，傳之后世”，也不再追求“十年磨一劍”，而是“朝甫脫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內，遍天下矣”。這種文學生產及傳播方式的巨大改變，讓當時中國的讀書人，既興奮，也惶惑。

        

        我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以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等書里，再三談論過這個問題，下面我還會提及。只是在正式討論之前，我先引述三段話。

        第一段，摘自1901年《清議報》第一百期上《中國各報存佚表》，那是晚清很有預見性的名言，只可惜無法考證作者。這段話在我看來，很有象征意味：“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近代的報紙、雜志出來以后，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章體式全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段，黃遵憲看了章太炎發表在《清議報》上的文章后，說了一句話：“此文集之文，非報章之文”。報章自有其獨特的文體，不同于此前的專門著述，這一點，今天看得很清楚，當初可是不太明白的。在黃遵憲看來，章太炎文章太古雅，一般人讀不懂，那不是報館文章的正格。

        第三段，梁啟超讀了嚴復譯述的《原富》后，寫文章推介，說這書譯得很好，只是文章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一般讀書人看不懂。嚴復回信說：我是為有文化、有教養的人寫作的，不想遷就市井鄉僻不學之徒，我們應該努力凸顯“中國文之美”，而不是隨波逐流，寫鄙俗的報館文字。

        這三段文字，都說明一個問題：報紙雜志出來以后，當時中國的讀書人，都明確意識到，我們的文章在變。至于是變好還是變壞，取決于各自不同的文學趣味。這里所說的“文體”，應該涵蓋詩歌、文章、小說、戲劇等。傳播方式不同，信息也隨著變形；同樣，文學發表途徑變了，其風格也不能不有所轉移。

        整個20世紀，絕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都是在報紙、雜志上發表，然后才結集出版的。一個人從沒有發表過詩，突然出了本詩集，這種情況有，但不多。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作家，多多少少總跟報紙、雜志有關系，好多本人就介入了報刊的編輯業務。第三，報紙、雜志往往成為推動學術潮流和文學潮流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報刊適合于“造勢”。文學要革新，學術要進步，需要集合一些同道、提出一些口號，以推進文學及學術事業的發展，這時候，個人著述的影響力，遠不及報紙、雜志來得大。第四，報紙、雜志成為集結隊伍、組織社團以交流思想的主要陣地。

        假如諸位讀唐詩、宋詞，你就會發現，詩酒唱和是一種很重要的手段；晚清以降的文學，則主要以報刊為中心來展開。比如，新文化運動后，北京的讀書人喜歡在中山公園里的來今雨軒聚會，報刊編輯也喜歡借此組稿。思想傳播、人際交往、社團組織，還有各種文學情報的交換等，全聯系在一起。所以，假如要談晚清以降中國文學或文化的發展，一項重要的推動力量，就是報紙雜志。

        這么一來，很容易推導出一個結論：研究古代中國文學，可以文集為中心；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學，則必須把報章的崛起考慮在內。你研究杜甫，可以主要依據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等個人專集；可你研究魯迅，死抱住一部《魯迅全集》遠遠不夠，除了細讀本文，你必須考慮他每篇文章的生產與傳播。在我看來，這是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大差異。

        我曾經說過，最近十年，假如研究中國文學，最具挑戰性、也最有發展潛力的領域，一是先秦，一是晚清。為什么？因為出土文獻及各種考古新資料，使得我們對先秦的歷史、思想、文學的看法，發生了很多變化。至于晚清，則是目前正逐漸成形的報刊研究熱，使我們得以將文學作品置于新的生存空間，展示其不同于古代文集的性格。

        記得史家陳寅恪在給陳垣的《敦煌劫余錄》寫序時，提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材料，用這些“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方才構成“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對新資料、新方法、新問題沒有興趣，或者說一點感覺都沒有，只能說是“未入流”。這么說的話，最能體現“預流”的，應該是像陳寅恪表彰的王國維那樣，將地下文物與地上資料相印證。可以說，考古學是這一百年來中國人文研究領域里成績最大的，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于整個中國上古史的想象。而且，你不知道地下還有多少隨時準備出土的好東西！所以，考古學成果日新月異，做古代中國史的，無不眼睛睜得大大，生怕錯過了重要的史料。

        可話說回來，你如果研究的是宋元以降的文史，考古資料的重要性相對小得多。你肯定會問我，研究晚清，新資料在哪里？我很喜歡晚清文人孫寶瑄的一句話：“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出土文獻當然是“新資料”，但此前不被學界關注、由于眼光變化而進入視野的，同樣是“新資料”。換句話說，你能讀出新意，死東西也能變活。像舊報紙、舊雜志，早就存在于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就看你會不會用。在我看來，晚清以降的文史研究，不能只讀作家或學者的文集，必須同時關注報刊、檔案等，這樣才能擴大視野，以“新資料”研究“新問題”。